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不只是城市的一项功能，不只是反映城市的一种形式，更是城市及其城市人存在的活动样式，是构成城市的基础要素。昨天，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城市传播”学术对话会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落下帷幕。本次对话的主题为“传播与城市——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来自新闻传播、历史、艺术、经济、建筑等领域的24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场跨学科讨论。

中心主任黄旦教授介绍，将“城市传播”作为近阶段复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希望将中国城市作为经验现场，由此实现传播理论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城市”这个场域来与其他学科发生互动和对话。“城市化进程是如今的热点，而我们试图从传播这一全新的角度来与其他领域发生碰撞。”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不仅仅是由硬件连接的“智慧城市”，更应该是一座文化交往意义上的“可沟通城市”。

建筑即媒介

被称为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家的美国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说，城市和互联网是同种类型的网络系统，即生态系统。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则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尽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城市与传播关系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无可否认的是，城市因传播而有意义，它不仅是地理学上的存在，也是经济单位和媒介。

复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玮认为，现代性城市传播日益复杂，不仅存在于由非实体媒介构筑的虚拟空间，也同样存在于实体空间。“古代雅典城邦构成了城邦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参与了私人和公共关系的建构，而如今的上海地标外滩则渐渐成长为建构与传播上海现代性的媒介。”自大众传媒实现了对人类传播状态的一次革命，主流传播学越发关注电子媒介和新媒体的虚拟传播，而一度忽略实体空间的解码潜力，这种状况正逐渐改变。孙玮说，“实体空间的特殊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当今建筑界提出‘建筑即媒介’，便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夏铸九对此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公共建筑的营造正是空间媒体的公共领域建构。一方面，展示性建筑能够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最直观的媒体表达，比如2010年世博会台湾馆在馆外就可以看到天灯形状的场馆经由外膜和内部球体投影创造的光影投射和影像流转。另一方面，公共建筑的公共性能带来意义竞争，在不同的解读中形成与城市居民的互动。

而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大黄鸭可谓真实与虚拟空间传播的典范。这一巨型公共艺术在几个月中席卷全球多个城市，并演绎出不同版本。夏铸九认为，“大黄鸭不仅真实地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它也是个文化符码建构的虚拟宠物，再加上各类型媒体造就的虚拟黄鸭，已经是一种真实虚拟的媒体。大黄鸭的风靡是公共空间中的空间媒体在全球的影像拼接所造成的流动空间的效果。”

　　传播作为一种元视角

孙玮在会议论文《城市研究中的“传播”》中指出，很长时间以来，“传播”一直被各个学科分割，散落在各类城市研究中。“城市研究中传播的碎片化导致传播只能被理解为城市中的一种现象或功能，而不能构成考察城市的独特视角。”她认为，传播应当被视为一种元视角，而不是宏大理论体系，来考察各种社会现象。这一想法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

复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教授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城市选址和集群现象作出解释。他认为，城市本质上是文明传播的结果，“传播越频繁的地方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认为，凡是成功的城市都突破了文明传播的瓶颈，“那些地方的特点是没有丰富的固定资源，但具有一套发达的社会文化结构，支持理性的进步。”而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世界上的成功者往往以集群形态出现，最有名的莫过于好莱坞和硅谷。周伟林说，“在经济学分析框架里，城市的形成与增长，与集聚经济的作用有关。简单地说，大城市拥有更加丰富的人力资本，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并共享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则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城市传播，“城市传播作为专门的学术词汇出现是近年的事，但城市传播的事实则早已有之。”在他看来，上海近代史上有多座公园和私园，在城市传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并各自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代言。“比如外滩公园是上海第一座公园，是公共租界的摩登标志，它就带有明显的英美文化认同，它竖有两座纪念碑，马嘉理和常胜军，这是典型的英美人符号，它当时不允许华人入内。”法租界内的顾家宅公园则注意强化其法兰西色彩，“公园开幕是1909年7月14日，那天是法国国庆日，纪念碑则是为了纪念上海飞行表演时失事身亡的法国人环龙。”此外六三园和虹口公园充满日本文化特色，而张园和半淞园则成为华人社会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半淞园是绅商出资，凸显中华文化元素，这与日后在这里兴建世博会中国馆有着微妙的历史联系。”

　新传播形态下中国受众的政治思潮意见趋势

面对新的传播形态，复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开展《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课题研究，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角度对全国受众进行完整全面的调查。研究样本包括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所有城镇、农村家庭户中18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基于这一数据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晔在会上提出的《中国公众的媒介认知、政治素养和三种政治思潮意见趋势》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兴趣和讨论。

“中国当下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思潮鼎立，我们通过前期研究已经发现，公众因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看法不一致，存在与这三种社会思潮共生的意见趋势，并且个体的媒介评价和社会交往对其影响显著。而这次我希望从个体层面针对不同地区，继续探讨不同变量对公众意见趋势的影响。”

陆晔的研究表明，男性、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高，偏向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见趋势。年龄大、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低，偏向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意见趋势。而新左派思潮的意见趋势影响较为复杂，大致与年龄、家庭收入、互联网经历及社交和表达动机成正相关。有趣的是，“从交往人群的职业特点看，与无业半无业者等底层人士交往越多，反而越偏向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意见趋势；而偏向新左派思潮意见趋势的人群则与党政、经理、私企人士等高层交往较多。此外，新闻批判能力只在农村对自由主义思潮意见趋势有正向预测，而偏向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人群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则在不同地域影响都比较显著。”陆晔认为，这说明向来为底层代言的新左派缺乏与底层的交往，“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很多时候本身就是底层。”另外，“从整体上看自由主义者的头脑复杂度和批判能力并不够，尽管这个群体跨越地域、年龄、经济收入，体现出‘普遍’性，但正因为如此也警示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仍需反思。”

陆晔说：“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问题时，区域划分标准的选择非常困难。无论是行政级别、经济区域，还是所谓‘九色中国’（美国学者Patrick Chovanec依据地区特色将中国分为九个区域），都难以准确概括目前的复杂现实。”而城市传播学者试图做的，是通过基层指标数据来更加合理地看待都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