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中俄关系则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但目前中俄关系仍面临两国实力差距拉大、大国制衡、“政热经冷”等问题。增强内生性、优势渗透性并促进共荣性是确保未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正视俄方关切，坚持共同繁荣、升级合作模式、改善贸易结构、扩大利益纽带，并努力缓解因俄试图制华而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关键词］中俄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俄罗斯 中国外交

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以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 的中俄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持久的追求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其出访的第一站，既凸显了俄罗斯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也蕴含着中俄携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中俄关系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但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双方的共同利益、经济合作规模、质量都与两国间的政治战略关系不相匹配。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一极，有着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与抱负，而且是欧亚大陆版图上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之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俄关系不可避免要接受大国制衡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规律的考验。为此，本文拟以新型大国关系为视角，探讨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风险，并提出若干政策思考。

　一、中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阐述，其内涵既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重点所指。特别是在中国加速崛起、国际体系压力陡增的大背景下，中国希望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的大国相处之道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宿命，用良性竞争战胜零和博弈，以合作取代对抗，开辟大国关系新模式。相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关系显然有更高程度的战略性、互信性、广泛性、一致性、互惠性以及稀缺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最为坚实，中俄关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

首先，良好的中俄关系是中俄双方有效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无价资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拥有长达4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各自军事实力均十分强大，又相互邻近，中俄交恶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在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无疑使两国都能以较低的防务负担获取相邻区域高质量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俄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的安全隐患。俄西部已经与北约接壤，“为了防范俄国，欧洲沿着俄国的边界筑起了一道‘铁幕’，一面无形的‘柏林墙’，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把俄隔在了另一边，并尽力把这道‘墙幕’向俄边界推进”；  俄南方是破碎的边缘地带，是一些与俄东正教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就连独联体内也存在严重的疑俄和离心势力； 北极一向被俄视为地缘政治安全区，伴随着气候变暖与冰川消融，其潜在的地缘战略价值、交通价值以及资源价值凸显，成为加拿大、美国、丹麦等激烈争夺的对象， 俄北方将不再安宁。对中国来说，与俄实现战略稳定则可以“稳固北疆，走向海洋”，安心处理与周边国家此起彼伏的海洋争端。

其次，俄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以及东部大开发有赖于中国的参与。除了“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外， 中俄优势互补、对接前景广阔，合作潜力巨大，可以为彼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现代化水平作出贡献。俄资源丰富，重工业实力雄厚，但面临人口危机，劳动力严重缺乏；  中国则资金充裕，轻工业发达，市场庞大稳定且仍在扩大，技术提高迅速，劳动力相对丰富且吃苦耐劳。而俄一直希望仰仗的欧洲深陷债务危机自顾不暇， 并且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立场 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俄罗斯。对俄而言，西方难有指望。相反，“东方是俄罗斯21 世纪的发展方向，远东、西伯利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俄在亚太地区占据应有地位的重要机会。” 英雄光环逐渐褪去，在抗议声中再度上台的普京，在面对俄越发紧迫、艰巨的经济转型以及为巩固体制安全所需兑现的选前承诺等一系列难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面临这样的困境： “舍中国之外，俄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坚定、具备足够国际影响力同时又有实力为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助力的合作伙伴”。

再次，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唯有中国与俄利益、立场高度一致，是彼此大可放心倚重的大国力量和维持战略稳定“值得高度信赖”的伙伴。  双方的共识有： 政治经济上，促进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安全上，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全面、合作的安全，反对一国或国家集团单方面、无限度地加强反导； 在朝核、伊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上，坚持“标本兼治”，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主张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 在上合组织中，坚持开放原则，坚决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加强组织建设，提升合作水平，推动上合组织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影响……如此多的“一致”决定了双方“合作才是硬道理”，没有中国支持的俄只能是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无法有效维护其正当利益。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最后，中俄合作是两国抵御美国霸权的战略利器。中俄战略上的接近，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打压、遏制的结果，中俄两国感同身受，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倚重。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 到了苏联时代则扩展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帝国) ， 是美国制订对俄政策的历史依据。再加上俄天然的地理位置、无限的资源潜力、庞大的核武库、雄厚的重工业家底以及“张扬式”的外交与战略风格，俄因而被美视为其霸权的最大挑战者和竞争者之一。因此，就美对俄政策的基调和长期趋势而言，防范甚于接触、竞争大于合作，“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 即使美对俄政策暂时有所调整，也不可能是战略性的。在实现真正复兴之前，俄很难“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与美交往”， 与美现任政府及新任政府都保持最友善、最富前景的关系。 在美国眼中，中俄的区别只限于头号还是二号威胁，而且从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战略文化来看，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比崛起的中国对美威胁更甚。所以，对于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值得的。同样，中国对俄罗斯战略需求也是有增无减。经过两场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美国债务连创新高，财政吃紧。再加上中国崛起势头因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 在一系列利益之争中敢向美国说“不”，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 面对美国大张旗鼓、花样繁多、连连得分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别是面对美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拉塞尔提出的“再再平衡” ( rebalancewithin rebalance) 和推动战略多元化构想，中国需要借助俄方力量以稳住后方、稳住阵脚，争取必要的战略回旋空间。

　二、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俄战略合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两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有损双边关系、不为中国乐见的异动。这些在两国战略关系中大煞风景的异动尽管并不意味着中俄业已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停滞不前甚至矛盾不断，但至少表明中俄关系不是万事大吉，仍需精心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平稳度过崛起爬坡期这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这些异动的“价值”进一步放大。

首先，随着中俄实力差距拉大、俄战略地位抬升，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大国制衡的色彩。冷战结束后20 多年来的中俄关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适应国力对比逐渐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过程。在中俄接近的头十年，俄整体实力尚占上风，中国更多有求于俄———俄对华友好，可确保中国北方安全基本无虞； 借助俄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影响，中国北方的安全链更加完整； 俄军事技术家底雄厚，对于被西方武器禁运、技术落后但又急需增强军事实力有效遏阻“台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俄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则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近在咫尺的首选大卖家之一。但近十年来，中国发展迅猛，与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距离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制度缺位，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混乱，社会情绪复杂，利益冲突严重，政治经济制度面临再造。由于频繁的政治斗争、经济改革的长期争议以及融入西方、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受挫，俄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增速大幅倒退，规模持续萎缩。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经济开始走上正轨，但又过于依赖油气出口，深受国际市场影响，经济稳定性较差。而在过去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至少高过俄5 个百分点，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与总量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见图1、图2) 。从2002 年到2012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 7%，成为仅次于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0． 7%，外汇总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产出在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中俄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经济总量却是其他四国之和，是俄的四倍， 军费开支也比俄高出一倍( 见图3) 。近年中国先进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对俄军事依赖大为降低，俄一般武器已较难再引起中国的兴趣。中国经济影响力更是辐射全球，其市场、投资、游客越来越有诱惑力，已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重大国际经济政治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中美国”( Chimerica) 、G2 等词汇曾热极一时。另一方面，中俄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中美战略互疑明显加深，美国如继续对俄实施高压政策，将让中俄贴得更近、让自己“两面作战”，美因而不得不收缩其对俄战略高压态势。比如，美搁置北约东扩进程，反导计划也低调了许多，奥巴马甚至承诺在反导问题上给予俄更大“灵活性”。 在美大力实施亚太“再平衡”、中美矛盾最有可能演变为大国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俄战略主动相对增大，有了更多在中美日印等大国间左右逢源的机会。

因此，在对华心理上，俄既希望“借中国之风扬俄经济之帆”，又不自信，忧虑、防范意识增强，保守化竞争心理加剧。辉煌的近代史、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庞大的核武库、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俄追求世界一流强国的信念基础，也一度形成了其对中国的历史优越感。然而，随着近年中国快速崛起，俄这种优越感正变得需要“重估” 和底气不足。而俄又是个安全意识、地缘政治意识极强的国家，优越感的下降导致其敏感性、戒备心上升。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却无力单独开发，经济长期落后，人口流失严重。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但俄对中国的劳务、资本输出又心怀警惕，担心中国通过大规模移民“夺回”历史上曾被俄割去的土地， 于是，暗指中国的“邻国移民扩张论”在俄不时升温、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也在俄不时浮现。 即使是在中俄合作向前发展之际，俄也害怕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担心在政治上“被中国的阴影遮盖”。 因此，为了防止中国“垄断市场”及加强联邦政府对远东的控制，俄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实施了一系列“强化主权”的边境贸易、签证和移民政策，尽可能实现商品自给和保持人口构成优势。 俄将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力图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但受历史积怨、俄大国沙文主义、缺乏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等因素影响，中亚国家并不愿“走回头路”、重回俄统治之下。中国则使中亚国家大大减轻了对俄经济依赖，使之有更多与俄讨价还价的筹码。 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不谋求有损俄在中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但俄依然“担心中国与它争夺中亚，担心‘应归属’于它的资源被中国拿走，更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会使中亚国家改换门庭，使其丧失中亚主导国的地位”。 因而俄对上合组织增加经济整合功能不太热心，更热衷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关税同盟、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组织的建设。 目前，中方提议的组建上合组织发展基金( 专门账户) 、开发银行、自贸区等有关议题，只能限于专家层面的探讨。其中，俄虽然不是全部却是无法忽略的原因。至于对华军售，俄表现得小心翼翼甚至“惜售”，日益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警惕所谓的中国“山寨”技术并以其为基础向外出口性价比更高的武器、蚕食俄国际军售市场份额。 以2005 年中俄“和平使命”军演为高峰，此后双方军演规模几无突破，武器贸易也几乎仅剩航空发动机。即便是不久前被媒体热炒的中俄合建4 艘“阿穆尔”级柴电潜艇合同，实际上也仅仅是框架性协议，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在习主席访俄期间也根本没有谈及。此外，据俄媒报道，中俄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也出现了“罕见”的分歧。在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建议俄美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立场方面，俄中意见也不一致，俄媒认为中俄在国际问题上出现这种分歧的情况非常少见。

其次，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评估两国关系的重要指标，俄对华贸易尤其是在能源出口方面格外注重相对收益，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获取最大的经济及地缘利益 。2012 年，中国是俄第一大贸易伙伴( 就单个国家而言) ，而俄只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两国经济联系远远落后于政治关系发展。因此，“以经固政”，补齐经济短板、强化经济纽带成为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作为中俄经贸关系最重要也最富政治含义的能源合作，近些年在很大程度上因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波折重重。中俄原油管道虽然已经在2011 年正式投入运行，却历经14 年谈判，以中方增加对俄贷款和支付预付款为前提才达成“贷款换石油”协议。中俄天然气价格谈判也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作为两国元首多次正式会晤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两国天然气贸易合作虽经多轮谈判仍因价格谈不拢至今依然未果。 即便是被视为“突破性共识”、在习主席访俄期间中石油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气) 签署的关于东线天然气管线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是因为俄气面临债务问题，中国向其提供大量贷款使然。

中俄能源合作的艰难进程反映了俄在两国经济实力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形下，希望借助自己的“卖方市场”地位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不被中国抛得更远，并以此维护中俄战略平衡的意图。俄认为，第一，俄民用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缺乏竞争力，经济财政高度依赖油气出口，故力求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油气。第二，俄具有显著的卖方市场优势，中国油气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 而俄油气储量大、产量高、出口多。更为重要的是，俄能源在地理上临近中国，有利于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对中国而言颇具战略价值。第三，日韩能源需求旺盛，尤其是在2011 年日本大地震中，日本福岛1 号核电站遭受毁灭性破坏和大多数核电站被切断后，日本现在又大量需要天然气了。 这进一步强化了俄在中俄能源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而且，石化资源越发稀缺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俄这一价格优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第四，欧洲、独联体国家能源市场广大，是俄传统大客户，因而对俄而言，开拓中国市场不那么迫切。种种迹象表明，对“有损尊严” 的原材料“供应者”地位的不满、卖方市场优势以及俄认为现有的能源合作模式更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等，使俄在多年的中俄能源谈判中期望过高、立场过于僵硬，故而双方政治关系敌不过俄的经济与地缘盘算。

最后，在涉及非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尤指涉台、涉藏、涉疆问题) 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俄奉行实用主义和均势外交，尤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注重利益交换和显示自身立场、大国影响，严重制约了两国的合作空间。比如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中俄虽“一致认为需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但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双方官方都没有明确表示要相互支持。由于中国需要俄更甚于俄需要中国，二者在领土问题上能否“一致对日”取决于俄的意愿。而最能体现中俄利益分歧的无疑当属俄与越南密切的军事关系。与越南加强军事、能源合作不仅可以为俄带来巨额外汇、强化地缘政治影响力、间接提升俄战略能源储备，俄还能通过武装越南，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一种隐蔽的牵制。目前，俄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俄不断向越出售比以前卖给中国更先进、性价比更高的潜艇、导弹、军舰、飞机等新锐武器装备。“巧合”的是，随着南海问题升温，这些武器也相继到位( 见下表) 。俄还积极帮助越南建造潜艇维护保障基地，合作研发巡航导弹、无人机，建设先进的导弹制造厂，并提供巨额贷款，寻求重返金兰湾。当然，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军力水平、中国对俄的重要性、中国对俄式武器的熟悉程度以及俄在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做法，俄越军事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过于凸显。

　三、提升中俄关系的内生性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俄外交需求更甚，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俄方的变化，中俄关系外部压力减弱、内部竞争性增强。如果实力相对占优的中国不能在俄经济转型、东部开发、减少俄疑虑以及改善两国贸易结构、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崛起等问题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两国将可能长期处于政热经冷、上热下冷、形式性的官方宣言多于实质性的互利互信举措等窘境，那么俄中双方必将一损俱损，从而给大国制衡以更多销蚀中俄政治互信的空间，这将最终动摇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大力提升中俄关系的内生性尤其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广度与深度，提高其抵御内部风险和外部诱惑的能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世界中走得更稳些、更顺畅些。

第一，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协议，大力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促进优势渗透和贸易结构改善。“在俄看来，当前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其经济各种重大缺陷的中俄经济关系，远不能令其满意”，依赖原料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原始且不符其大国身份。随着元气逐渐恢复，俄正努力实现经济与能源产业现代化，依靠“智慧”而不是“原料”富裕，出口更多具备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成为俄调整贸易结构的优先目标。尽管俄短期内还无法改变依赖能源出口的局面，但近些年来中俄能源合作所遭遇的坎坷、俄领导人对两国贸易结构公开表达的不满以及中国改善贸易结构的承诺，都表明能源资源产品占大头的中俄贸易格局难以持续，若坚持现有的贸易模式，将双边贸易额从2012年的881 亿美元提高到2020 年的2000 亿美元的目标很难实现。因此，大力推进两国在油气、核能、航空航天、高科技、新能源、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性大项目的合作显得更加迫切必要。这些项目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周期长、风险大但经济社会效益显著，能充分发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双向投资、技术进步、产业融合和市场分享，使更多的企业、地方、民众从中俄合作中持续受益，真正扩大有利于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为此，双方应完善合作规划、细化合作项目，加大政策扶持，督促俄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为俄高科技工业品有序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增强彼此政策、法律法规的对称性与适应性，加强统筹协调，早日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第二，正视对方关切，加强利益协调与诉求平衡，实现战略上“再确保”。妒意、忧虑、防范是中国崛起的副产品，是俄不确定中国如何使用快速增长的实力的必然和正常反应。因此，建立在互有所长、各有其短基础上的不可替代性，是中俄顺利交往的信心来源和合作成功的根本保证。解开心结宜早不宜迟，中国越是处在实力上升期就越要推己及人、谦虚谨慎、开诚布公、展现诚意，与俄一道认真解决其关切，努力增信释疑，减少其对华误解，寻求更大更高层次上的互利共赢( 更何况中国这种实力的上升并不全面且面临诸多艰巨挑战) 。具体而言，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应完善法律基础，防范、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将赴俄劳务输出纳入法制化、有序化轨道，加强各个环节的管理与服务，根据俄方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语言、技能培训，使之能较好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提高其文明素养和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的意识、能力。在中亚问题上，中国在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的同时，也应承认和尊重俄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与特殊利益，加大利益协调与战略透明，扩大双方在重大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尽可能取得俄谅解与支持，避免恶性竞争甚至拆台现象。在上合组织中，在强化上合组织安全职能的同时，应注重与俄共同培育低位政治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扩大农业、交通、高科技、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协调与俄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等地区组织的关系。在双边军事关系上，应加强中俄军事合作与交流的力度。为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繁荣，中俄“海上联合—2013”军演于7 月5－12 日在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外海———彼得大帝湾举行，这是中国海军迄今一次性向国外派出舰艇兵力最多的中外联合演习，也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大编队远离基地，在无保障体系依托情况下，在它国境内参加的联合演习。这种大规模军事演习将能有效提高双边军事互信，应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军售上，随着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也应更加注重保护俄知识产权，与俄联合研发、生产新技术、新装备。此外，应继续深化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提质增量，充分发挥语言、文化、旅游、教育、媒体、学术界等媒介的功能，帮助两国精英、民众全面真实客观地了解彼此，约束极端言行，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取长补短、包容互鉴，不断培育民间好感、互信与友谊。

第三，利用世界油气中心西移的有利时机，创新合作方式，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能源合作是中俄目前以及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互补程度最高、贸易额最大的合作项目，直接关乎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以及两国政治关系氛围。“上赶着不是买卖”，中俄能源谈判既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博弈，也是合作方式创新问题，二者双管齐下将促使俄以更理性、更务实、更长远收益视角对待和珍惜两国能源合作，而非一味在价格上显摆强势。庞大的油气储量、产量和出口量是俄在中俄能源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世界油气中心西移，油气供应格局日益多元，俄卖方市场优势和地缘政治地位将受到大幅削弱。 考虑到世界能源需求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美国逐渐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俄短期内难以摆脱油气出口依赖及其力求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意向，中国应进一步扩大能源进口渠道，降低能源对外高依存度，最终利用自身庞大、稳定和强劲的能源需求获取与俄谈判的买方市场优势，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另一方面，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原则，中俄应加强油气上下游一体化合作，以向俄开放油气下游产业、终端市场( 比如合建位于天津的炼油厂等) 换取参与俄上游开发、公司入股、设备更新、油气加工、管道建设等，通过延伸利益链、分享增值环节来避免俄在出口价格上纠缠不休。2013 年6 月21 日，中俄签署总价值达2700 亿美元的长期供应原油协议，这是两国能源合作迈入快车道的积极信号。在上述背景和原则下，双方应充分利用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把与之相关的配套工作做足做细，使好事不再一味“多磨”，使中俄能源合作尽早开花结果。

第四，正确看待、理性评价中俄关系，避免出现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的尴尬局面。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大国利益日益交织、多元，国际议程更加广泛、复杂，各国彼此对外政策的利益导向、实用趋向更加明显，谋求无条件或绝对意义上的朋友已不现实。中俄战略互信虽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两国依旧是“两家人”，在许多领域有着不同甚至是冲突性的利益认知，竞争性、制约性依然是中俄关系不变和不可忽视的一面。因此，在解决近些年来备受困扰的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对俄期待不宜过高，这些难题的阶段性缓和以及最终化解归根到底还得靠中国自身的内外兼修、不断强大以及艰苦卓绝且富有成效的政治外交和必要的军事努力。在南海问题上，俄越低调而密切的军事联系，为俄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地缘政治利益回报。中国虽可向俄表达关切，却无充足的理由过多干涉，只能利用对俄制武器性能熟悉度方面的优势，积极研发与之相对应的反制能力以及更先进的武器系统，尽可能消化因俄越军事合作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俄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的“超然”则是其迫使或引诱日本在经济以及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有力砝码。在与中俄韩的海洋争端中，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惟一占优势、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个。为了避免四面受敌、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获取俄起码的中立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对俄而言，持中立立场更可一举数得： 既不开罪中国，又能获取日本可观的回报，还能保持在中俄、日俄关系中的战略主动以及拾获中日相斗之利。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不会成为俄政策选项。

最后，保持中俄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良好合作势头，携手维护彼此正当利益，并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繁荣。作为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确保在各主要国际组织、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建设性作用，是中俄共同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利益所在，也是维护两国发展所需的国际战略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面对处在关键转型期的世界以及面对美国对外政策难改其权力政治逻辑的现实，中国应特别强调相互尊重、政治平等的思想，反对所谓的“中美共治”，与俄一道进一步挖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重点加强中俄在朝核问题、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伊核问题、反恐、联合国改革、叙利亚问题、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有效遏制美国霸权贪婪，有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中俄在“后美国世界”的共同崛起赢得更多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