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勉力追随世界民主政治潮流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为后世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政治经验。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主流的接轨，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历史依据；新兴社会力量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人民大众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社会条件；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是辛亥革命推进的基本方式；政治博弈，谈判妥协，打破僵局是辛亥革命的完成手段；历史合力中政治强势集团的行动，决定了辛亥革命结局的具体面相。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政治经验　历史依据　内在动力　社会条件　基本方式　完成手段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开始了近代民主共和政治的崭新建设。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追随世界民主政治潮流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不是哪一派政治力量（革命派、立宪派、清政府）的胜利或失败，更不是哪一个领袖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宣统皇帝）的得志或失意。“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创造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

（一）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主流的接轨，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历史依据

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奋斗终生，他曾多次题词，鼓舞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是“天下为公”，一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两句题词正道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政治与世界近代政治主流的接轨，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历史依据。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中国政治并未与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主流相分离。一方面，孙中山等革命派持之以恒地积极推进武装斗争，谋求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温和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如梁启超等人，依然在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１９０１年６月７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梁启超主张，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吏和人民必须“共守”。他指出：“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立宪又分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种，对中国而论，君主立宪最为理想。梁启超根据“公理”推断，新旧相嬗，必有斗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他据此劝告清政府，速行立宪，主动把立法权交给国民。如果等到国民自己起来争取这一权力的时候，君主就要重蹈法国路易十六被推翻的覆辙了。

过去人们常说，辛亥革命的结局是立宪派摘了革命派的“桃子”。现在又有人说，立宪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不惜制造动乱，胁迫清政府就范，“武昌起义爆发了，本来被排斥在立宪进程之外的革命党人，成了坐收渔利的大赢家”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说法，其实是陷入了同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过于强调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分野，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两派都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对头，他们的政治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方式的选择上。

２０世纪初年，全国的舆论大势是革命、立宪两大思潮的重奏与交响。学界过去注目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在基本的政治方向的把握上似有偏差。当时两派互相辩驳的文章，火气十足，语言尖刻，但这不能掩盖双方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性。对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关系，有论者作过相当细致、精当的分析。侯宜杰认为，国外两派因为在争夺群众、捐款和地盘方面发生冲突，所以关系紧张，而国内两派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在当时的社会上，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最进步的民主力量，他们在呼吁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人民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从事立宪运动也能坚持原则。这些在不持偏见的革命党人心目中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同一地区的两派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私交甚笃，有些革命党人没有满汉成见或成见甚少，所以他们能够和平共处，遇事相助，共同携起手来同政府斗争” 。

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主流的接轨，不仅表现为革命派、立宪派的积极活动，而且也表现为清廷内一大批开明官员的政治态度的转变，甚至还表现为最高当局极不情愿、但毕竟还算明智地宣布仿行宪政。

１９０１年夏，驻日公使李盛铎要求清政府“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 。这是清廷大员第一次表达立宪的政治态度。１９０４年发生的辽东日俄之战，在关心政治时局的中国官员心目中，正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日胜俄败的战争结局，为这些人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最生动有力的现实政治依据。１９０５年以后，社会舆论已经在宣传立宪法、设议院是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驻外使节如孙宝琦、汪大燮、梁诚，各部大员如张百熙、唐景崇，地方督抚如岑春煊、丁振铎、林绍年等，纷纷奏请立宪。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１９０８年，清政府又颁布宪法大纲，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

清朝统治当局尤其是其中最顽固保守的显贵集团，出于一己私利，不愿主动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尽管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姿态，甚至也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实际举措，如１９０５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以及１９０６年秋冬的官制改革，但是他们本质上的消极态度，不能满足社会大众迫切的政治愿望，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需求。在世界民主政治主流的冲击下，不进则亡，慢进也要被淘汰。清廷就是在犹豫观望、消极应付的态势下，最终丧失了“自改革”的机遇，为人民所抛弃。

（二）新兴社会力量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

辛亥革命运动，说到底是新兴社会力量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的综合反映。资产阶级在实际夺取政权之前已经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大大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通商惠工”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第一位的利益诉求。除要求朝廷颁布相关政策，保护自身利益之外，抵制外国商品入侵本国市场，发展民族工商业，也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如１９０５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商会积极发动参与，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了维护经商秩序和财产安全，有的地方商会还组织起准武装性的商团，打击盗贼，维护治安。辛亥革命发生后，许多地方的商会、商团支持新政权，为建立新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与它们长期有效的运作是分不开的。

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明确“要求人民之参政权”，请开国会。《中国新报》刊载《请开国会之理由书》，称“立宪国家，所以明上下之权限，立是非之标准，祛壅蔽于未然，而利用舆论以伸张国权者”，唯有国会。“合上下议院而成立国会，以民选议员而代表国民。内之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整顿内政，外之发展国民之势力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莫重乎此”。与此相联系，他们还积极争取组建政党。“抱同一之政治目的，而运动于一国之内者，政党之作用也”。“非有得力之政党，以运动于民间，则国会无自发生”。

在思想方面，资产阶级批评“腐儒陋说”的纲常伦理，“创为君臣之伦，忠义之说，定之为人纪人纲，制之为大经大法，顺之者为纯正循良，背之者为悖乱恶逆。上以此教，下以此劝，于是乎伪道德之惑乱斯民者，遂深锢于人心而牢不可破”。“故欲谋今日之中国，必先涤尽旧日之陈朽，以改异社会之观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资产阶级强调教育“新民”，“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是，新国民教育应奉行“贵我”、“通今”两大主义，“贵我”即培养人人的权利与义务意识，“通今”即打破“法古”思维，顺应时势，力图进步。与此相联系，主张白话文的舆论也见诸报端。《无锡白话报》载文申明白话的八大益处：一曰省日力，二曰除憍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

除了报纸杂志等舆论工具，中央的资政院和地方的谘议局更是新兴社会力量表达意愿、诉求的正规舞台。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日，资政院第一次年会在京城贡院开幕，议员２００人，钦选、民选各半。民选议员在资政院内“以全国人民利益、舆论的代表自居”，“在一系列敏感的政治问题上连连发难”。他们弹劾军机大臣，论驳上谕，提出速开国会、自由结社集会、制定著作权律、改革教育、优待教员、优待军人学生、推广私立法政学堂、中学改习兵操、改用阳历纪年、禁烟、禁赌、禁缠足等议案。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首义发生后，资政院召开第二次年会，要求清廷取消皇族内阁，开放党禁，赦免党人，同时议定《宪法十九信条》。１１月３日，清帝被迫批准《宪法十九信条》，２６日誓告太庙，颁示天下。

从辛亥革命爆发的具体史实看，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出于政治权利要求和经济利益愿望的“保路”运动，直接诱发了导致清廷最后倒台的武昌首义。

（三）人民大众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运动的全过程是人民群众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在这方面，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做了工作，不过在宣传口径、动员范围、理论支撑等方面有所差别和分歧。

革命派立足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宣传动员工作重点在海外华人、侨胞、留学生、新军士兵官佐以及会党群众，其目的一是为军事行动筹措资金，二是直接组织战斗人员。革命派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英勇精神，不仅给清政府以致命的威慑，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在理论上，革命派的三民主义主张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蓝图；“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基本认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计划，都符合激进斗争方式的理论需求，但是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完全认同和全力支持方面，则有明显的欠缺。

与革命派相比，从群众发动的广泛性上看，立宪派的工作更深入、更积极、更有成效。在宣传动员的对象上，一般士绅、清廷官员、工商业主乃至市民、农民、贩夫走卒都在动员之列。四次国会请愿运动波及全国各省，社会各阶层均积极参与，签名者动辄数十万。“至于请愿之方法，则在于表示多数国民之全体意思，故演说不择何地，运动遍及同胞，一次无效，继之以再，再次无效，继之以三以四，前蹶后起，甲仆乙兴，或以团体之名义，或以地域之名义，均无不可”。与戊戌变法时代仅有读书人参加的“公车上书”相比，民众的觉悟、热情、参与程度均不可同日而语。在理论上，立宪派显得更加冷静和从容不迫，其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政治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民众觉悟、国际环境等条件的认知，也较为平实。

辛亥革命以后各省迅速响应，绝非立宪派“投机”，而是人民大众长期争取民主共和的斗争奠定了基础。１９０８年，各省先后设立筹备机构，准备成立谘议局。从１９０９年４月起，各省进行谘议局议员选举，除新疆、云南外的２０个省，约有１６７万人参加了选举。虽然选民人数不到居民总数的１％，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次由人民来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革命爆发后，大部分起义或宣布独立省份的新领导人，均通过谘议局推举；谘议局纷纷易名为临时议会，更凸显了此前民众参与和动员的巨大历史作用。

（四）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是辛亥革命推进的基本方式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胜利。在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发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同时，立宪派充分利用一步步争取到的合法手段和政治条件，积极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一再退让，为民主政治的实现积累条件。

客观地讲，１９１１年秋冬之际，全国范围内本不存在武装革命的高潮形势，是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湖北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被破获的偶然契机，触发了武昌起义的猝然爆发。在此情形下，星星之火的迅速燎原，其实是长期密布干柴的必然后果。因此，关于武装斗争在辛亥革命中的总体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革命派热衷于运用军事手段直接打击清廷统治，但是效果不佳。孙中山尤其积极于此。但正如吴玉章所说：“他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这些起义多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规模一般很小，缺乏周密安排，没有群众援助，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１９１１年４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算是规模较大、精心组织的，但是很快失败。同盟会遭此打击，已失去活动能力。孙中山虽然在海外继续筹款，试图再举，但实际上已脱离了同盟会的领导岗位。“黄兴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宋教仁在上海搞了个同盟会中部总部，其实是一种分裂组织的独立行为。

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军开展了阳夏保卫战。这次战役实际上以革命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因而也未能直接给予清廷以致命的一击。但它在几十天内牵制住精锐的清军主力，使其无暇他顾，为全国其他省份的政局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纷纷宣布独立，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这既是武昌首义的感召，更是长久以来，专制不得人心，民心（包括一部分清廷官员）已然思变的必然反映。以江苏省城苏州的情形为例，民军５０人从上海到苏州，与江苏新军中的革命派会合。立宪派士绅先做通巡抚程德全的工作。当新军士兵见到他时，他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其和平过渡的情形如报道所说：“昨夜占领时，居民皆未得知，迨晨起起视，则已白旗高悬，满城皆新气象矣。”程德全也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江苏都督。民众兴高采烈地接受新政权，“各学堂闻信后，皆拍手唱歌，停课三天”。也许是考虑到太没有“革命”的气氛，程德全派人用竹竿挑落了巡抚衙门大堂屋顶的几片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

（五）政治博弈，谈判妥协，打破僵局，是辛亥革命的完成手段

辛亥革命最终的政治结局是“谈”出来的，而非“打”出来的，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革命派、立宪派、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派、北洋集团、清廷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保护。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组成，就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体。同盟会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汤寿潜分任实业总长、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程德全是清廷的封疆大吏，曾参与立宪活动，海军总长黄钟英是清军起义将领，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清廷财政大员，司法总长伍廷芳久任清廷外交使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际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虽然南京方面“北伐”的声浪不减，但是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孙中山等实际谋划的还是通过南北“议和”解决问题。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军事上可一战，但无必胜把握；财政非常吃紧，唯一的优势是在政治方面。基于此，孙中山积极推进“议和”，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当时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吴玉章说：“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在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在名义上代表的是清廷的立场，但实际上他并非将清廷权贵集团的利益诉求放在首位，而是更多地考虑了北洋集团的自身利益，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实际照顾到立宪派的政治目标。因为，就立宪本身来说，清廷内部已是呼声一片，民间的立宪派与朝廷内的开明官员共同语言很多。这时，南北双方打不打到底，或者谈不谈得成，其实已经与清廷的垮台、专制政治制度的灭亡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了。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这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所谓南北“议和”，只不过是在为清廷的垮台、专制政治制度的灭亡寻求一种各方（革命派、立宪派、北洋集团、清廷中的开明分子以及最顽固的皇族集团）都能接受的方式而已。

南北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了清政府（实即君主专制政体）“退位”的条件，即清帝“逊位”，尊号保留；日常开销费用由中华民国支付；宗庙陵寝及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对皇族后裔亦有优待。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廷颁布皇帝退位诏书，承认政体的“新旧代谢”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两千年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这退位诏书是由革命党人胡汉民嘱立宪派首脑人物张謇起草，经清廷要员唐绍仪转袁世凯发表的，各方意志均得到体现。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加入的内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非常不满，但为了大局，他还是表示了认可。

（六）历史合力中政治强势集团的行动，决定了辛亥革命结局的具体面相

１８９０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提出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的利益集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立宪派、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派、把持最高权力的清廷皇族集团，以及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集团。这些势力间相互作用的“合力”，铸造了１９１２年的历史结局。

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三民主义”的大旗，以坚定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引领着辛亥革命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武昌首义后，他们审时度势，在不放弃军事斗争手段、不放弃基本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从推动大局进展出发，与各方势力积极斡旋，达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共识。

资产阶级立宪派拥有宽厚的民众基础和地方势力，长期与清政府保持既斗争又妥协的复杂关系，和清廷官僚集团中的开明派颇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因此较之革命派，更具人脉关系和从政经验方面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武昌首义后各地动荡的局面中往往能够把握更多的机会，实际掌握地方政权。

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僚，过去不为学界所注意，起码不被认为是一股政治力量。其实这一群体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正是他们在革命爆发之际的反戈一击，促成了旧政权、旧制度短时间内的土崩瓦解。黎元洪、程德全可视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在新政权里，程德全出任内务总长，其实是实至名归，而非他个人的“投机”，也不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被蒙蔽”。１９１１年春，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在政治上持开明态度，支持立宪派活动，与张謇等人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武昌首义发生后，他评价革命党人的举义乃“内由于政治改革之观念，外由于世界潮流之刺激”。几天后，他托付张謇为自己起草奏稿，请求朝廷改组亲贵内阁，“提前颁布宪法，与天下更始”。１１月３日夜，在民军的督促下，程德全宣布江苏脱离清廷统治独立。为了表明自己决然的政治态度，他带头剪去发辫，又集中销毁院司的各种印信，以示与旧制度的决裂。１１月１４日，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提议“恳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表现出与革命派团结合作的积极态度。辛亥年间，各地迅速“光复”，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与大批程德全式的前清廷官员“反正”有直接关系。这一股力量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的。

把持最高权力的清廷皇族集团，出于一己私利，昧于世界大势，屡屡丧失“自改革”的历史机遇，虽然也被动表现出一些改革姿态，但终究不为民众所认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下，被迫接受和平的“逊位”方案，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算是识时务者的明智选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集团。从基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看，他们大致可归于清廷统治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僚一类。但是，这个集团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军事方面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因此，在辛亥前后波谲云诡的政局中处于特别醒目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世凯的地位是清廷权贵集团逼出来的。１９０８年秋，宣统皇帝即位，其父载沣摄政，第一件事就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就袁世凯而论，不管从道德层面如何评价，他是辛亥时期头号政治强势人物，是毫无疑问的。其一，他手上有一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力量。北洋军上下，“只知有渊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其二，他多年官场沉浮，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明权术。其三，他与列强尤其是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关系密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其四，袁世凯比较开明的政治态度，在革命派和立宪派心目中都树立了较好的形象。而且，他本人与不少立宪派领袖人物如张謇等过往亲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他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地位，势必发挥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就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论，可认为是清廷大员里赞同立宪的开明派。“清末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袁世凯无不置身其中，博取时望，捞取了雄厚的政治本钱”。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被孙中山等革命派和张謇等立宪派认可为新政权的首脑人选。如此说来，将袁世凯简单地视为野心家、阴谋家，是低估了辛亥时期政治家们的眼光和见识。

孙中山从结束动荡、终结专制、建立民国的大局考虑，多次表示，袁世凯是合适的大总统人选。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他致电民国军政府：“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回国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当天他就致电袁世凯，称“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自己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３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盖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员发表讲话，针对质疑，解释同意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原因：“当南北统一之顷，余即推荐袁大总统，因平日甚慕其为人”；“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

袁世凯后来被史学家严厉批判，人民愤然唾弃，是因为他１９１６年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复辟”。对此如何评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仅就这短命的“复辟”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政治功绩稍作议论。

作为普遍的世界近代政治潮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体方向是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成熟、健康的民主共和的新型政治体制。但具体到各个国家，其过程千差万别，而且都曲折反复。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６４２年内战始到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经过近５０年的动荡反复，才推翻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典型”、“彻底”著称。恩格斯称法国革命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这一过程从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革命爆发算起，也历经五年。对比英、法两国，辛亥革命就不应因为其后发生短暂的袁世凯“复辟”而被视为“不彻底”、“失败”。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民主政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袁世凯也好，张勋也好，“复辟”闹剧无不草草收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辛亥革命以其伟大的政治成功而彪炳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