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对于券商和投行来说,注定是个加班之夜:备受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随之公布会议公报。很多媒体的记者在13日一早上班之前,就收到了外资投行对于报告的连夜解读。
在会议召开前,国际舆论就普遍预期,此次会议将推动中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改革,或将开启中国经济新的“黄金时代”。会议公报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可见一斑。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受关注
考虑到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卓显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渣打银行乐观地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一份针对国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的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看法相当乐观。87%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后实施下一步改革蓝图的能力有信心。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此就抱有极大期待:“由于本届政府上任至今显示改革的决心异常坚定,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展现今后五至十年执政理念及经济改革思路的会议,在有望涉及的诸多经济改革之中,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或将释放最为明显的信号,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从已经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来看,三中全会讨论了全面深化各方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治理和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外资机构普遍关注到,本次三中全会将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
瑞银证券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这有助于突破一些可能来自地方政府和部委的改革阻力。“从以往来看,尽管改革方案已经确立,但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阻力,特别是来自利益团体的阻挠必将异常强大,而此次会议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利于切实突破利益群体束缚,落实改革方案。”沈建光也提出相似的看法。
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是避免系统性危机,重建经济平衡,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唯一方式,如此才能防止国家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改革在金融、税务、社保方面最易出成效,但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物价和财政却是最需要改革的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了财政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要“完善立法、改革税制、透明预算、明确事权、提高效率”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沈建光表示,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经济领域改革离不开财税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只有在财税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才能为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条件。伴随着近一阶段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加快,包括全面推广“营改增”、审计署启动全国性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为财税改革摸底,其预计,未来将从四大领域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改革的启动与红利的释放也将使得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战略释放更多潜力。
具体来看,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即上收部分事权和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深入、房产税推行至全国,以及资源税改革;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养老医疗体制改革。
而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紧密关联,土地制度改革作为破解“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同样是三中全会的关注焦点。
尽管公报没有明确提及户籍改革,而且对土地改革的提法也鲜有新意。不过公报提出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令不少外资机构猜测,未来加快农村土地进行确权进而实现流转,推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化,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仍将渐进推行。
在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看来,打破当前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及出让的垄断地位,村集体将在农地的开发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农民得到的土地补偿金也会有所增加。这既体现出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还将减少目前在土地二次开发中存在的特权乱用等弊端。
国企改革应有更多动作
“相较于上述多方面的改革推进,此次公报最令人失望的是国企改革。”汪涛直言,正如我们预期的、且与近期市场的热情相反,国企改革看上去并没有被三中全会视为一个首要任务。公报延续了过去10多年来的相同表述,重申坚持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过,公报的确也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表明未来几年可能会推动相关改革以减少对私营经济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我们并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被明确讨论。这一问题太过敏感。”王志浩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国企改制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
改革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彻底的改革在短期内未必全是有利的,但可以释放未来长期增长潜力。从目前的迹象来看,政府正决心推行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道路。
沈建光认为,如果能够在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三大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无疑将会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并支持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实现7%的年均增长水平。
新闻背景:中国经济快速复苏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无论加快还是放缓,一直都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
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效果逐渐显现,中国经济奇迹进入“第二季”已令世界刮目相看。在经历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节节下滑后,二季度终于探底至7.5%的“红线”。随着三季度经济增速回升至7.8%,市场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信心也愈发强烈。
最近一段时间,多家外资投行一改唱衰论调,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前期集中看空中国经济到近期连续看高,外资机构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其对中国经济快速走出“阴霾”的惊讶。
德意志银行是第一个做出上调决定的外资机构,该行在8月22日把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长预期从7.6%上调至7.7%,认为中国经济重拾增长动力,这种状况将得以持续。瑞士信贷紧随其后,把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时预估的7.4%上调到7.6%。
事实上,自8月以来,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瑞银、巴克莱资本、高盛、摩根大通纷纷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提高到7.6%或以上。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更是信心满满:“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全面向好,显示经济增长拐点已经到来。伴随着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反弹,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实现7.5%的目标应无悬念。”
随着中国各项经济数据的出炉,外资机构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远超预期,上调的速度已赶不上节奏。不少机构甚至在短期内连续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9月10日再次发表报告称,继8月22日之后二次上调中国GDP增长预测,将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预测从7.8%提高到8.0%,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8.5%提高到8.6%“。中国国内最近的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提升了企业信心。受此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已经开始上升,并有可能继续上升。历史数据表明,货币流通速度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存在明显正相关。在不增加货币供应的前提下,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能加快名义GDP的增速。”马骏如此解释“提速”的原因。
中金公司也在短短10天内两次上调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最终将中国今明两年全年经济增速从7.5%和7.3%上调至7.6%和7.4%。
“尤其是10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出现两大意外利好。”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颇为惊喜,“首先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4%的制造业投资自7月份开始回升以来,现在看来保持住了稳定的复苏步伐,企业利润近期也随之改善;其次10月份出口增长超出预期,而且出口复苏范围似乎更广,已经涵盖多个出口市场。”
反应实体经济的先行指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拐点已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10月份PMI较9月上升0.3个百分点至51.4%,连续四个月回升,创下18个月以来新高。同日发布的代表小企业经营状况的汇丰中国制造业PMI亦达到50.9,创下7个月以来最高纪录。两项数据持续走高,凸显了中国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记者 桑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