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踏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气势磅礴的宣言书，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就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决定》强调，我国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联系习近平同志年初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因而，也就更迫切地需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相应的主流经济学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完全遵循和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表明我们将继续“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理顺各个领域的经济利益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从而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以及政府与市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型关系。所以，《决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纲领。

我们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实行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经济而言，在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事业，没有前人的本本和国际经验可照搬，必须由自己来建设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界来说，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贯彻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实际行动，也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说，“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武装实践者的头脑。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存在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这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很不相称。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者队伍里，本本的教条习气还比较严重，立论缺乏时代感，甚至误以为愈是固守本本就愈是忠于马克思主义。自己不创新，也不容许他人创新，爱说三道四、指指点点。这种无端无谓的内耗、拉扯必然导致话语权的流失，无意中丢失理论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另一方面是有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潜意识的歧见。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些学者悼念美国经济学家科斯逝世的一些表露，甚至胡言“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明灯”。这种观点也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

理论创新是灵魂，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永葆旺盛生命力的源泉。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既然是全新的事业，就要解放思想干新事、说新话、创新论。我们经济学界只要永不停步地顺应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奋勇挺进理论前沿阵地，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努力探索、开拓、创新，就必定能夺取理论制高点、坚守住主流地位。

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借鉴，但不可奉为圭臬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必要的。《决定》指出，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欧美经济发达，以之为研究基础和分析对象的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无疑具有一定先进性，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而不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立论的。精通西方经济学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生前就说过，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因此，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不能照搬硬套，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新。这里不妨略举两例。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莫里斯来福建厦门演讲时说，中国为了扩大内需，必须恢复居民存款利息税，以减少储蓄。此议从纯理论讲，很符合逻辑，但有违中国当前实际，断不可取。再有一例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勒的误诊案例。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银行请他去毛里求斯考察，他的结论是该孤悬印度洋的岛国因人口少、国内市场小、距国际主要市场遥远，又含有内部许多致败因素，是个毫无希望的国家。但毛里求斯不信此论，自主推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取得成功，成为今天非洲发展十分耀眼的国家。中国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也曾因不按“华盛顿共识”进行“休克疗法”、推行渐进式双轨制改革而被西方认为实行了最糟糕的转型策略。可见，脱离一国实际的任何高论都只不过是奢谈。

至于有些人所谓科斯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改革方向和包产到户等妄谈，就纯属牵强附会的夸饰之词。在科斯学说登陆中国之前的上世纪60年代，邓子恢就支持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暗中搞分田到户，都与科斯毫不相干，谈何影响！再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后，西方怀有敌意者噪音不断，如鼓吹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甚至有的主张对中国实施“‘屠龙’战略论”等。可想而知，西方的热情根本不可能放在支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

可见，只有建设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教授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学者，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小学生和传销者。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才能走向世界。

（作者分别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