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7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就把国际关系学界定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深刻剖析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主导权。①
那么，时至今日国际关系研究是否仍然还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大体而言，美国依然掌握
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服务于美国的总体战略安排，但其影响力正处于缩减之中，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与国别特色。当下，随着国际学术分工的逐渐完善、国际关系研究的普及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生态与发展趋势。
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霸权，提出了诸多深刻批评，并试图结合本国或区域特色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其中，国际关系研究的欧洲视角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化进程。现如今，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特色日益鲜明，国别特征日趋明显，学术自主性得以彰显，学术话语权竞争也开始浮出水面。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不仅停留于学术层面，也涉及现实利益的考量。作为崛起中国家，中国不仅受到美国的战略遏制，同时也受到了美国话语霸权的压制，崛起合法性遭到了削弱。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独到而又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国际话语，缺乏说服力，无法获得有效认同，也就谈不上话语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地位。
基于完善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谱系，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本文将具体阐释以下三个问题（：1）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之争的表现、基本特征与趋势；（2）美国的话语霸权如何得以构建，具有哪些基本启示；（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不足与发展路径。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之争
“话语权”概念的提出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影响。福柯指出，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工具，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诸如人权标准、恐怖主义界定、人道主义干预以及核武器扩散等方面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话语权之争。与时代的深刻变化相比，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实践资源相比，中国国际话语权相对较弱，其中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而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对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影响，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话语很难得到广泛认可。在西方塑造的话语体系中，“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国际话语都具备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支撑，很难单纯从政策层面予以有效批评。美国的话语霸权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国际话语权一旦确立，就能够强化国家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一国尤其是大国如果丧失了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话语权不足，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要么失语，要么被扭曲，将严重影响国际形象的塑造，妨碍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政治日益成为话语权政治。近年来，国际话语权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争夺领域。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竞争也日趋激烈。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强调的是各类知识体系围绕影响力展开的争夺。具体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范式（谁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确立及其影响构成了话语权竞争的基本内容。而学术话语权的构建绝非一蹴而就。任何成熟、有竞争力的社会科学都必须依托于丰富的历史资源、深刻的哲学支撑与完善的学科化进程，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例外。
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资源方面可谓得天独厚。现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国际体系源起于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的组织与互动模式。自此，民族国家间的互动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基于对民族国家及国家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欧洲开创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与康德等政治哲学传统，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源泉。这些政治哲学传统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历史进程，孕育出了无政府状态、主权、永久和平等基础概念，开辟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革命主义等理论阵营，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持续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深厚的哲学底蕴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得到了深入发展。基于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构建了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奠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础。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制也日趋完善，各类专业学会、研究机构、学术刊物与时事报刊不断涌现。这些意味着国际关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言之，欧美主导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国际关系学深深打上了西方烙印。而作为欧洲文明的继承发展者，美国更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战之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全面介入全球政治，基于国际战略与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蔚然成风，成效显著。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创新、方法导向与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更是起着支配性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的变迁，当前呈现出研究问题与研究话语权严重不对称的局面。随着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派生了诸多西方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的重要问题，很可能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如中国的和平崛起。而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话语的长期垄断，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甚至往往被曲解；同时由于话语权的丧失，本土学界也无法自主地对本土问题做出有效的理论回应并形成本土知识体系。当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研究无法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有效解释。只有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才能推动理论竞争与创新，完善国际政治研究的知识谱系，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现如今，能够对美国话语霸权构成挑战的当属欧洲国际关系研究。①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萌发，并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将成为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参与者。②
国际关系研究源自欧洲，发展于欧洲，但随着国际权力中心的迁移，二战之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但无论如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源地与实验室，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自成一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研究取向的背离。研究取向指涉的是价值取舍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是判断该研究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而在研究的顶层设计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涉及价值判断，这往往体现为学科的基本假定，例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研究取向能够对研究视角、研究进程与研究结论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关系研究也概莫能外。其中，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不同解读反映了欧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同取向。欧洲学者立足对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大都认为国际关系中虽然不存在中央权威，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无序，社会性因素在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学者则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造就了国际冲突，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手段。于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国际体系是动态演进的，已经逐渐开始从权力政治转向制度合作，倡导全球治理；①而立足于霸权护持的战略考虑，美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权力政治依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②
正是由于对国际关系所处阶段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欧美在研究取向上的背离，进而导致了研究议题的分化与理论流派的竞争。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异。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尤其注重量化分析。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霸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倡导与推广。非实证研究很难获得美国主流学界的认可，影响力有限。而欧洲国际关系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反抗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思潮，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③
欧洲学者并不认同强调主客分离、探求规律的实证解释型研究，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是一门人文学科，无法加以科学量化。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欧洲国际关系学界主张通过规范方法与历史方法来阐释国际关系的内在进程。欧洲的人文研究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一家独大的态势。
第三，研究议题的分化。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方法选择的差异导致了研究议题的分化。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最大的受益者，霸权护持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其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坚持国家中心主义。其中，权力政治是美国研究的核心议题，包括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而欧洲基于对自身民族国家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开始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彰显了国际关系的进化，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全新的理念。欧盟现象已经开始对现有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观、权力观、体系观等提出了挑战，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制度化趋势。当下，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包括制度合作、区域一体化、安全共同体、民主联盟、国际组织等。欧美在研究议题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性；后者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延续性。研究议题的分化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性，打破了美国在研究议题设置上的主导权。
第四，理论流派的竞争。欧美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与研究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整合为理论流派之间的竞争。英国学派、法国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流派。这三大学派各有侧重，但都集中体现了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特色，重视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理念以及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抵制实证主义方法的滥觞。其中，英国学派以“国际社会”为研究基点，核心问题明确、理论体系健全，特色鲜明，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外最成熟的理论流派。而由雷蒙阿隆开创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派则根植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以价值观为依据，区分同质体系与异质体系，阐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准则与行为模式。①
近年来，北欧的和平研究与安全研究异军突起，成效显著，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其中，哥本哈根学派在综合借鉴各类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新视角，提出了安全复合体理论与非安全化理论，在理论上阐明了地区安全的动因，关注欧洲安全结构的变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信心。②
欧洲这三大理论流派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美国学派展开了学术话语权之争。
简言之，欧洲视角的兴起健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推动了理论创新，创造了富有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理论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而随着亚洲国家的集体崛起，国际政治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开始觉醒，深刻认识到当前基于西方历史进程的国际关系研究不足以解释亚洲的国际关系，必须树立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将亚洲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术自觉意识显著提升，研究活力得以初步彰显。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研究要在与美欧等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中获取话语权仍然存在诸多困难。
学术话语权的获取需要苦心经营。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话语权的提升。瑞士、挪威都不是大国，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却远胜于一般的大国。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主导地位也并不是天然赋予，更非一蹴而就，而是深刻把握了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并予以充分落实。因此，要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首先要做的就是剖析它的构建历程并总结其经验、启示。
二 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及其启示
作为一门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美国的话语主导权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存在必然联系。美国战后超强的实力地位使得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主导国际关系的学术进程。美国关注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则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美国霸权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提供了根本支撑。也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地缘重心的东移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削弱美国国际关系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化。
然而，国家的实力地位并不是决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权的惟一因素。英国也曾长期掌握世界霸权，却并未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的实力固然是其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基础，但话语即权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话语权的获取也需要系统规划、统筹兼顾。大体而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可以概括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可度→话语权。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和高效的话语平台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实力地位都是中国所难以企及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构建必须依靠高度的学术自觉加以规划和经营。因此，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平台三个方面深刻剖析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路径，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
美国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行间实现了密集、高效的学术交流，相互砥砺，围绕美国的核心战略需求，推动理论创新。他们对理论研究有着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具体而言，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如下的鲜明特征：
其一，实证主义精神。霍夫曼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美国学者对实证研究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之道便是科学方法的应用。而所谓科学方法，即价值中立的，并将假设的提出及其检验与经验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美国学者致力于将国际关系建设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他们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领域，明确了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逻辑，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以经济学为榜样，他们注重构建简约而有力的理论，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规律性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努力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向“硬科学”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学者的努力，国际关系学科才有了学科自觉，研究者才能够在一套相对统一的话语体系下开展工作并进行交流，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才得以形成，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也由此奠基。
其二，学界与政界联系紧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的互动由来已久，威尔逊总统便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地位空前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应对种种世界性问题，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如何处理核时代的危机……这一系列难题使得美国政界不得不求教于学界。与之相对应，美国学者在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真理性”和“普适性”的同时也并不否认“经世致用”的意义，积极为美国对外关系实践建言献策，并乐于在现实中证明自己理论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知识的交换逐渐转变为一种职业的方式。①
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自然且常见，并形成所谓的“基辛格症候”（theKissingerSyndrome）：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越有力，其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②
在学界与政界的互动过程中，美国涌现了一批具有丰富对外实践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如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Jr.）等，他们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美国的战略需求为导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因如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强烈的“美国中心”色彩，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其三，人才聚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除了著名的德裔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外，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乔治·李斯卡（GeorgeLiska）、约翰·赫兹（JohnHerz）、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等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非美国本土学者。由于哲学思维和个人经历的不同，移民学者不仅带来了新的知识，更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念和视角，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例如，二战期间，摩根索等许多欧陆学者受法西斯迫害移民美国，他们对现实政治残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们的推动下，二战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塑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面貌。各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精英学者在美国的集聚，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话语霸权的又一重要基础。
（二）高质量的话语内容
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为美国话语霸权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根深”还需“叶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霸权的确立，关键在于其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围绕着国家间冲突与合作（或者说战争与和平）这一核心问题，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应然”和“实然”的经典论述为起点，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与制度之争”再到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制度与文化之争”，①美国学者建立了一个严密且丰富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假设与解释路径，并在互相争鸣和融合中刺激理论的进步和创新，理论解释力不断提升，深刻地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在推动理论发展的同时，美国学者还实现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规范化。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在与传统主义的争论中胜出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便致力于通过构建一套完整、系统的科学方法来改变国际关系研究庸俗化和泛化的状况，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严谨、规范的社会科学。这一努力在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达到了顶峰。
华尔兹对理论的评价标准、理论的构建方法以及理论的检验程序进行了完整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这一简约有力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成功设置了一种新的、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标准，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总之，多元的视角、强大的解释力和科学的方法成就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地位。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四次争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标准讲述方式，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足鼎立”几乎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全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居于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然而，美国对国际关系研究话语内容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勃兴与其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求是分不开的，无论三大体系理论还是各种中层理论的构建和演进，无不考虑到美国的战略需要。二战后，美国获取了前所未有的霸权地位，但面临苏联的威胁，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古典现实主义因而占据主导；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霸权面临诸多挑战，国际关系研究转而关注霸权兴衰，现实主义者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衰落必然导致霸权体系的瓦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则强调国际制度在维护霸权体系中的作用，自由制度主义由此兴起；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软权力”理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则体现了美国学者对单极体系中美国霸权的护持以及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战略选择的思索。简言之，美国不仅支配着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方向和研究方法导向，还主导了研究议题的选择。
（三）高效的话语平台
话语平台是话语的传播渠道，是话语权的载体。美国几乎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所有主流话语平台中都享有优势甚至是垄断性地位。凭借对话语平台的掌控，美国一方面能够使自己的话语内容得到高效传播，一方面也得以限定研究路径和议题选择，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平台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术团体为目标，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国际问题学会向其提供年度报告。①
实际上，从该学会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与其他国别或地区性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的定位差异。目前，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已经发展成一个代表世界80多个国家，拥有5800多名成员的顶尖国际关系学术团体。②
此外，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还组织大量高水平学术会议，如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年会，每年都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参会，且会议规模庞大，每届讨论小组可达800个以上，代表了国际关系研究顶尖水平，主导着学科的发展趋势。
其次，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例如《，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等一系列学界公认的权威性杂志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的核心平台，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关键支撑。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次重大学理辩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都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平台。学术期刊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通过对学术论文的甄选，学术期刊还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研究路径、议题选择和研究方法的界定者，只有符合它们要求的研究才能进入主流视野，产生影响力。据统计，2007年《国际组织》和《国际研究季刊》上美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分别占总数的83.2%和85.4%，欧洲学者则分别占6.4%和4%；在研究方法上，三种理性主义研究（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以及定量研究）总共占《国际组织》的68.4%、《国际研究季刊》的73.2%。①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主导权。
最后，发达的教学研究机构。霍夫曼指出，与欧洲大陆不同，美国的高校较少受到传统精英教育思维的束缚，灵活性和竞争性强，其多样性保证了优良的专业研究水平。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大学政治系设立较早，发展成熟。美国的大学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基地，美国的教学和研究过程实际上已融为一体；尤其在一流的美国大学，一个教授不仅要教书，而且必须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否则很难在激烈的位置竞争中保留一席之地。②
由于优秀学者的聚集，美国高校国际关系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十分完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接触到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的思想观点，在学术争鸣中深化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因此，美国高校不但孕育了高质量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更为美国和世界各国培养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研究人才。当他们学成归国后，自然就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拥护者和传承者。他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同样促进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渗透。除高校外，美国还有众多的社会研究机构，它们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基金会和智库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类机构。美国的基金会数量庞大且资金雄厚，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开展公共外交，成为美国软权力的组成部分，推广美国价值理念；一方面通过课题和项目资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支持。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等都设有对外交流和学术研究项目。尤其是在资助国外研究者时，基金会往往可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使国外研究者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强化美国的话语主导权。智库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互动的又一重要渠道。美国的主要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中，曾在政府任职的研究人员十分常见。布鲁金斯学会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半数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该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曾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进步中心总裁在为克林顿辅选成功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智库实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许多重要理论都是通过智库这一平台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③
总之，基金会和智库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化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生产出了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高质量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从而使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得到了学界高度认可；而高效的话语平台则为美国的话语霸权提供了保障，美国高校的体制优势保证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基金会、智库的支持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化提供渠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只有接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才能在主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学术声誉。而他们所接受的理论以及研究议题也大多带有浓重的“美国中心”色彩。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象征，成为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体现美国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诉求。①
总而言之，利用话语霸权，美国决定并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本范式。受其影响，国际关系研究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以致理论研究视角愈发狭窄、研究问题愈发琐碎，研究方法不断集中于实证分析，严重妨碍了理论创新。②
因此，打破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三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
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推动力，国际关系研究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和成功经验，蕴涵着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早已超出现有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但由于西方话语的主导以及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中国无法及时有效地将先进理念与实践转化为国际话语，往往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大体也是如此，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原创理论，更多的是梳理与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以致难以获得国际主流学界的尊重和平等对话的地位。就终极意义而言，科学思维本质上是相通的，但不同的文化底蕴、历史进程等往往会赋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不同特色，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分野就是例证。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确实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其问题与理论都来自异国，不接中国的“地气”，也就无法合理解释中国的理念与行为选择。事实上，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重要假定和内容已经构成经验上的反驳，很可能成为理论创新的增长点。①
随着学术自觉意识的强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意识到推动民族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研究对接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如何提炼中国的核心问题，将中国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学派”的探讨经久不衰。无论对“中国学派”持何种观点，都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性得以彰显。话语主体的确立是实现话语权的第一步。这也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进入了由理论评价到理论创造的过渡阶段。那么，应当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呢？话语资源本身无法等同于话语权，只有把国家实力、文化水平、价值理念与外交实践等提炼、转化为高质量的学术话语，才可能获取学术话语权。立足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进程，结合对外传播学相关理论，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可以概括为：
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可度→话语权。话语主体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如果学术研究不具备自主性，也就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创造动力，只能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更谈不上参与话语权之争。而话语主体只有创造出高质量的学术话语并通过适宜的话语平台予以有效传播、推广，才可能获得他者的认可，实现学术话语权。一旦学术话语权得以确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指引导向、鉴定评判与行动支配等作用。②
学术话语权能够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评判研究成果的优劣并对相关实践产生影响。大体而言，学术话语权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接近于范式对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影响。美国话语霸权得以确立的标志就是其研究成为了主流范式，对国际关系研究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自觉意识的提升必将推动中国学界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的积极性。要在话语权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根据话语权构建机制，充分完善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提升学术话语的竞争力与认可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谓先天不足，要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充分借鉴成功者的经验。下面将根据话语权构建的具体环节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构建中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话语主体构建初见成效，内聚力有待提升。话语主体强调的是谁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问题的范畴。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实践经验，再经由文化表象系统的意义建构而升华为问题意识，最终构建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概言之，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在经验的特殊性中寻求理论的普适性。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进程、文化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差异，研究起点自然不同，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到研究的自主性。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把核心问题界定为美国如何主导国际体系。在核心问题的理论化进程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理论与实践得到了紧密结合，创造了得到高度认可的话语体系。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模与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主体意识日益明确，中国视角得以彰显。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认识到打破美国话语霸权，塑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近年来，简单梳理与套用西方理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很难在主流专业刊物上刊发。国际关系类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走出“三大主义范式”的束缚，源自中国的问题意识日益突显。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①
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相当滞后，严重影响了学术分工、学术交流与学术评价，从而无法有效整合力量推动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行会，在研究主体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但三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引导、规范、整合作用仍有待提升，并且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话语创新意识明显提升，相关探索正在进行，但原创性理论匮乏。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在于话语质量，而话语质量又取决于理论创新水平，尤其是原创性理论的构建。美国的三大主义范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与理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话语霸权。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有所提升，并进行了相关尝试。其中，有两类探索值得关注：
其一，古为今用，借助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历史进程等，构建新的理论脉络，打破西方的“一言堂”，代表人物主要有阎学通、叶自成、赵汀阳等学者；②其二，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资源，构建原创性理论，与西方理论展开竞争，代表人物主要有秦亚青、唐世平等学者。③
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引领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行，但距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还要经历很长一段路程。现阶段，中国原创性理论构建存在两大难题：（1）核心问题缺失。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要构建原创性理论就必须对核心问题的确立达成基本共识。虽然秦亚青提出了关于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但自提出来之后，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论证，取得广泛共识，相关理论研究也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因此，核心问题的缺失仍然制约着原创性理论的构建。（2）理论意识薄弱。只有对理论的性质、功能、结构、演进模式与评估标准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研究者才可能构建、发展理论。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缺乏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理论意识薄弱，无法系统地将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理念予以充分理论化，推动原创性理论的构建。纵观欧美学派，其原创性理论无不以研究纲领的结构出现，因为任何宏观理论在演进过程中都将遭遇各类反常的挑战，要保障理论的长期发展，就必须设置强有力的保护带，推动后续理论的发展，共同组成研究纲领。因此，没有理论意识的提升，也就无法真正构建原创性理论。
第三，话语平台建设开始起步，但亟待拓展深化。没有话语平台的深化，就无法实现学术话语的高效传播。在学术话语平台建设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可谓相当滞后，话语载体建设严重不足，传播渠道较窄，国际化水平较低。智库、基金会等是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最重要的两类载体，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尤其如此。现阶段，智库与基金会的建设远远不能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提供足够支持。而就传播渠道而言，高校、学术期刊与专业教材最具影响力。当前，设置国际关系专业的高校数量已不少，但在学术传播、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留学生培养上的作为还存在有效参与不足、影响力低下等诸多问题。学术期刊则是学术话语的主阵地。当下除了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国际政治科学》）①
在国外出版发行具有一定国际学术传播能力之外，其余刊物大都只能在国内发挥影响。专业教材对学术话语权的塑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教学中多数采用的是欧美教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教材国际化方面亟待加强。总之，话语平台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竞争力。
第四，受众意识不强，话语认可度较低。学术话语权的落脚点是受众的认可。因此，学术话语的构建、传播都必须考虑到受众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要成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必须考虑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只有如此特色才能得到认可，产生学术话语权。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一个误区，即单方面地试图将中国文化精华贡献给全世界，而忽视了今天的世界、国家乃至人类的思想、概念、行为都已经过西方现代性的塑造。这就造成了中外、古今之间的断裂，其他国家就很难认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和谐世界为例，西方仅仅认可这一理念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对和谐世界的具体内涵、实施路径与因果链条进行充分论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理念与世界历史进程的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取话语主导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主导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非西方国际关系时也具有一定解释力。纳入中国资源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性的不二法门，但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合理转化，从例外中寻找通则，才能提升学术话语的认可度。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话语权仍然相当薄弱，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匹配文明古国、崛起大国的身份，也无法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影响到了中国国际合法性的建构。下面将结合上述话语权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其一，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现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涵建设主要应包括三方面：（1）强化主体性，提炼核心问题，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从中国自身的现实困惑出发，构建理论内核，逐步催生原创性理论，更好地向世界解释中国，强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竞争力。（2）立足方法论高度，推动理论创新。理论是被创造性地构建起来的，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基本特征，没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研究者就无法找到构建理论的正确路径。科学哲学因其对知识的高度浓缩以及内在的反思、批判精神而具有独到的方法论优势，有助于引导、启迪、推动理论创新。①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有鉴于此。（3）强化学科建制，培育共同体意识。学科建制包括学术队伍、学位点、学术行会、学术评价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完善学科建制，凝聚共识，树立学术共同体的意识，才可能积聚力量，构建学术话语体系，形成研究特色。
其二，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近期要替代西方话语体系并不现实，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不能再借西方的话语体系向西方解释、推广中国。国际政治系统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中，因循守旧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系统的演变。②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时空维度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恰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时期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国际关系必须成为真正动态演化的科学。①
国际关系目前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之中，各类新问题层出不穷，既突显了现有理论有效供给的不足，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体系进行重新反思，根据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新的时空定位，探索新的研究支点，解读中国的世界观、国际秩序与外交实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其三，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权直接关系到外交话语权的构建。以美国为例，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理论命题无不为美国外交话语中的霸权护持、输出民主、“中国威胁论”提供学术论证，从而提升其外交话语权。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弱势也造成了外交话语权的不足，无法合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近年来，新型安全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外交话语已经开始发挥出积极作用，但在外部世界的接受度并不高，其概念内涵、适用范围、实现路径等都有待予以系统的学术论证。为外交话语提供学术支持既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国家重大现实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切入点。学术话语权与外交话语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际关系学界应以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为契机，拓展话语平台，加强政府的引导、智库的策划、学界的论证与媒体的传播，在推动外交话语创新的同时实现理论创新，为世界贡献新的理念。
总之，只有在理论上澄清对话语权的片面认识，明确学术话语权的内涵和本质，结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地实现民族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对接，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打破美国的话语垄断，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提升中国和平崛起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