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原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形成并发展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创造辉煌，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明确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为己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为了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掀起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潮，并成为大革命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湘鄂赣广大农民的参与，使得这一革命运动内容更加充实。党在这中间研究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和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多的是群众观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观点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逐步形成党的群众路线。1929年9月，由周恩来、陈毅参与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员的指示信》中，针对红军的筹款问题、给养问题以及没收地主财产等问题，曾三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必须时时注意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才能在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的重要思想。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好的要求，比较全面地孕育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最终得以成熟，形成了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等。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这个决定标志着群众路线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群众路线进一步论述道：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过去局部执政的党转变为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1955年7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样，就把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的原理”。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对群众路线的误解与歪曲，刘少奇强调指出，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惟一方式是错误的。这是对群众路线的又一深刻认识。但在以苏为鉴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脱离群众，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脱离群众路线，中国人民历经了十年“文革”浩劫。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坚持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重申了党的群众路线，并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的风波，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郑重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并提出“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面对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越是改革攻坚，越是面临困难，越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于2006年制定并要求全党贯彻《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就总体要求、主要方式和加强组织指导进行了具体规定与要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2013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把转变工作作风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党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背离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要遭遇失败，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损失。当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各项工作和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践行为民的宗旨。忠诚地践行党的为民宗旨，不是无根之木，亦不是无源之水，而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权力观和方法论为先导为支撑。首先，群众路线给了我们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如此我们每一位党员才能发自内心的敬畏群众，尊重群众，才会真心实意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自己有缺点，就也不怕群众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的。其次，群众路线给了我们正确的权力观，即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共产党人，只有如此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再次，群众路线给了我们正确的方法论，因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换言之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只有如此才不会好心办坏事、好心办错事。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权力观和方法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时代最强音，才不会停留在口号上，才不会是空谈，而变成全党实实在在的行动。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发扬求实的作风。求实的作风是党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和科学精神。首先，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对人民“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甚至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只有如此才能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才能预防和及早纠正可能犯的错误，才可能不犯大错误、少犯大错误，对小错误随时改进，并把自己的认识与实际工作无限接近。其次，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绝不能决不能用手中的权力损害群众的利益从而为自己谋求私利，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最高的原则，真正做到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号召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正所谓无私则正，无欲则刚，无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群众路线要求务实落实，求真贵在务实落实。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任何工作措施可以订上千条万条，但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落实上。如果落实工作抓得不好，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也会落空，再伟大的目标任务也实现不了，再好的群众利益也不能实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保持清廉的政治本色。清廉是执政的群众基础，是提升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执政者的政治形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蔚然成风，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鲜艳旗帜，出现了毛泽东所讲的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十没有”，即“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人民也发自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用最大众的语言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用最淳朴的情感写出了“人民救星”。当前，由于长期执政，居功自满和贪图个人享受等消极思想泛滥，党内腐败问题已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历史周期律”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懂得脱离群众、贪污腐败是足以亡党亡国。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培育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阶段，要求党和政府“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举措”。“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同时协调好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营造宽松良好的创新环境，那就没有什么共产党人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共产党人战胜不了的险阻。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树立必胜的信念。必胜的信念，是党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在我们党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把它内化为不断向上的精神动力，外化为不断探索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必胜的信念，不是盲目乐观，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方向，是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建立在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科学性统一的基础之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遭遇了两次失败，取得两次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遭遇了三年困难、十年“文革”，但是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走出了改革开放、浴火重生的光明大道，这些历史告诉我们, 群众路线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优势和法宝。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要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一切极端主张，坚信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这样才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最终把我们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唐朝初年，魏征在上唐太宗疏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换言之，统治者不能离开老百姓，老百姓却并不要依赖于某个统治集团。这一认识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群众观，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尚且能认识到这一辩证关系，我们这个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与实践，只有如此，历史和人民过去选择了我们，现在依然选择我们，将来也选择我们。
传说恺撒大帝临终时告诉侍者：“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伟大如我恺撒者，死后也是两手空空。”说白了，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乍看惊富贵，凝视即云烟”，时光流逝，惟真心真情不变，惟平淡平常为真。
一位落马者刑前就曾追悔说：“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陈云认为任何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并写有“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条幅以自警。“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不题词，不吃请，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采访，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接受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等，世人赞他“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追求的“名”是“共产党员”这个光辉“名称”，追求的“利”是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为“大名利观”，值得我们铭记萦怀，并为之追求不息。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革命成功，尽在民众”的观点，教育党员干部“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成功进行了延安整风，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事业在艰难困苦中星火燎原，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的成效保证了党的宗旨的实现，使我们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凝聚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伟力。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我们正是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的政治优势，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要从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做起，坚持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坚持打铁自身硬、正人先正己，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把自己摆进去，高标准、严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真正做到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能搞闭门修炼、体内循环，也不能搞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认真倾听群众意见、有序组织群众参与、虚心接受群众监督，以群众意见评价活动成效，以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使活动更加符合群众意愿、体现群众需求。
毛泽东同志曾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作过专门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页）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近平同志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