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中葡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人达到了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在澳门建立起殖民统治权。不过中葡之间围绕澳门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并未止息，条约的签订仅仅意味着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葡萄牙人野心勃勃，欲壑难填，《中葡条约》的墨汁未干，便背弃维持澳门界址现状的诺言，继续向澳门附近地区扩张，而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抵抗葡人侵略，收复澳门主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从清朝末年，民国，而至新中国，先后跨越了三人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
清末关于澳门问题的交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葡萄牙殖民者也在澳门附近地区大肆进行扩张活动。在北面，它侵入关闸以北地区；在西面，它企图占领对面山的湾仔、银坑等各乡村；在南面，它意欲夺取凼仔、路环，以及大小横琴岛；在东面，它则一心想把澳门的水界扩展至九洲洋的中心。
1889年12月11日，拱北关税务司贺壁理充当葡萄牙殖民者的使者来到前山，向澳门同知蔡国桢出示一份《澳门水陆地图》，“该图东至九洲洋，南至横琴、过路环，西至湾仔、银坑，北至前山城后山脚，周围百余里，皆以红线划入葡人界内。”①蔡国桢当即严正指出：“若徒以一国所绘地图红线即云定界”，那么，“我亦可另绘一图，自三巴门起加一红线即云定界”，那么，“我亦可另绘一图，自三巴门起加一红线至海口边为止，谓葡仅管澳门半岛，并无水界，彼允乎不允？”②贺壁理见讹诈不行，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澳门。
1902年初，葡萄牙派上院议员白朗谷前来北京议约。白朗谷向清政府外务部递交照会，要求划定澳门属地。他提出：“按对面山一岛居澳门之西，小横琴、大横琴二岛居澳门西南，各该岛系澳门生成属地。”不仅如此，白朗谷还要求清政府答应让葡萄牙享有另外两项特权：一是允许葡萄牙“在澳门附近任便工程”，即可以随意在内地兴建各种工程；二是允许它“由澳门至广东省城修造铁路”。③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虽然拒绝了葡人索取“属地”的无理要求，但却同意葡人修建广澳铁路，建成使用50年后归中国。1904年11月11日签订《广澳铁路合同》。该路从澳门经香山（至中山市）至广州，全长120公里。后葡人无力修建，自动放弃修建这条铁路的计划。
1908年2月5日，澳门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二辰丸案”。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偷运枪炮弹药入境，被我海关水师在路环岛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商船船主已承认违法，服从惩处。但是日本政府却和葡萄牙殖民者串通一气，先后向清政府发出抗议照会。日本声称二辰丸是在葡萄牙的领水上航行，抗议清政府越境截捕商船，要求“速放该船，交还国旗，严罚所有非法之官员，并陈谢此案办理不善之意，以儆效尤。”①葡萄牙的照会亦声称“二辰丸是装载枪枝运卸澳门，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阻害澳门商务”，要求“即刻释放”。②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屈服。消息传到广东，舆论哗然。人民对日葡勾结，欺压中国表示无比愤慨。广东人民一贯反对葡人肆意扩占澳门以外领土，要求划定澳门界址，杜绝逾越。早在1907年底，广州、香山和香港等地的绅商士民就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派员来澳划分界限”。③二辰丸案更使要求划界的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08年底，中国驻法公使刘式训前往里斯本，同葡萄牙政府商谈澳门划界问题。1909年2月，中葡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派员查勘澳门界址，谈判地点设在香港。葡萄牙派曾任葡属东非殖民总督的马沙铎(Machado)将军为谈判代表，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则由曾任中法云南交涉使的福建籍官员高而谦出任。
7月1日，中葡谈判在香港正式开始。马沙铎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索地要求。他声称，澳门包括：一、澳门半岛，由妈阁直至关闸；二、海岛包括对面山（即湾仔、银坑、南屏、北山等28乡）、青洲、凼仔、路环、大小横琴、马骝洲等岛屿；三、领水则为以上陆地及海岛附近之水路；四、关闸至北山岭为“局外地”。①按照这个划界方案，葡萄牙新扩占的领土将比原租居地面积大30倍之多。
清政府在这次交涉中软弱无力，采取了以让步求妥协的方针。外务部主张：先查明葡人的原租界作为澳门本土，原租界围墙以外最先占领的地方划为属地。澳门附近岛屿，不论是否已被占领，一概极力拒驳。这些意见传达至谈判代表高而谦那里的时候，他又擅自作了修改，变为允许澳葡在凼仔和路环已占地居留。②清政府这种妥协方针违反民族利益，不符合人民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可是葡萄牙殖民者却仍不满足。马沙铎在谈判会上态度十分蛮横。在葡方代表的压力下，高而谦又表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至关闸），以及青洲、凼仔、路环等地，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③但葡萄牙殖民者并不感到满足。马沙铎坚持索取对面山和大小横琴岛，以及控制全部水界，使划界交涉陷入僵局。
广东人民获知“葡人图占附近地方，狡谋奢望，志在必逞”，④“割地之惨，就在目前。”⑤决定“集合大团，力筹挽救”。香山、广州和香港等地人民先后成立了“勘界维持会”，向政府反映舆论民情，提出交涉方针。8月25日，香山县勘界维持会通过《联力九十八乡民团章程》，宣布成立民团，拿起武器，抗击澳葡，保卫家乡。人民的奋起斗争，抑阻了交涉中的妥协趋势。清政府不得不表示“下系舆情”，在谈判中“格外审慎，妥筹兼顾”，坚决驳拒葡萄牙殖民者的无理要求。马沙铎风讹诈手段达不到预期目的，便于11月14日第九次会议上“拂袖而去”，悍然破坏谈判。
中葡双方在香港的谈判破裂后，葡萄牙当局企图用武力实现其扩张计划。1910至1911年间，澳门先后发生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路环位于澳门南面8公里的海上，是十字门的入口，澳门的前哨，面积6平方公里，原名九澳，后又以岛西部的路环村作为岛名。1864年，葡人侵入岛上的荔枝湾，占地数十亩建造炮台，屯兵一二十人。1910年7月，澳葡又借口“剿匪”，派兵进攻路环。岛民奋起自卫，三次打退侵略者的进攻，并夺回葡人在岛上的炮台。其后澳葡增调军舰，倾其全力围攻该岛。8月4日，葡军在岛上登陆，大肆烧杀抢掠，“村民数百家惨遭锋镝以死”。①村民撤退乘坐的渔船，亦被葡舰追逐击沉，38人葬身鱼腹。②路环的喋血引起人民的强烈义愤，纷纷要求清政府废约收回澳门。清政府也迫于情势,再次派遣驻法公使刘式训前里斯本,要求葡萄牙恢复澳门划界谈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９１１年初，葡人又在澳门附近海面和内河航道上大搞疏浚工程，企图通过这种手段取得对内河外海的控制权。７月，在广东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粤督张鸣岐一面派员同澳门葡萄牙当局交涉，要求立即停止疏滩工程；一面派二十五镇参谋官黄士龙巡查澳门附近防务，制定“军事与商业并举”的掣驭澳门的方案。在军事方面，加强北山岭的湾仔炮台，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对各隘口亦加派军队驻扎；在商业方面，政府鼓励和支持资本家加强香洲埠建设，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迁其它地方开业，以抵制澳门商务。８月２５日，广东政府派出新军１０００多人，还有军舰４艘加强前册地区防务，同时照会澳葡当局，要求其立即停止疏浚工程。中国政府加强前山防务使澳葡当局十分惊慌。８月底，葡人被近迫表示“愿化干戈为玉帛“，宣布停止疏浚工程。
二、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收复澳门的呼声
辛亥革命后不久，葡萄牙公使又于１９１３年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提出划定澳门界址问题。１９１４年，中国外交部同葡使就此事进行谈判。由于葡人坚持１９０９年在香港谈判时的无理要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此后葡人拒不遵守维持澳门界址现状的原则，继续其扩张活动，１９１９年再筑青洲堤，开辟青洲北部地区。中国政府抗议无效，随即派军队前往阻止。澳门边界顿形紧张，葡人被迫停止筑堤。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０日，澳葡公开声称，此次停止工程，纯是因外交关系，接受英国方面劝告，，并无其他缘由。①当然这只不过是葡人的权宜之计，不久形势缓和，就继续把工程完成了。１９２１年，澳门界务问题曾在太平洋和平会议上提出公断，可是会议认为问题复杂难断而作罢。
葡人向来对大小横琴鸟虎视眈眈，早已单方面把这些岛屿列入澳门属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中册县派测量员陈锋到横琴岛测量沙田，葡人发现后，竟派军舰来该岛拘捕陈锋和两名测量工人，押送澳门警察厅审理，并公然通知中山县长唐绍仪前往澳门陪审，但被唐绍仪拒绝。澳葡只好扣下陈锋的工作证件和测量通知，然后放归。②
侵地之外，澳葡又对澳门的中国居民滥施淫暴，以至发生了１９２２年重大流血惨案。这年５月，葡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凌辱中国妇女，激起市民公愤，举行罢工以示抗议。澳葡出支军警进行野蛮镇压，枪杀澳门中国居民１７０多人，于是酿成了澳门史上次规模宏大的总罢工抗争。
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抗议怒潮。１９２２年６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中华工会等九个团体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号召人民声讨葡兵的罪行。并于１２日散发传单，指出：“葡萄牙官员这种野蛮暴行，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山县县长唐绍仪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第３１７０号。直把中国人看做蚂蚁。我们是被难者的同胞，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广东的事件而不加抗议的话，那么我们国家不久就要灭亡了。本书记部第全国劳动大会设立的中央通讯机关，正向全国各工会发出这一文件，要求他们召开会员大会，举行示威，向当地当局请愿，要求他们对葡萄牙人的行动提出抗议。如工人领袖被迫采取激烈手段以争取合理解决此一问题，时，工会也应该准备与之合作。事关国家安危和工人荣誉，大家应团结一致起来奋斗。”①
随着抗议运动的开展，人民发出了收回澳门的呼声。国民党政府内部也有爱国人士抱有同样主张。例如童德乾在《中国外交政策刍议（1927年10月20日）》里面就提出：“澳门乃广州门户，久为鸦片赌博之渊薮，内地罪犯匪徒逃匿于此。葡更目为奇货，专事经营，遂成澳门唯一之收入，以致国家法律不能施行，屡生冲突，为两国邦交绝大之障碍，深为可惜。况葡国库空虚，人才缺乏，如非洲莫三鼻给、安哥拉两省皆沃野千里之殖民地，葡犹无力经营，徒耗巨万，而必欲守此寸土，挑衅中国，且违葡国一般人民之意，何其在也？一在《中葡条约》期满，当然宣告废止，另订新约。国民政府应根据本党优待弱小民族之政策，以至友好之精神，与葡政府协商交还澳门办法。”②
但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按照这个宣言行事。1928年《中葡条约》期满作废，于同年12月19日另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虽然“废除”了旧约，而葡人占领澳门的现实却没有什么改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主要集中力量同侵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澳门问题被暂时提供了方便。一方面它允许日寇军舰停泊澳门附近海面并供应给养，任由日寇假道澳门入侵中山县；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中国在澳门附近设防。为此，广东战区长官余汉谋和吴铁城等人均曾致电南京军委会军令部长黄季宽表示不满。余汉谋在1937年10月7日的电报中说：“查日敌自将一部舰队南移，以海空军扰乱粤境以来，本部迭据探报，葡政府有将澳门无条件让与日寇说，且敌机飞澳门采办。本军为防止日敌自唐家湾香洲埠或澳门附近登陆侵入计，不得不在中山属沿海岸构筑相当工事。此种工事纯在三国领土之内，与澳门完全绝无妨碍，葡政府似不应干涉，此间已由于特派员将此意向澳门当局及葡领解释矣。”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又掀起了要求收回澳门运动的新高潮。这个高潮的起点是1945年11月至12月间发生的武装封锁澳门事件。这年10月间，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到达广州接受日寇投降后，立即命令中山县长张惠长各驻军师长刘绍武等策动反葡运动，提出收回澳门的口号。澳葡当局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将前山一带边境出入口加以封锁，限制内地人民赴澳，严厉压制澳门中国居民的反葡运动，禁止一切集会宣传。澳葡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11月，张发奎命令刘绍武派一个步兵团和炮兵营进驻前山，封锁边境，切断澳门一向依赖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澳门顿时秩序紊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纷纷外迁。澳葡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对付。它一方面通过英国政府出面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求情，转令广州行营撤除封锁。另一方面致函广州行营表示修好，保证将所有在澳门的日本人驱逐出境，交由粤省处理，引渡汉奸战犯并查封其资产；中国军民可以自由出入澳门，不受任何限制；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和肃奸专员办理引渡案件；允许中国方面的一切党团在澳门分开活动，群众集会绝对自由等等。同时还肖员来穗向广东当局道歉，并恢复驻穗领事馆。新任领事为了讨好中国，竟在广州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澳门交还中国极有可能，为求中国领土完整，本人极愿对此作各种努力。”
最后，广州行营按照南京政府的指示，于12月下旬撤除了前山边境的武装封锁。国民党官兵均以此次未能收复澳门感到十分遗憾，情绪异常激愤。解除武装封锁后，师长刘绍武等人仍于1946年2月5日毅然带领武装警卫连开进澳门示威，澳门同胞万余人拥向边境热烈欢迎。刘绍武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称：“澳门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受治别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热，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迅速收回，才可符合同胞之愿望。”①
这次武装封锁澳门事件推动了全国收回澳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6年5月21日，远处边陲地区的西康省参议会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快邮代电。接着全国各省市参议会亦纷纷通过决议，通电全国掀起高潮。1947年4月17日，广东省参议会通过了三项有关收回澳门的决议：
一、电请政府限期采取本会第一次大会及参政会第二十次驻委会议收加澳门决议案。
二、发动各界组织收加澳门运动委员会。
三、电请中山县参议会迅予就近发动各界采取有效行动。②
李汉冲：《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门的一些事件》，《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1962年7月，李汉冲曾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广州行营的参谋处处长。
《广东省参议会代电》议字第1169号，1947年4月11日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第9224号，外323号。
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无动于衷。1947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长与葡萄牙公使就废除领事裁判权进行换文。这个声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件，再一次回避了全国瞩目的澳门问题。国民党政府对各省参议会请示收回澳门的电文写了如下批语：“关于收回澳门，参政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在案。本伯似可不再交部，拟存。”①于是，全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愿望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始终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对各省参议会请求收回港澳之批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第9224号，外13号。
三，新中国对澳门总是的严正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澳葡频频向中国人民挑衅。早在解放前葡人就越出关闸外十丈之远设立岗亭，巡逻放哨，企图蚕食边界，1952年7月间，更挑起了关闸事件。当时澳葡派兵向中国边防军开枪射击，并出动大炮轰击拱北居民，发炮数十。中国军队开炮还击，冲突扩大。澳葡招架不住，派人前来谈判，认错道歉，赔偿损失。其擅自在关闸处设立的岗亭也被迫搬回澳门。
1955年1月，葡人为了炫耀其殖民历史，巩固其殖民统治，积极筹备所谓“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10月间，葡人宣布所谓庆祝程序，其中包括建立侵略澳门纪念碑，举行殖民统治者澳门总督的升像礼等等。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又宣布将澳门改为葡萄牙的“澳门省”，隶属于海外部管理。7月间又颁布了所谓的《澳门海外省组织法》。殖民者的挑衅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澳门和广东各地纷纷表示强烈抗议。10月26日《人民日报》以“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澳门至今还没有归还中国，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工容忍澳门遭受侵占的情况长期继续下去。”“我们要警告澳门的葡萄牙当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六年前的中国，更不是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澳门葡萄牙当局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的和平政策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挑衅，那它就错了。中国人民从来不容许挑衅者得逞，挑衅者必将自食其果。”①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给殖民者以有力的打击，澳葡被迫以“经费不足”为理由，宣布取消筹备中的纪念活动。这一年10月1日国庆节，澳门中国居民为了给葡萄牙的所谓“开埠纪念”以有力的回答，举行了比往年更加盛大隆重的国庆活动。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
1966年11至12月间，澳葡当局强暴对待中国居民，造成了流血惨案。11月15日，凼仔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坊众小学，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可是竟遭到澳葡市政当局横加阻挠，强迫停工。当地居民派出代表与当局谈判，又被当局拘捕，引起各界人士公愤，纷纷到澳督府表示抗议。澳葡出动警察殴打群众，打伤45人，事态继续扩大。12月3至5日，澳督府内又发生殴打代表事件，市民罢工罢市，澳葡出动警察镇压，当场打煞费苦心8人，打伤107人，另有40多人被捕入狱。澳葡此种强暴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愤怒。12月10日，澳门各界举行抗议大会，提出六项要求：一、立即严惩出动陆军杀害中国居民的祸首施维纳等人；二、立即撤销戒严，保障人身安全；三、立即赔偿损失，开追悼会；四、立即公布伤亡者名单；五、立即实现凼仔办校要求；六、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签具认罪书，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①
澳门中国居民的这一次抗争得到国内同胞的有力支持，连日来全国各地人民纷纷集会示威，抗议澳葡的强暴行动。1966年12月9日，广东人民委员会外事处长奉命发表声明，对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强暴表现提出抗议，表示支持澳门居民的合理行动。指出：“澳门葡萄牙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合理要求，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并严主要肇事者，切实保证今后决不允许蒋匪特务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并把1963年6月澳门葡萄牙当局侵入中国水域抢下次的7名蒋匪特务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处理。”②12月11日，《人民日报》也以“严厉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对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澳门葡萄牙当局必须立即接受并完全实现，否则，你们必将自食恶果。”③在这种情况下，澳葡当局被迫于12月12日和13日通过广播电台宣布“全部接受”广东政府和澳门中国居民提出的要求，并表示要向澳门各界中国居民表面交其答复。此后澳督发表了几项公告，宣布解除此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的职务，其中包括了陆军司令、警察厅长、警察副厅长和代理海岛行政局长等。12月20日，澳葡又将7名蒋匪特务交还我国处理。①但在送给澳门中国居民的《答复信》中，澳葡百般推卸其责任，并指现中国居民引起此次“骚乱”。于是澳门中国居民代表100多人举行会议，决定从1月25日起对澳葡采取三项制裁措施：一、不纳税款；二、不售卖一切东西给澳葡当局机构及其官员；三、市内一切服务性行业一律抵制葡籍官员。这样坚持到了1月29日，澳督终于全部接受中国居民提出的条件，②这次事件也就告一段落。
1972年3月中国政府致联全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主席的信件郑重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化’范畴。我国政府主张，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这个声明再次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澳门问题的严正立场。
葡萄牙1974年“四•二五革命”胜利后，新政府宣布反对殖民主义、放弃海外殖民地的立场，公开承认澳门不是葡属殖民地，而是中国拥有领土主权，由葡萄牙管理的地区。随后澳门在行政管理方面逐步进行改革。1976年颁布《澳门组织章程》，成立澳门立法议会，修订各项法律，改革陋弊，健全法制；在经济上实行开放，吸引外商资本，鼓励澳人投资，守行都市化计划，改善交通电讯，实行工业多元化，提高旅游业素质，以及加强同中国内地的联系和合作等等。葡萄牙新政权对澳门政策的这种转变，促进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也促进了中葡关系的发展。
1966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
1966年12月26日、30日《新华日报》。
1975年1月，葡萄牙宣布同台湾民党政权断交，从面为中葡建交奠定了基础。
1977年，中葡两国开始建交谈判。澳门的命运是谈判是的主要问题。1979年2月8日，中葡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宣称：“两国政府将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持其外交关系。”关于澳门问题也已原则上达成协议。葡萄牙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但是这个协议，中葡双方在建交时均没有公布。
中葡建交后，两国关系趋向友，互访频繁。1980年3月，澳督伊芝迪将军应邀访问北京。这是自1949年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总督。同年9月，广东省长习仲勋访问澳门。1981年10月，新任澳督高斯达访问广州和珠海特区。10月底，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仲夷访问澳门。12月，广州市长梁灵光等亦赴澳访问。1985年2月，澳督高斯达访问北京。国家广度李先念接见高斯达时表示，在澳门问题获得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合作，把澳门管理好，保持社会秩序安定，促进经济发展。随着中葡友谊的增进，两国最高领导人又进行了互访。在葡萄牙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平托于1984年5月访华以后，11月，李先念主席应邀访问葡萄牙，受到隆重而友好的欢迎。1985年3月，葡萄牙总统恩尼斯亦应邀回访了中国。中葡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1984年中英达成香港协议之后，解决澳门总是的条件已经成熟。
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这一构想是在照顾到历史与现状，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政府按照这一构想，同巩固通过友好合作，互相谅解，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从而使统一祖国的大业向前迈进了一步。《中英联全声明》发表后，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10月3日和6日两次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提出了澳门问题。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也是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原则。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华期间，中葡双方于5月23日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将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6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进而斯本与葡外长皮雷斯•德米兰达再次就举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
澳门问题引起举世瞩目。我国政府通过各种场合阐明了中国的方针。明确指出：“对于解决澳门问题，我国的基本方针，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澳门问题。当然，还要结合澳门的特殊情况，对我国解决澳门问题了将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政策。”①
1986年5月23日《瞭望周刊》评论。
四、中葡谈判与联合声明的签订
1986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里斯本与葡外长皮雷斯•德米兰达再次就举行澳门问题谈判进行磋商。至6月16日，中葡两面三刀国外交部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了澳门问题谈判开始的日期和地点。接着，又在6月18日公布了双方谈判代表团名单。
中国政府代表团：
团长 周 南 外交部副部长
成员 柯正平 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
邵天任 外交部法律顾问
柯在铄 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诸 桦（女）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司长
赵稷华 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葡萄牙政府代表团：
团长 麦端纳 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成员 罗连纳 葡驻香港总领事
谢肇时 曾任澳门经济协调政务司司长
林慕土 葡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参事
贾斯柏 葡总统顾问、国际关系专家
亚胜生 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团特别顾问
中葡共进行了四轮外谈判，其中第一、二、三轮为谈判的第一阶段，第四轮为第二阶段。
1986年6月30日和7月1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首轮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在谈判的开场白引用了唐诗佳句“潮落江平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来比喻中葡两国是伙伴而非对手的谈判关系，并暗示了伙伴关系之间应有的和谐感。7月1日下午5时，会谈结束。中葡发表联合公报称：“会谈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除商定了会谇的全部议程外，并就一些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第一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9月9日和10日，中葡举行第二轮谈判，地点同上。此次谈判进展顺利，会谈后所发表的新闻公报称：“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讲座并取得了进展。”周南引用晋代画家顾恺之“倒啖蔗，渐入佳境”的趣话，概括了这次会谈的可喜成果。
10月21日和22日，中葡双方继续举行第三轮会谈。在充满“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对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于进展顺利，周南再次诗兴大发，吟咏刘禹锡的名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预示着会变将有重大突破。结果，两天以后，双方宣布在实质性问题取得广泛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双方政府代表团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具体讨论和修订中葡双方会变中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使澳门问题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葡谈判的第一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但第一阶段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澳门问题在走向达成协议的道路上还存在若干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葡萄牙向中国交还治权的时间问题。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因此，在第三轮会谈结束后，双方并不忙于举行新的会谈，而着重在外交上进行反复磋商，争取问题获得解决。
中国政府曾经一再表示希望在1997年收回澳门，甚至认为还可以提前一些，因为澳门问题比香港问题简单，理应比较容易解决。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1985年访华时曾说过：“我们认为澳门问题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友好协议，有了谅解，从根本方面已经得到解决。目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过在谈到何时移交治权这个问题时，葡总统却昼避开谈具体时间，而强调：“我认为澳门总督高斯达务公开声称：“我认为澳门归还中国或治权之行使由葡国转达回中国的日期，应由两国商定，不能单方面地由一方指定，这是我以前及现在作声明的目的。”①由此可见，葡萄牙并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职，在1997年移交澳门的治权。
1986年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他在里斯本机场发表谈话表示，在20世纪末以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的大业，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但是葡萄牙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巴度里则公开表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治权的意见难以接受，认为最适当的时间是在2017年。同时葡萄牙国内舆论界也有人大谈把澳门治权拖后到21世纪移交中国。面对这各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86年12月31日明确表示：“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参见198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的《埃亚内斯在北京答记者问》和1985年8月16日澳门《华侨报》的《澳督高斯达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
立场和强烈愿，任何超载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①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硬表态之后，葡萄牙政府才意识到治权移交时间没有多大付价还价的余地，只得从其立场后退。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讨论，原则上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接着葡萄牙外交国务合作秘书阿•苏亚雷斯抵达北京进行工作访问，分别与姬鹏飞、周南会谈，通报了葡萄牙国务会议通过的决定。他的访华之行，樗着在澳门总是谈判中所出现的一段小插曲已经结束。
3月18日至23日，中葡举行第四轮会谈，最后达成协议。会谈结束后，双方联合发表如下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于1987年3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谈是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审议了协议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
双方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将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
历时9个月的中葡会谈，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参见198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外交部发言人谈话的报道。
1987年3月26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举行，由周南和麦端纳分别在声明上签字。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席尔瓦又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字。6月23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了联合声明，同是指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符合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愿。
联合声明共七款。其主要内容是：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其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与各国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其财政独立，不向中央政府交税。上述基本政策，将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联合声明之外，还有两个附件和两个备忘录。附件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把声明所提到的基本政策加以具体化。附件二为《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规定成立中葡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在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过渡时期内继续进行友好合作，以保证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和为澳门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
由于中葡两国在澳门人的国籍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联合声明之外，双方各以备忘录的形式表明本国的立场。葡萄牙方面的备忘录声明：“凡按照葡萄牙立法，在1999年12月19日因具有葡萄牙公民资格而持有葡萄牙护照的澳门居民，该日后可继续使用之。”也就是说，葡萄牙政府强调某些澳门人可以具有双重国籍，既是中国澳门公民，又是葡萄牙公民。中国方面的备忘录则声明：澳门居民不论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均是中国公民。虽可继续持证到外国旅行，但不得在中国领土上享受葡萄牙的领事保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不承认任何澳门居民有双重国籍。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在1887年《中葡条约》草签100周年的同一天签订，确是一个巧合（1887年3月26日至1987年3月26日），而其意义则截然不同。100年前由英帝国主义分子金登干到里斯本去草签的那个条约，宣布把澳门治权拱手让给葡萄牙人。而100年后中国人民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声明，则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使40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从而在我国领土上消除了殖民主义的最后痕迹，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它所宣布的有关澳门过渡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尊重澳门的现实情况和当地居民的意愿，为保持澳门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联合声明的公布，标志着澳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澳门回归祖国之日，也是澳门人民当家作主之时。富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澳门人民，将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祖国的坚强后盾，在不久的将来担当起管理澳门的重任，把澳门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繁荣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