导论
冷战终结之后，中国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大力推动多边外交的发展。其中，地区主义外交成为多边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1991年，中国加盟了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1］39－42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应运而生。2001年以来，中国更是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而且在亚太地区合作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中国外交攀上了“新高地”。①基于以上事实，学界把1990年代看做中国地区主义外交的转型期。②
然而，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认识到承担国际责任并参与互信合作的重要性了。③1980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加盟国，并于1986年提出复归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申请，而且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④同年，大陆与台湾地区一道成为APEC前身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nference，简称PECC)的成员国。①从以上外交过程来看，在1980年代，中国就已然开始通过参与多边合作来摸索对外政策的转型之道了。当然，这与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1982年，中国政府就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执行经历了长达7年(1978—1985)的调整期。［2］38－51
在这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转型从各种维度表现出来。其中，加盟PECC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转型的功效体现。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参加到亚太地区合作中，使PECC扩大成为涵盖亚洲冷战两大对立国家中美的最初的地区合作机制，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安定。并且，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参加的形式(奥林匹克方式)被APEC沿用，影响到APEC的构成。
关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已经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或是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相关联，或是与反苏战略、改革开放相结合，②虽然说明了政策形成的思想源流和动因，却没有分析政策产生的效果。此外，1980年代中国多边外交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③而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研究则少之又少。虽然曾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的杨成绪撰文介绍了PECC使中国融入太平洋经济圈的简史；［3］11－18
伍兹分析了在中国加盟PECC过程中“认识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功能，特别强调了PECC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埃里克·特里格(EricTrigg)的作用；［4］129－136千叶把焦点集中在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梳理了当时中国学者的认识，试图反映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化；［5］高木则认为，中国为了对抗苏联，才在1986年加快了参加PECC的进程。④可是，这些研究没有解释中国到底缘何加盟PECC，在加盟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型有怎样的关联，又对中国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加盟PECC进程的深入剖析，回答这些问题。
一、“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的中国定位
PECC是由政府、商界和学界共同组成的准政府间组织(quasi－governmentinstitution)，［6］8－10其根源是1978年，当选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政策。这一政策涵盖了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旨在强化亚太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大平正芳为此成立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任命常年推进亚太地区合作的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为组长，讨论构想的具体内容并制定了发展方案。1980年，大平正芳访问澳大利亚，与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达成共识，联手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实现。1980年9月，在日澳共同提案的第一次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堪培拉研讨会)在堪培拉召开。1982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二次研讨会上，会议被正式定名为PECC。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特别提出了“开放的地区”的理念，即它绝不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地区主义构想。［7］17－24
1970年代，随着与西方阵营敌对状态的消除，中国正逐步向“自由主义”国家集团靠拢。在此背景下，大平正芳把中国作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对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中国毕竟是刚刚走出“文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未来也不明朗，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亚太地区经济没有太大影响，所以，研究小组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型课题”来处理。［8］2
他们认为，中国的未知因素很多，应作为例外来处理。现阶段还以市场经1济国家为主要讨论对象。①
与此相对照，中国政府却明显表示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1979年3月，中国驻澳使馆派代表参加了在堪培拉召开的太平洋地区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中国驻美使馆派代表列席了1979年5月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召开的研讨会。到1979年10月，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先后两次询问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的进展情况。②1980年9月，中方代表应邀参加了堪培拉研讨会。［4］130
关于堪培拉研讨会，中国外交部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长韩叙指出，不希望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忽视中国的存在。③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1977年到1985年，中国的进口以年均25%、出口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9］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加盟问题逐渐成为PECC成员国讨论的重点。1985年，特里格提出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解决中国加盟问题的建议。最终，在1986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起成为PECC的成员国。
二、中国国内对亚太地区合作态度的转变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之后，中国学界很快显示出对这一课题的强烈关注。1979年，刘万镇撰文指出，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是日方提倡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动因。［10］
1980年，陈锋指出，苏联威胁和国际政治形势的不安定会阻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发展。［11］此外，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背景、内容及经济原因进行分析的文章。④在1982年4月澳大利亚举办的研讨会上，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强调，亚太地区合作发展潜力巨大，不应排除中国的参与。［12］342
早期的论述大部分相对客观，分析日本的动机和亚太各国反应的研究占了主要部分。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经济特区，新批准了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此背景下，把中国的现代化与亚太经济相结合成为1984年以后关于亚太地区合作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例如，罗元铮论述了太平洋地区各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资［13］。王曰痒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14］153－157
章粟强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亚太经济合作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同时，还给予了中国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应该着手准备参加亚太地区合作。［15］4－7
学者们的观点既是政府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反应，同时也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把改革开放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并积极地参与到亚太经济合作的讨论中。1984年1月29日，在中国未来研究会学术座谈会的讲话中，童大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强调，应该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发展相结合。［16］11－12
1984年9月25日，宦乡在上海的研讨会中指出，太平洋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17］1118－111912月，宦乡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的现代化”研讨会，［18］64－65在会上他强调，中国应该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积极地参与到亚太地区合作中。［14］1－8
宦乡作为国务院对外政策研究专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他的积极姿态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是关键的。⑤1985年6月，赵紫阳为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送去了祝辞。［19］
1986年11月，亚洲太平洋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走向2000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北京会议”，来自日本、东盟等15国和1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赵紫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政府将在坚持相互尊重、强化交流、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的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20］620
1986年11月，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中国加盟了PECC，宦乡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1987年，宦乡成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第一任会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态度是在1984年到1986年之间发生变化的。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将目光投向了亚太地区合作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加快了中国参与PECC的进程。
三、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提出
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经济改革派成为主力，然而经济路线的对应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了经济特区，并新指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第一家合资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中国开始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并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同一时期，沿海城市也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这进一步的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性。中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为改革派注入了更大的力量。
在外交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反霸权外交。对越反击战成为反霸权外交高潮的同时，也是中国转向独立自主外交的分界点。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修正反苏外交路线。担当这个任务的是胡乔木、宦乡以及李一氓统帅的中联部。［21］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表明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立场。宦乡在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诠释了“独立自主”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树立并发展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第二是强化与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团结合作；第三是反霸权、拥护世界和平。以上原则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事实上停止了支援第三世界非共产主义的行为。中国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会对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起到促进作用。如前所述，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转型是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实现的。这一时段与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到中国加入PECC的时段相重叠，而在中国参加亚太地区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宦乡也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形成的核心人物。因此，可以说中国加盟PECC与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紧密相关。
在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旗帜下，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进双边首脑外交的展开。1984年1月，赵紫阳访美，促进了中美相互理解，为中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445
4月26日到5月1日，里根总统回访中国。领导人的互访把中美关系推向新的高潮。同一时期，中日关系也进入了“2000年交往史中的最佳状态”。1983年，胡耀邦访日，确认了中日关系四原则。1984年3月，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访问中国，提出从1984年到1989年为中国提供4700亿日元贷款的构想。［22］132－133
1984年2月和1985年5月，澳大利亚首相鲍勃·霍克两次造访中国。1985年4月，胡耀邦回访澳大利亚，强化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澳等亚太发达国家开始积极推进中国加入亚太地区合作之中。
四、改善与东盟的关系
改善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对于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东盟各国最初对中国的加盟充满疑虑。1983年11月，在巴厘岛召开的PECC会议中，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坚决反对中国加入［5］。中国曾经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所带来的恐惧是他们反对中国加盟PECC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担心中国会与他们争夺来自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23］
事实上，日澳共同推动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行动也遭遇了东盟的冷遇。在1984年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一直对PECC持有怀疑态度的东盟各国终于表现出积极姿态，这才使亚太地区合作看到了新的希望。
从197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好转。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并与泰国签署了贸易协定。［24］271－274
1984年1月1日，中国在文莱独立之后立刻予以承认。1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访问北京，就加强经贸、科技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中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2月，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马来西亚，1985年11月马哈蒂尔总理回访中国。新加坡虽然直到1990年未与中国恢复邦交，但是李光耀于1975年、1980年以及1985年三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与赵紫阳也分别于1978年和1981年出访了新加坡。1981年中、新互设商务代表处，1985年两国实现通航。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改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与东盟“超级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了。早在1950年，印度尼西亚就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到1960年代中期，苏加诺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在激进民族主义掩护下急速“左”倾化，最终退出联合国，与中国确立了被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同盟关系。［25］i－ii
可是1965年，经屠杀共产党的“9·30事件”上台的苏哈托开始仇视中国，1967年10月30日两国断交。直到1982年中国宣布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印关系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85年4月，外交部长吴学谦参加万隆召开的3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中印断交以来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中方高级代表团。吴学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向印度尼西亚传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中方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政府愿意与印度尼西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希望在经贸及科技文化领域开展平等的互惠合作。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两国人民利益一致，有利于东南亚及亚洲全体的和平与稳定。［26］
对此，苏哈托也在会谈中对中方改善关系意愿做了积极回应，他指出，应基于“万隆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同年7月，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新加坡签署了贸易谅解备忘录，恢复了中断18年的中印直接贸易关系。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改善成为中国加盟PECC的关键。1985年，当中国加入PECC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印度尼西亚的PECC代表瓦南迪强调，原则上不反对中国参加PECC，但是中国的即刻加盟可能会给修复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添加障碍，中国加盟问题应延迟至1986年的温哥华会议以后讨论。1986年6月，加拿大外交部长克拉克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特马贾举行会谈，并取得了印度尼西亚方面的让步。［4］134
在随后11月召开的温哥华会议上，中国顺利成为PECC成员国。
五、台湾地区加盟PECC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加盟PECC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参加成为难题。台湾地区很早就表现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并派观察员参加了1982年的曼谷会议和1983年的巴厘岛会议，而且正式提出了加盟申请。1985年，特里格提出采用“奥林匹克方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加盟问题。他分别与台湾的辜振甫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进行会晤。［27］
1986年，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中国大陆最终与台湾地区以“奥林匹克方式”加盟PECC。1991年，中国加盟APEC之际，也沿用了“奥林匹克方式”。“奥林匹克方式”的实现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之后，美国制定的“台湾关联法案”，使台湾地区意识到美台断交并不意味着自身的“灭亡”。［28］132
进入1980年代，台湾地区逐渐软化了对大陆的强硬姿态。从1982年开始，台湾地区不再称北京为“共匪”，而改称“中共当局”，同时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29］32
在此基础上，蒋经国开始推行“实质外交(substantivediplomacy)”政策，强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层面上，台湾地区开始寻求在国际组织中与大陆的共存政策，以“中华台北”的名称积极参加国际机构。［30］62－63
与此相呼应，1984年9月26日，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回归祖国大陆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再次言及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在加盟国际组织问题上对台湾地区“让步”的契机。
其中，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对台“让步”的很重要的例子。1983年2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同时要求亚洲开发银行取消台湾地区的会籍。可是，美国坚决反对驱逐台湾地区的代表，并声称如果台湾退出，将重新考虑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赞助问题。1984年1月，赵紫阳在访美之际表达了“妥协”的意向。1985年11月26日，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决定以“中华台北”的名称保留台湾地区的地位。1986年3月10日，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新成员［31］231－234。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国际组织的形式被称为“奥林匹克方式”。1986年11月，在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前例影响下，中国与台湾地区一起加盟了PECC。
结论
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认识到创造和平环境对于改革开放政策顺利进行的必要性，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援，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贸易、投资机制，以获取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与建议。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巩固了改革派在中国国内的地位。［32］16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PECC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加入的紧迫性明显降低。并且，作为地区组织的PECC在1982年才正式成立，直到1984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前，东盟各国的态度十分的暧昧。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担心在未来的亚太地区丧失“发言权”。［33］219
从1984年起开始把亚太地区合作视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对加盟PECC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此后，以加拿大人特里格的邀请为契机，在改善台湾关系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加盟了PECC。加盟PECC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政策成功转型的结果，同时，也加快了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进程，使得中国在1991年加盟APEC时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利用APEC的平台，1990年代，中国以经济大国化为背景积极开展了地区主义外交，稳步提高着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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