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政府主导各项社会建设是追赶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加快完成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在资源分配中的关系处理不当而引发矛盾也在所难免，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政府既与民众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同时又是化解利益矛盾的调解员，地方政府处于这种境地的最前沿，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随之发生。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基本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人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在推进经济繁荣、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地方政府和一些职能部门在执政过程中的不当，势必影响其形象和公信力，引发信任危机。
（一）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质量的不信任
所谓公共品是指政府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的，用来提高社会福利并满足公众需求的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与公众的期望值之间还有相当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为当地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引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一是地方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当货真价实。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决策方面，要考虑公众的期望和诉求，不能盲目决策和上马。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不能为了政绩而搞“面子工程”，为了赶进度而搞“豆腐渣工程”，给地方政府信誉带来严重影响。二是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引发的不信任。如环境保护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使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三是地方政府职责缺位、错位、越位等引发的不信任。权力超越边界和未到边界都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重要根源，具体表现就是一些本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却以各种形式转嫁到公众身上，本该由这个部门履行的职责实际却由另一部门履行，本该由一个部门就可以负责到底的事情却是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本该由市场调节的事情地方政府却插手其中，进而引起公众的不满。
（二）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行为的不信任
地方政府公务员是沟通民众和政府的桥梁，公众很容易把他们的素质和行为与政府联系起来，或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是政府指使的。一些公务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声誉，引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一是暴力执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是不是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公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近年来由强拆引发的自焚、伤人事件以及城管殴打小商贩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二是贪污腐化引起公众的强烈鄙视。少数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贪污腐败，这是公众难以接受的。“表叔”杨达才、“房叔”蔡彬等贪腐问题令公众严重不满，也严重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形象。三是言行不当引起公众舆论哗然。言谈谨慎体现着公务员的优良素质，行为得体体现着公务员的优良作风。然而，温州动车事故中铁道部发言人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答复、雅安地震中官员关于楼房抗震“震级和烈度差异说”等，引发公众不满，这些都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三）公众对地方政府事件处置结果的不信任
针对突发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要么过早下结论导致与事实不符，要么把事件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要么避重就轻无法让群众信服。事件之后的应急处置本也无可厚非，但处置不当只能使公众对地方政府更加不信任。一是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结果不满意。群体性事件大都与一些地方政府在执政中损害公众权益密切相关，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公众对地方政府处置问题的结果不满意的表现，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又会进一步引发公众更深程度的不满，从而使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二是公众对地方政府处置涉事人员的结果不满意。三鹿奶粉事件涉事官员复出引发公众不满，毒胶囊事件中对涉事人员的处理不被公众信服等，这都使得政府信任更加受到社会质疑，政府形象遭到严重损害。三是公众对地方党委政府组织人事变动不当不满。如河北29岁县长事件、山东“80后”当选中国最年轻区委书记、最年轻市长再获提拔、湖北26岁县委常委事件，均遭到公众的严重质疑。但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往往是取消被提拔任用者的现有职务，而对于其他涉事人员不处罚或处理过轻，引发公众的不满。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成因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既有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又有政府自身不足因素的影响，还有公民主观因素、媒体因素等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多元化的背景因素
在改革进程中，阶层不断分化，利益矛盾纷繁复杂，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个人主义凸显，集体主义淡化；收入来源多元化，资金、技术、特权等都可能成为收入的来源；利益需求不断膨胀，实现手段也竞相迸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这个社会的利益主体之一，也存在自己的利益“。它至少包含着三个层次：辖区利益、政府组织及部门利益和官员个人利益。现实中，政府行为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政府必须履行其名义上承担的职责，为维护社会秩序，界定并形成产权结构竞争合作的基本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物品，造福民众。另一方面，为维持政府组织、部门及政府官员的利益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所能分配的收入，扩大自身作用的权限”（季燕霞：《博弈的天平——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与利益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就是面对辖区利益、政府组织利益、官员个人利益等实现目标的时候，无法很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同级别地方政府、经济主体以及普通民众的关系。其一，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注重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当前注重官员政绩的情况下，往往安享眼前利益，将问题留给中央，对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半推半就，甚至不作为。其二，在与同级别地方政府相处的过程中，在招商引资、占有资源和环境维护等方面产生了很多矛盾，影响了政府形象。其三，有些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联手，掠夺社会资源，占有社会财富，引起民众不满。地方政府在运行过程中与广大民众产生直接利益冲突，政府与民众利益错位，并且将压力转嫁给民众，有的还使用欺骗或者暴力手段，强迫民众屈从。这些都会使民众产生被剥夺感，造成民怨积压，从而滋生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二）地方政府运行中的主体因素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把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推给环境的变化是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缺位。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机构开始从以保密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模式向信息公开的现代模式转变。但是，这一条例在推行过程中也举步维艰，问题颇多，主要表现为：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信息公开渠道不畅通，民众获得信息的难度和成本加大。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影响。二是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自身建设的缺位。主要表现是公务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能尽职尽责，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给国家、民众带来重大损失。另外，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腐败问题严重，给国家资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破坏了地方政府形象，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三是行政监督机制的缺位。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行政监督机制的缺位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引起官民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低。
（三）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导向因素
新媒体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即“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如地上传、发布、转发、评论信息；而基于论坛、博客、微博客等新媒体的应用，个人所能影响的范围大大拓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虚拟环境中更为直接和频繁，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逐渐改善，普通人也可能具备足以左右舆论走向的‘话语权’”（黄河：《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信息片段就有可能促发一场声势浩大的舆情危机或公共危机事件，这也使得我们的社会步入了危机常态化的时代。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网络群体在社会监督、动员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网民主动捐款、捐物，数字一度达到惊人的程度，有的组成志愿队，积极投身抗灾工作。但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一些民众会受到从众、群体极化等群体心理效应的影响，在网络上对地方政府进行恶意抨击和中伤，放大社会矛盾，形成潜在的或成型的危机状态。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刚刚起步，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排斥新事物，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解决问题。危机产生时又采取躲、封、堵、瞒等招数，使得信息传达不畅，将政府形象破坏殆尽。
三、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应对思路
温家宝曾指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化解我国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推进合作治理，协调利益关系
所谓合作治理，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合作，它是一条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民众充分参与的治理路径。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合作治理，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构建合理的责任机制。在利益分配上，应该界定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界定的依据就是考察公共资源的流向，重新分配责任，考察政府将哪些公共事务让渡给了企业，责任是否转移，企业能否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监管的效果怎样，公众能否和政府、企业进行有效互动，达成共识；在观念上，政府、企业和公众应强化自身的责任，通过组织的使命建设、相关的制度和行为准则等开展共同行动；在责任监督上，要建立责任评估问责体系，包括上级部门和司法部门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监管和评估，关注是否存在寻租、行贿现象，治理目标是否实现，政府监管的责任是否到位；对相关利益相关者的评估，关注是否对其要求和建议做出及时的反馈。二是完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首先要建立冲突化解机制，采用多元合作治理的模式，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消除利益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第三方优势，发挥其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摩擦的“润滑剂”作用；其次要建立资源保障机制，使利益相关者共同配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合作行为的持久性，保证各治理主体实现合作目标。三是构建公民意识培养机制。在转型期，我国确实存在利益分配等很多客观问题，但是也有民众意识的问题，比如公民意识不强、利益维护方式不合法等，都会引起官民冲突。合作治理的顺利实现需要公民运用现代的眼光看政府，运用现代的方式维护权利、履行义务。民众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是一种意识的跟进，只有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的民众，才能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合作治理的实现。培育公民意识除了通过教育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手段。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应当尽可能地与社会组织、民众一起协调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促进合作与和谐。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当前，中国社会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着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反映了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张康之：《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一是完善相关制度，追求公平正义。制度是权利的保障，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去除自身的不足，获得民众的拥护。面对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地方政府要重新设定政府制度供给的方向、进程、方式和内容，以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二是发展电子政务，确保信息对称。电子政务是应用高科技加强勤政廉政建设、预防官僚腐败的强有力手段，它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确保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对称，准确、快捷地化解因为误传、误解而引起的地方政府信任危机。我国中央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建设迅速，日趋完善，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建设因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三是促进行政伦理法制化，严惩贪污腐败。目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的作用削弱了，新体制还处于建立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转型与之同步。但从我国现行的行政伦理法制化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或多或少还存在缺陷或不足，特别是中间和下位层次法律规范存在缺陷。这就为很多贪污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严重影响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产生信任危机。要想最大限度地降低贪污腐败行为，减少其给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失，就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建设。四是扩大公民有序的行政参与，优化监督机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其功能在于运用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公共权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所以，社会公众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监督主体，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是否以民意为依据，是否对民意负责，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直接监督。而我国缺乏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直接进行监督的渠道与途径，这是目前地方政府监督机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平台作用
积极发挥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是解决政府信任危机的重要途径。一是公开信息，关注舆论。政府信息的公开是对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维护，它有利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诸多问题，将社会引向良性循环。地方政府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首先在思路上要从单边宣传向双向互动转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更加重视民众的需求，将生硬的官话、套话、空话转变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改变民众被动接受的局面。其次在行动上要主动出击，做到尽量及时有效地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不断扩展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新闻网站和社交网站。同时，必须关注社会舆论，注重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和疏导，并制定配套制度，设立合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要明确责任，规定流程和方法，确定舆情级别，及时制订突发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舆情处理预案。二是疏通渠道，问政于民。当前，地方政府的网络问政还存在渠道单一问题，要开启留言板、电子信箱、网络发言人等渠道，明确运作要素、流程，完善制度建设，精确化、严格化管理。三是打造平台，塑造形象。从观念抓起，让行政人员真正知媒、用媒，只有观念转变了，行动才积极，效果才明显。将媒体与地方的时政方针、具体政策等结合，做到形式灵活新颖，内容可靠稳定，落实准确有力。总之，要切实做到多听、多问、多答、多做、多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