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教授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很多亮点和创新点，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等等，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影响世界。针对以上热点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教授。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后，您作为理论工作者，有什么感受？

赵振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既回答了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又回答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现实问题。三中全会的《决定》分为十六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总结了过去35年来我国改革的经验，提出了改革目标，指明了改革的战略重点等；第二到十五部分，分别论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最后一部分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改革领域，为什么说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呢？

赵振华：根据我的理解，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虽然我国过去35年的改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随着我国人均GDP、GDP总量的提高，国际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是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冷静看到，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经济总量固然是全世界第二，但是任何一个巨大的总量，除以13.5亿人口，可能都会得出一个比较小的人均量，人均GDP位居全世界第90位左右，不属于世界前列，而是处于偏后的位置。

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变，那么就要求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进一步说，现在制约我国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相当多的还集中在经济领域，如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城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区域结构不合理问题，投资高、浪费大、效率低的问题，收入差距大的问题，等等。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个具体问题，其背后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没有理顺。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改革任务依然没有完成，有些甚至还刚刚破题。过去该改的都改了，消费品进入市场了，一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也都进入市场了，但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垄断的问题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清，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过去的改革给大家带来好处，所以大家都拥护改革，未来的改革可能对重大利益关系进行调整，触动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范围由原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等各方面都要改革，改革面广了，涉及到的领域更宽了，涉及到的问题更难了，所以我们要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像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可能到哪天宣布，我们的改革完成了，以后不用改了，恐怕不是这样的。因为生产力在不断发展，就要求我们的生产关系要不断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不同时期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不同的要求，所以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还要把这个任务继续完成。

第三，在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各项改革都要推进的情况下，我们要从复杂的矛盾里找出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矛盾时时存在，处处存在，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一系列矛盾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的时候，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解决主要矛盾带动其他各项矛盾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是火车头，有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火车头，就像动车一样，火车头在前面起主要的带动作用，其他一节节的车厢就有动力，共同把我们改革的火车向前推进。

记者：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其他改革的关系是怎样的？

赵振华：经济体制改革里相当多的内容也是其他改革的内容，内生于其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不进行政府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法实现；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是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动起来了，会带动其他改革，当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是要忽视其他改革，更不是不要其他改革，其他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改好了，大家有了积极性，就会参与到经济体制改革里；社会体制改革改好了，能够给整个改革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深化。各项改革都是大系统里面的一个子系统，子系统既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所以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来牵引其他各项改革，同时注重每项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记者：《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您怎样看待这一重大理论创新？

赵振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关于市场的作用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没有市场，完全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最后导致资源的配置效率低，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生产力发展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就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让市场起到一点调节作用、补充作用，让不重要的消费品进入市场；后来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之前相比，进一步提高了，开始注重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报告，就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就提出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什么是基础性作用，就像大厦一样，垫底的基础是由市场来调节的，更多资源由市场来调节，但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由政府掌控；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什么是决定性作用，就是绝大多数资源不应该是政府配置，而是市场配置，如果搞市场经济，不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不是市场经济，就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怎样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让市场说了算，让市场定价，培育出更多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规律、价值规律、价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

记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赵振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说明政府和市场不是单独地划分块，这个资源让市场管，那个资源让政府管，不是这样的，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不一样。市场的功能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为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但现在市场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市场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存在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比如说公共产品，如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市场就不会主动去配置，如果完全交给市场，就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还有垄断，市场经济即使平等竞争，也会产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产生垄断。一旦产生垄断，就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凭借垄断地位制造垄断高价，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就会阻碍竞争。这些问题，市场主体、企业本身都不能解决，只能政府解决。市场主体本身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它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即市场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会给其他人带来附带的成本。化工企业在生产化工产品的过程中，自己赚取了利润，但是它把废气排放到大气中，把废水排放到江河湖海里，污染了大气、江河湖海，让养鱼的、养虾的这些人受到损失，单纯靠市场主体解决不了，就需要政府。还有即使公平的竞争，也会带来不公平的结果，如收入差距拉大等等，这些都是市场的缺陷，需要政府来弥补。第一，我们要弄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第二，政府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要“科学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够平衡，平抑经济周期，让经济波动周期幅度小一点，制定国民经济的战略规划，弥补市场不足。所以政府的功能和市场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记者：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划分清楚之后，在二者的矛盾里，主要矛盾在哪？

赵振华：主要矛盾我认为在政府，要进行政府改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功能划分清楚之后，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政府，政府要放权，市场活力才能凸显出来，政府老是管着，市场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需要进行政府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不是简单了，而是复杂了。计划经济最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政府去调控市场，市场去引导企业。政府怎样调控市场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一门艺术，力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调控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经济底限是多少，上限是多少，什么时候出台这个政策，出台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政府的任务不轻反重了。不能简单地认为政府的职能少了，相反它的职能更多了，要由事前的审批变为事后的服务；要由过去的更多直接干预企业，变成以后的调控市场，通过市场来引导企业；由以前的计划变为以后的规划。

记者：《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新提法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到同等位置，您怎样认为？

赵振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二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里有一个重要的提法，除了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之外，这次还提出了“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地位和公有制经济完全一样。从它的历史演变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完全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十五大报告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十六大报告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两个都是”。

从现实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确确实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实发展到今天，我国民营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了，很多地方非公经济的产值比重已经超过70%，甚至80%了，这样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突破，所以我们把它写进来。另一个方面也标志着未来我们要继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里面有一个问题，公有制经济好，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好，以前我们用所有制判断所有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认为公有制就是好，万恶之源在于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实践证明，这是不行的。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是非公经济生产的，不应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万恶之源在于公有制”，指出国有经济的效率低、腐败多等，所以应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让国有经济都退出这些竞争领域，一直在争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强调把“两个毫不动摇”放在一块来理解，不能强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外一个。

记者：国有企业要改革，非公有制企业也要改革，您认为应该他们应该如何改革？

赵振华：判断一种所有制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应该是生产力。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都是好的，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都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又面临一种问题，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要改革，国有企业要改革，民营企业也要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来的，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要改什么，从《决定》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把国有企业的功能划分清楚，哪些是公益型的国有企业，哪些是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对其进行分类；第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发挥企业家的功能，这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发展企业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这主要针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如企业老总等。对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要让其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第三，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的选聘比例，对于经营管理者，不再是政府任命，而要市场化选聘，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第四，凡是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大国计民生的，都可以放开，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也可以进入民营资本。第五，对国有企业要以管理资产为主。

非公有制企业也要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改革，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民营企业原来主要是个体户，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壮大了，就不能个人所有、个人经营，也要改革，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记者：《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您怎样看待这个新提法？

赵振华：关于财产的权利，在十七大报告里有一句话，叫“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显然不是工资，不是奖金，应该是通过自己合法的财产的经营获得收入。比如说家里有住房，住不完了，出租，获得租金；家里有钱，花不完了，存到银行，获得利息；买了股票，获得股息、红利；买了债券，获得债息，这些都叫财产性收入。一部分人有了财产性收入，相当多的人没有，怎么办，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怎样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创造条件，这是十七大报告中一个论断。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进一步明确，而且作为一个醒目的标题，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既可以集这四个权利于一身，也可以让这四种权利各自发挥独立的功能。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个财产权利包括什么，农民是农村集体组织中的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有什么权利，单个农民就应该有什么权利。比方说，村里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农民作为其中的一员，就要享受股份合作制经济里相应的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比如说村里有个村办企业，村民就拥有集体股份的占有权、收益权，有了利润，必须给村民分红，村民退出这个企业，必须退还股份，有偿退出，村民的孩子可以继承。

《决定》中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这是以前没有的，过去农民发展生产想要贷款，贷款要抵押，农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这次提出，农民住房可以抵押，这又是个权利。《决定》中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以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不同权，不同价，同样的地在城市卖得贵，在农村卖得便宜，征农民的地便宜，到城市拍卖比较贵，农民可以从土地及建设用地里，经过批准允许，获得这些权利，这些都是农民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必须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花不完的钱才能变成银行存款，才能变成财产。农民的宅基地住房等可以抵押，承包地可以流转。依法、有偿、自愿让土地流转，依法，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哪些土地必须是种粮食的，不能盖房子；有偿，必须是有偿流转；自愿，农民愿意才可以流转，不能强迫，通过市场的条件推动土地流转。

改革决定中国，影响世界

记者：今年以来，对于政府如何干预市场，我国也有不少举措，如许多学者就提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要从事前监管变为事后监管，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在尝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沿着十八大到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脉络，这些是不是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干预经济的理解在深化？

赵振华：不是由事前监管变为事后监管，而是由事前的审批变为事后的监管，不是政府更好地干预经济，而是政府更好的调控经济，干预还带有过去计划经济的味道。以前办一个企业需要层层报批，一批好久，市场的机会稍纵即逝，这里有个市场机会，等政府批，批了两年，市场机会没了。这就需要由事前的审批变为事后的监督，更好的为企业服务，达到服务型政府。

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国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在向前推进，包括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它是重大的改革，上海是试点，以后可能成熟一个批一个。“负面清单”就是指哪些不让你干，你就别干，不在负面清单里的，你都可以干，先把禁止的给你列入清单，没有列入禁止名单里的都可以干。这次自贸区的建设释放了市场活力，为什么自贸区的决定一批下来，很多企业都去设立机构，就是因为审批程序减少了，各种服务提供的更好了。一年以来，我们在很多地方推进改革。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下一步存款利率也要放开；免除了一些小微企业的营业税，把更多利益留给小微企业，使其更有发展后劲；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让流通企业的税负降低，使其更具活力；精简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让政府更好地服务市场。

从去年的十八大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各项改革都在推进。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让广大老百姓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提了精气神，党领导的改革有了凝聚力，有了具体的举措。改革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坚持我们过去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地破除改革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坚持以人为本，这样改革才能成功。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赵振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公布了，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国内外的评价都很高，国外媒体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国，影响世界。《决定》是未来十年左右时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的大的战略趋向，下一步就是要破除一切困难，把这些已经制定的这些好的改革措施贯彻落实下去，就像总书记所讲的那样“抓铁有痕”，这样才能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的中期，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去35年的改革取得巨大历史成就，今天的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够发展，只有改革才能释放活力，只有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才能增强党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