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社会交往的方式之一，道歉对于修复对立与冲突关系的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短短20 年间，政府道歉在国外迅速发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政府道歉研究也随之迅速升温，成果丰硕，已经在指导政府道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国外政府道歉兴起的背景与实践、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评价三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国外政府道歉及其研究的兴起背景、发展态势、研究视角、研究领域、主要特点、现实价值及影响。

［关键词］政府道歉溯源正义转型正义跨文化道歉

道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实践与相关研究证明，其对修复对立与冲突关系是非常有效的。作为一种礼节与社会现象，道歉早已存在，但长期局限于私人领域，公民社会形成后，公共道歉现象在公共领域勃兴，令人惊奇的是，截至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作为公共道歉重要形式的政府道歉都是一种稀缺品。然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短短的20 年间，政府道歉在国外迅速发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政府道歉研究也随之迅速升温。

　一、国外政府道歉兴起的背景与实践

与日益升温的政府道歉及其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理论界至今未给予政府道歉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定义。政府道歉通常在“Government Apology”、“Official Apology”、“Political Apology”等内涵意义上被广泛使用。出于论述的方便，综合国外政府道歉的相关研究，笔者将“政府道歉”界定为政府或政府代表就政府所犯的错误或过失而对受伤害对象的道歉。

1. 政府道歉方兴未艾的背景

如果在Google 上输入“Government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32 亿条； 如果输入“Official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291 亿条；如果输入“Political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23 亿条( 截至2013 年4 月7 日) 。尽管用词不同，但政府道歉热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国外政府道歉方兴未艾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其政治转型、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主要包括： 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推动、溯源正义或转型正义的诉求、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需要、作为沟通载体的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等，这构成了国外政府道歉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三次民主浪潮是国外政府道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语境，特别是对于1974 年以来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20 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 在欧洲，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摆脱威权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在拉丁美洲，1978 年至1989 年10 多年间，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相继倒台； 在亚洲，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被推翻，韩国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1987 年总统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提出了全民直选总统等政治民主化的一揽子方案； 在非洲，80 年代后期非洲大陆兴起政治民主化潮流，刚果( 金) 的独裁政权、纳米比亚与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被推翻； 90 年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波及东欧。“时间在民主一边。”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迫使政府对于选民采取更为负责的态度，政府犯错就应该道歉，政府道歉作为一种“低成本”而又能够迅速赢得民心的手段被普遍采用。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选民更加关注政府的回应性，政治参与热情愈加高涨。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规定，选民们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满意，可以采取行动迫使他们下台。目前美国已有15 个州可罢免州级官员，至少36 个州可罢免地方政府官员。1989 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官员道德的规范，政府道歉已经成为政府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甚至是法律义务。

公众不断走强的溯源正义或转型正义诉求是迫使国外政府逐渐对历史性错误道歉的动力。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及其成果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近40 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拥有高投票率的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诉求是民选官员不可忽视的。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愈益显著，与白人群体相比，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境况堪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力图通过“溯源正义”诉求的方式改善自身处境，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是迫使西方国家政府逐渐对历史性非正义进行道歉的动力所在。对于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的程度，不只牵涉对历史真相的追究与反省，也深刻影响着民主的深化与巩固。韩国政府清算“光州事件”等经验表明，公众强烈的“转型正义”诉求是最终迫使政府彻底清算与解决威权时代国家暴力与人权侵害问题的关键，而只有政府正面回应公众的转型正义诉求，才能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积极肯定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需要是迫使国外政府就曾经对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施加的历史非正义进行道歉的诱因。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既客观地存在着社会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 “道歉者”与“被道歉者”被全球化之网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西方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市场，需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外交的支持，因此，对曾经在发展中国家犯下的殖民罪行、战争罪行进行道歉是实现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国家政府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仍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另一方面，在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一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曾经施加伤害的国家道歉，并给予合理补偿； 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受害国强烈不满施害国政府“模糊道歉”的态度，警惕施害国政府抹杀历史事实等“倒行逆施”的行为，也强烈督促施害国政府要向被害国政府与人民真诚道歉，深刻反省。

作为沟通载体的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外政府道歉的迅速发展。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与民主发展水平的标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政治参与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阿尔蒙德说： “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 大众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疑大大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一方面，现代化大众媒介可以让政府的错误或过失迅即为公众了解，迫使政府必须积极正面地回应公众质询与问责，真诚道歉不失为一种换取公众原谅的低成本策略；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真诚道歉，或许可以挽回民心；如果政府不道歉，经大众媒介报道的放大，公众持续政治参与的压力不但会消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政府或许会因此而倒台。

2. 政府道歉的实践形式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 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原本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道歉日渐被纳入政治学范畴，政府道歉越来越成为政府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寻求和解的重要方式，越来越成为政府处理当代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手段。由于世界各国政府道歉肇因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各国政府道歉的形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依据时间顺序，政府道歉可以分为两大类：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与当代政治实践的政府道歉。

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弥补社会创伤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依据范围与对象的差异，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可以分为四种实践形式。

一是西方国家针对曾经的殖民史而对受害国、受害民族的政府道歉。譬如，1993年，经美国国会批准，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法案，为100 年前推翻夏威夷王国而道歉，承认夏威夷土著从未直接放弃对夏威夷的主权要求； 2008 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意殖民统治时期给利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遗憾和道歉，等等。关于向非洲进行道歉并赔偿损失，欧盟阵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为首的11个欧洲国家，他们认为应向非洲表示‘坦诚的道歉’； 另一派以英国为首，包括荷兰、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国，他们反对进行‘直接道歉’，只能表示‘遗憾’”。

二是针对发动侵略战争而对受害国、受害民族的政府道歉。譬如，1971 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 1993 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 2010 年，俄罗斯总理普京参加“卡廷大屠杀”70 周年纪念活动时右膝跪地道歉，等等。

三是针对国内原住民、少数族裔、有色种族、特定个人的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譬如，1993 年、1996 年、1997 年，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政府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 2008 年，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向“印第安寄宿学校”中受害的土著学生及其亲属道歉； 2008 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议会正式对土著居民道歉； 2012 年，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了上一年参议院同样全票通过的对1882 年《排华法案》道歉案； 2009 年9 月10 日，在3 万民众的联名请愿下，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正式代表英国政府向数学家图灵因为同性恋被定罪并导致其自杀公开道歉，等等。

四是针对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时的受害者的政府道歉。譬如，韩国对“光州事件”的平反与道歉；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与道歉； 2012 年，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官方仪式，就国家所犯的罪行向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作出正式道歉，等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民主政治的进步，当代政治实践中的政府道歉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手段。依据范围与对象的差异，当代政治实践的政府道歉可以分为两种实践形式。

一是针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府道歉。譬如，200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就不当言论造成两国外交风波向阿根廷政府道歉； 2010 年，美国政府就东盟峰会菲律宾国旗被倒挂道歉； 2009 年，英国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训练时，将类似西班牙国旗颜色的浮标用做射击练习标靶，英国政府就此向西班牙道歉，等等。

二是针对国内政府治理失败的政府道歉。譬如，2008 年，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纵火焚毁，首尔市长吴世勋向民众公开道歉； 2012 年8 月，韩国7 岁女童遭性侵，总统李明博向国民道歉； 2012 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因清扫大雪进展缓慢向公众公开道歉，等等。

二、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视角与领域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始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几乎是与政府道歉实践的迅速增长同步展开的，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政府道歉的实践形式息息相关。

1. 政府道歉研究的视角

虽然国外政府道歉研究迄今只有短短20年，但与政府道歉的理念、功效被普遍认可一样，政府道歉研究也迅速拓展到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等多学科领域，政府道歉研究的视角愈益丰富。多学科交叉立体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政府道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政府道歉本身即属于伦理学范畴，无论形式与内涵还是功能与作用，都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政府道歉的伦理学研究在不同实践领域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在历史性非正义领域侧重于“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研究； 在当代政治实践领域侧重于社会公德、政治道德与政府行为规范的研究。几乎所有研究政府道歉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涉及政府道歉的伦理道德层面。2005 年，詹娜·汤姆逊( Janna Thompson) 在第12 届澳大利亚协会专业和应用伦理学年会上发表《道歉、正义与尊重： 政府道歉的重要保障》一文，认为“政治道歉已经成为一些领导者接受历史非正义、受害者寻求纠正的标准方式”，虽然政治道歉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困境、面临众多难题，但无疑“道歉、正义与尊重是政治道歉的至关重要的保障”。米切尔·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 ) 、保罗·克斯坦( Paul Kerstens) 等也从伦理学角度对政府道歉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讨。

政府道歉现象的心理学色彩同样浓厚。对于施害方来说，“道歉可以使他们不再恐惧他人的报复，也会缓解心中挥之不去的愧疚感”； 对于受害方来说，道歉也是弥补社会创伤、实现正义补偿的重要方式。政府道歉的心理学研究侧重于道歉者的慎重、“道歉用词”模棱两可的心理以及被伤害者要求道歉的心理活动研究等。比如，在对土著居民进行政府道歉的问题上，米切尔·珀瑞( MichaelPerry) 在路透社发表了《霍华德拒绝为“被偷走的一代”赔偿》等一系列文章，详细剖析了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的心理： “我个人深深地为我的澳大利亚同胞感到抱歉。他们因我们的前辈对土著居民的行为而承受了非正义的痛苦，……我为此说对不起。” 詹娜·汤姆逊、森德·霍尔德( Cindy Holder) 、梅里萨·诺贝尔( Melissa Nobles) 等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心理学分析。

政府道歉天然属于社会学范畴，社会学倾向于把政府道歉看作是修补关系、实现和解的有效方式。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政府道歉的著作较多，比如，《我错了： 道歉与和解的社会学》( Nicholas Tavuchis，Mea Culpa： A Sociologyof Ap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1993) 、《道歉》( Aaron Lazare，On Apology，2005) 、《认真对待错误： 道歉与和解》( Elazar Barkan ＆ AlexanderKarn eds. ，Taking Wrongs Seriously：Apologies and Reconciliation，2006) 、《和解、赔偿与认罪： 道歉的政治学》( Mary R. Power，Reconciliation，“Restoration and Guilt： The Politics of Apologies”，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Incorporating Culture ＆ Policy，No. 95，May2000) 等。政府道歉的价值在于和解，正如塔瓦斯基( Nicholas Tavuchis) 所说： “如果没有被宽恕，就无法释然于我们所酿成的后果……我们将永远是后果的受害者，就像不会咒语的魔法师学徒去破解魔咒。”本·艾特伍德( Bain Attwood) 、科琳·奥康纳( ColleenO'Connor) 的相关研究也拓展、深化了该领域。

政府道歉当然属于语言学研究范畴，除了肢体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政府道歉更是话语语言的表达。政府道歉的语言学研究侧重于道歉语言的功能、技巧的研究，侧重于跨国语言语境下政府道歉的比较研究。《道歉》、《政府道歉与历史正义诉求》( ElazarBarkan，The Guilt of Nations： Restitution and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2000) 、《日本的政府道歉与正确的历史》( Alexis Dudden，“Japan's Political Apologies and the Rightto History”，USJP Occasional Paper 06 － 01，Program on U. S. － Japan Relations) 、《道歉的五种语言》( Gary D. Chapman，JenniferM. Thomas，The Five Languages of Apology：How to Experience Healing in all Your Relationships，2006) 等论著中，对政府道歉语言的运用、跨文化语境中的政府道歉语言都有深入探讨。查普曼认为，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道歉语言，你的过失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被原谅，你们之间受伤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修复与和解。他总结了道歉的五种语言： 表达歉意、承认过错、弥补过失、真诚悔改、请求饶恕。埃里森·壬特恩( Alison DundesRenteln) 、迈特·詹姆斯( Matt James) 等也深入研究了政府道歉的语言问题。

政府道歉毫无疑问也属于政治学与行政学范畴，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所有政府道歉研究都无法脱离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政府道歉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侧重于剖析政府道歉的政治动因、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公共政策、道歉策略等方面。在《政府道歉政治学》一书中，梅里萨·诺贝尔“依据澳大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四国影响其原住民的公共政策，分析了它们的国家历史”瑏瑠，探讨了政治领导人通过政府道歉的方式推进基于政府历史非正义而宣称的群体权利。在《领导者何时该道歉》一文中，芭芭拉·凯勒曼( Barbara Kellerman) 指出，越来越多轻率而敷衍的( 政治) 道歉将招致更多负面效果。艾玛· 格罗斯( EmmaR. Gross) 、理查德· 贝尔德( RichardB. Bilder) 等学者的研究也极具启发意义。

2. 政府道歉研究的领域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虽然视角丰富，但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同当代国外政府道歉的实践领域高度一致。从国外政府道歉研究文献看，政府道歉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历史非正义中的溯源正义、历史非正义中的转型正义、跨文化语境中的政府道歉、政府道歉的实践价值。

历史非正义中的溯源正义领域历来是国外政府道歉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其中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针对国内土著原住民、少数族裔的溯源正义的政府道歉。在《政府道歉政治学》一书中，梅里萨·诺贝尔比较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四国对于土著原住民、少数族裔的政府道歉，提出了政府道歉的资格原理，“它通过关注道歉的意识形态与道德风险而不仅仅关注预期的物资获取与损失来解释政府道歉”。在《道歉、正义与尊重： 政府道歉的重要保障》一文中，汤姆逊不但分析了澳大利亚领导人与土著原住民领导人对于政府道歉迥异的态度，而且还通过剖析政府道歉与补偿正义、跨代认罪的关系，提出了如何真诚地道歉的策略； 同时，他认为政府道歉绝不是没有争议的，目前盛行的状态可能无法持续。瑏瑣在《谁的道歉？澳大利亚、加拿大、危地马拉与秘鲁的政府道歉、真相委员会、原住民自决》一文中，科恩特塞尔( Jeff Corntassel) 与霍尔德( Cindy Hold-er) 认为政府主导的道歉无助于改善族群关系。米切尔· R. 迈茹斯( MichaelR. Marrus) 、爱拉扎·巴尔坎( Elazar Barkan)等学者也在此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针对曾经殖民地溯源正义的政府道歉。在《政治与历史： 补偿历史性非正义》一书中，托佩( John Torpey) 探讨了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政府道歉与补偿问题，认为赔偿政治与政府道歉在未来将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霍华德－ 海斯曼( E. Howard － Hassmann)也研究了西方因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殖民主义而对非洲的补偿，她还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道歉与赔偿的网站( http： / /political－ apologies. wlu. ca) 链接相关材料。此外，利奥纳多·贾姆法( Leonard Jamfa) 研究了德国对纳米比亚殖民史的模糊道歉，彼德·贝赫尔( Peter Baehr) 研究了荷兰视角下的殖民主义、奴役与奴隶贸易，弗利扎赫斯·达赫尔( Flizaheth S. Dahl) 以日本与其邻国为例研究了日本是否真诚面对过去的侵略史，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此领域政府道歉的认知。

历史非正义中的转型正义领域也备受国外政府道歉研究者关注，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推动下由威权政权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此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政治与历史： 补偿历史性非正义》一书中，约翰·托佩认为转型正义兴起于拉丁美洲独裁政权以及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倒台，阐释了补偿对于转型正义的意义。巴尔坎在《国家之罪》一书中论述了中东欧国家民主型时期的政府道歉。在《政府道歉与历史正义诉求》一文中，米切尔·迈茹斯也研究了民主转型国家对历史错误的政府道歉，认为在持续寻求正义的诉求中，必须发现不寻常的解决之道，对于历史错误，政府道歉是值得考虑的。

跨文化语境中的政府道歉是政府道歉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它在政府道歉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阿伦·拉扎尔( Aaron Lazare) 较早研究了跨文化语境中的道歉，在《道歉》一书中，他不但研究了英语中“Apology”与“Sorry”的区别，也研究了日语里的道歉方式与英语道歉方式的不同，指出： “接受来自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人的道歉是一个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我们使用精确的语言，而且要求我们对该文化有所了解。”在《日本的政府道歉与正确历史》一书中，阿列克斯·杜丹( Alexis Dudden) 以日本对韩国政府道歉为例，说明了日本与其二战受害国之间存在道歉纠纷的原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在《说说“跨国道歉”》一文中则探讨了跨国道歉中的“模糊道歉法”不仅有助于保全道歉者的面子，也使得最终的责任认定不了了之。壬特恩等学者也专门研究了跨文化中的政府道歉。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重视研究政府道歉的实践价值，虽然未建构起政府道歉的纯理论体系，但透过政府道歉的实证与比较研究，政府道歉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颇具创见性。在《道歉》一书中，拉扎尔详细论述了道歉的作用与类型； 在《道歉的五种语言》一书中，查普曼剖析了道歉的五种语言。马克·吉本( MarkGibney) 、霍华德－ 海斯曼等22 位来自法律、政治与人权界的学者在《道歉时代： 面对过去》一书中，探索了西方道歉的法律、政治、社会、历史、道德、宗教以及人类学的方面，同时也研究和阐述了不道歉现象及其原因。这些道歉理论研究对于政府道歉理论的构建极富价值。在政府道歉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在“政府道歉的原因、如何道歉、政府道歉与补偿正义、跨文化政府道歉、政府道歉的困境”等诸方面，政府道歉的相关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三、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评价

短短20 年间，国外政府道歉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方面，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特色鲜明； 另一方面，国外政府道歉研究以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外政府道歉运动的推动力量。

1.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特点与成因

纵观国外近20 年间政府道歉研究的成果，应该说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主要特点有： 其一，国外理论界至今未给予政府道歉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定义，政府道歉通常在“Government Apology”、“Official Apology”、“Political Apology”等内涵意义上被广泛使用着； 其二，普遍意义上的道歉研究较多，主要侧重于私人道歉、商业道歉研究，相较之，政府道歉研究比较薄弱； 其三，专著性研究在21 世纪初至今10 多年间虽然快速增加，但数量仍然偏少，权威性的研究专著更少，政府道歉研究普遍散见于期刊与报刊评论中； 其四，政府道歉研究偏重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不重视理论建构； 其五，政府道歉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立体研究特色鲜明，随着国外政府道歉运动的持续高涨，将会有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 其六，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尤其偏重对历史性非正义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但缺乏对当下政治实践中政府治理失败引致的政府道歉现象的研究； 其七，政府道歉研究对象基本集中于对西方国家政府道歉现象的研究，几乎很少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道歉现象的研究，与此相应，相关的研究者也基本来自西方国家。

上述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鲜明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成因。其一，政府道歉是国外近20 年来兴起的新事物，政府道歉研究尚处于早期研究阶段，主要是针对政府道歉实践现象的反映性研究； 其二，道歉的社会行为范畴通常是明确的，道歉的社会规范标准基本上是明晰的，而道歉一旦被纳入政治学范畴，内涵与实践往往变得极为复杂，道歉的标准也难以确定，因此，政府道歉研究滞后于道歉研究不是偶然的； 其三，受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相较于纯理论体系建构，西方理论界更重视对政府道歉实践的实证性研究、比较研究，关注研究成果对现实政府道歉实践的应用价值； 其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政府治理失败，政府及其领导者必须为此负责，甚至个别领导者会被起诉，这都是民主政治的常识，政府道歉也是一件极为正常的现象，其逻辑性与自洽性不言自明，因此，政界有政府道歉而无其制度，学界关注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而轻视对当下政治实践中政府治理失败引致的政府道歉现象的研究；其五，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道歉现象还是比较鲜见的，尤其是在对待国家的历史性非正义问题上更是罕有实例，即使在当下政治实践中政府治理失败时，政府道歉现象都是稀缺的，因此，重视实证研究的西方学者很难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道歉现象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 同时，西方政府道歉研究学者的研究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此的研究。

2. 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现实价值

政府道歉研究推动了国外政府道歉实践的发展与进步。国外理论界对于政府道歉与补偿正义相关政策及其效果的实证与比较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政府道歉的进步。在欧洲，2008 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意大利在殖民统治时期给利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遗憾和道歉，承诺在今后25 年以投资形式向利比亚支付50 亿美元，作为它对利比亚长达30 多年殖民统治的赔偿。在澳大利亚，尽管面临各界压力，历届政府由于担心巨额赔款等原因一直拒绝承认过去的错误并正式向土著居民道歉，但2008 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议会上正式对土著居民道歉，政府提出的动议获得议会一致通过。政府道歉研究也在推动其他国家对待历史性非正义问题的态度与政策，近年来迅速增长的政府道歉现象就是最好的佐证。

政府道歉研究推动了受伤害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内族群冲突的和解，增进了国际关系的和谐。一是，国外政府之所以道歉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受到公民团体的压力，尤其是受伤害群体维权运动的压力，“政府道歉大多数是对有组织公民团体的要求的回应”。瑏瑩与受伤害群体维权运动高涨相得益彰的是政府道歉现象的快速增长，迫使政府为历史性非正义道歉运动正发展成受伤害群体的“第二次民权运动”。二是，对于政府道歉与补偿正义的相关研究正指导与鼓励着国外政府采取更为积极与有效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族群和解。三是，对于跨文化道歉与相关国家模糊政府道歉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跨国政府道歉的实质性进步，另一方面也在鞭策着相关国家正视其政府道歉的适当性及其后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顾及韩方意愿的方式正式道歉。虽然日本对于其他受伤害国家正式道歉的路还很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历史问题引致的紧张关系。

客观地说，国外政府道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比如，研究领域通常聚焦于几个特定领域，研究学者地域性强，等等。尽管如此，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还是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 政府道歉与溯源正义、政府道歉与转型正义、政府道歉与补偿正义、政府道歉与和解、政府道歉与公共政策、政府道歉与跨国文化、模糊政府道歉、政府道歉的困境等相关理论成果。目前，在政府道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状况，政府道歉研究正迈向新的研究阶段。国外政府道歉的研究成果既为面临类似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又为发展中国家学界提供了研究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