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想先谈几个误区，再谈到底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怎么改。
第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投资拉动造成的，应该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变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这个看法非常危险，因为消费当然重要，它是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希望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但这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消费在当前是需求，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似乎对增长有贡献，问题是劳动生产力没提高，收入不增加，如果以消费拉动的话，那就要开始举债。刚开始可能债不多，还能借钱继续消费。但是积累久了以后，总有一天要还本付息，到那时你生产力水平不提高，收入不增加，从个人、国家来看就是债务危机。现在出现问题的那些国家普遍都是过度消费。
我认为，只有投资才能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因为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只要是有效投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能提高，产出就将增加，在增加产出同时可以拉动消费，继续基础投资，投资又能够带来收入的增加，又可以增加消费跟投资，只有这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国内看，对消费拉动批评最尖锐的是在2008年到2012年这四年。但如果看统计数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段。四年间，我们的平均消费增长是9.2%。原因何在？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的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提供了就业，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当然可以增长。
第二个误区，我们到底应该以投资拉动还是创新拉动？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研发，发达国家大多依靠自己研发。那么发展中国家呢？除了自己研发，还可以引进。这是两种不同途径。
2000年前后，在一次论坛上，李光耀问克鲁格曼，你说我们经济不可持续，可是我们经济增长了。危机之后，我们经济增长还很快。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怎么能做到50年年均50%的积累投资回报率？克鲁格曼被问得哑口无言。
由此看来，发达国家固然有全要素生产力，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年均2%至3%之间。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全要素生产力，但其年均增速也可以接近10%，且可以维持二三十年。所以我认为：把投资拉动和创新拉动对立起来，仅仅追求有全要素生产力的自主研发创新，这是误区的一个方面。
技术创新是重要，但对任何国家而言，技术创新是一个生产活动，而这个生产活动一定是成本低、风险小，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要还有引进消化吸收的可能，那就应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这种方式成本比低，风险小，固然在统计学上面它不会有全要素生产力，但是全要素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支付资本投入，而且风险非常高，平均回报率很低。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误区，把政府跟市场对立起来。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都是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由于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推行这种现代化的大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发展战略要发展的产业往往是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在那些产业里，往往只有政府动员资源直接投资，而且还要保护补贴，这样产业才能建立起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不好，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失败以后，新自由主义兴起，这一流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都是政府惹的祸，所以就推行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认为一切资源配置、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社会保障，其他的应该交给市场。
但现在我们所看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那些国家，其平均增长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低于六七十年代，经济危机频率也比较高。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只强调市场、不重视政府的20年视为“迷失的20年”。当然，我认为经济要发展得好，国家的经济一定要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是什么？就是必须有准确的价格信号。企业在追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可以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而这种价格信号只有在有效竞争的市场当中才能取得。我承认市场非常重要，但承认市场重要的同时，把政府完全抛弃掉，我认为这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谈一些不同看法。这几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有个疑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如果是个真命题，问题在哪里？张军做的研究发现，这几年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被低估10%左右。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消费增长慢，恰恰是我们投资占GDP的比重太高。消费实际上增长很快。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基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中国要从出口转向内需，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个自然过程是什么，投资还能不能再保持高速增长？我们把投资分成三块来分析：第一是企业投资，如果外贸出口已经到了顶峰，我们企业投资就会下降。第二是政府基建投资。经过一轮基建投资，高速公路、城市大楼、广场都快建好了，还能再维持下去吗？这个投资下降是一个自然趋势。第三个是房地产投资，但房地产还能维持几年？通过以上三块，你就能发现：在未来几年，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经济随之减速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补充一下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这三个误区里面，最深的可能是第一个误区：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李维森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我个人看法这或许还涉及统计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总量统计，我国总的消费占GDP比重是接近50%，但现在学界又有五花八门的说法，所以这显然是一个统计层面造成的混乱。李维森刚刚讲到，如果把消费占GDP比重提高10%到12%，意味着投资占比必须下来。国家统计局在支出法GDP核算上面，投资是一个余项，是减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还原现在投资总量的数据，而且国家统计局从来没有公布过构成这个投资核算的七个分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这是大家讨论所谓增长方式转型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质疑的统计的问题，大家都假设这个统计是对的，在这个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二个，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问题，是不是真命题？因为投资跟消费都是需求，在当年GDP是给定的，你投资多一点，消费就低一点，这是个相对的比率关系。而我们讨论增长的时候所提到的GDP是不断变化的，在其不断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就必须抛弃在需求层面来看消费和投资。现在学界在这一问题上面基本没有反思，就全盘接受，认为你要么是投资驱动，要么是消费驱动，甚至出现所谓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型，我觉得这没有理论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讨论这个误区，我觉得是很大的提醒。很多东西只是因为讲得多了，一般就接受了，但从来没有人检验过它们在理论上成不成立，是伪命题还是真命题。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刚才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三个误区，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大家不要把任何问题绝对化。但我觉得在中国目前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这样的误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误区，相反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新的误区。具体而言，比如说第一个投资和消费，我们说从投资转到消费驱动的增长，并不是说抛弃投资，这是同意的，我们不能忘记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因为投资过度。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马克思说过，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我们现在采取投资驱动模式，带来的分配结果一定是政府和企业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样的后果是：一方面投资越来越高，产能越来越大，但居民没有足够能力消费，必然带来产能过剩的危机。要消除这一危机，就要把GDP中投资和消费降到一个适度的比例。
第二个关于投资和创新的关系，我当然也同意。但必须看到，我们现在的投资过度怎么产生的？现在投资过度，其实林教授也提到很大原因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一方面带来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带来了对于企业创新的抑制，因为环境污染成本低，企业没有动力去创新。
第三点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基础设施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过剩。而这个基础设施的过剩又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产生很大的经济风险。将来应该通过市场的力量，政府需要做规划，后续让市场来做。
我之所以对林毅夫教授一些观点不是很赞同，主要是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的当口，如果提出所谓三个误区的观点，那么刚好迎合了某些政府官员的心理诉求。他们就没有压力、动力推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所以我们看林毅夫这个观点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这样的建议可能会给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
林毅夫：李维森认为投资很重要，但是他认为问题是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我认为，他分析的三个角度是对的，企业、政府、房地产。我们即使现在经济当中已经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还很大。我们过去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连接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集中在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但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地铁、管网，加上环境改善，这些都需要投资。
房地产这方面，我们还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但必须避免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不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农村人变成城市人，需要住房，而且如果说我们收入能够保持7%至8%的增长，收入增加了以后，对住房需求还是会增长。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仍有投资空间，我们仍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
确实，市场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面对结构变迁，就难免有外部性和政府、市场失灵的地方，那就不能只靠市场。政府要发挥作用，应该让我们的经济有竞争力。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我有一个补充，现在讲需求，一般讲物质的东西比较多，但从消费结构来看，未来的消费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非物质型消费，如教育、医疗、休闲等等。
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大潜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教育、医疗产业的发展都没有能够充分地满足社会需要。现在每年有30万留学生出国学习，而且呈低龄化态势。我们文化产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