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  

摘要： 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对的，这不仅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也是当今世界性、时代性重大课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是对这一重大课题的一种解决之道。邓小平的思考方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集中表现为“四个结合”，即中国问题与时代主题结合；手段选择与目的指向结合；政治关切与经济考量结合；思辨逻辑与实证检验结合。“四个结合”分别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为什么是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什么是对的；对社会主义作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解为什么是对的。

关键词： 社会主义;思考方式;“四个结合”  

一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集中表达。首先，从理论实质上看，邓小平的这段话回答了社会主义内在关联的三个根本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是完成根本任务实现根本目的要践行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整体。其次，从观念系统上看，目的规定任务，任务是目的的外化，是目的从观念形态转变为感性现实的必经环节；而途径又是连接任务与目的的中介。这一中介的根本性作用和意义在于：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只有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方式和途径，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否则，只能导致极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贫穷；另一方面，只有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中介了的共同富裕，才能避免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才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要求。再次，从目的实现上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都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在邓小平看来，这里的目的和手段的区分，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则更集中地凸显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集理论创新、实践突破和观念变革于一体，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在理论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第一次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提出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由之路和根本目的；第一次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奠定了核心理念和根本的价值指向。其次在实践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诞生100多年以来，全球科技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世界发展新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认真反思、总结的成果，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的成果，进而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再次，在思维方式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实现了思考方式的转变和思维观念的革新。

江泽民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然而，正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绝非易事。比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无论是资本主义“二战”以后发生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挑战，还是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提出的新问题，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这些都是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实事。然而，在实事面前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邓小平那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其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实事，而是怎样求是。在任何场合，对认识主体来说，实事都是一样的，对实事的界定也并非十分困难，关键是如何从事实中去“求是”，不同的求法得到的“是”就不一样。因为，认识主体对实事的内在规律与本质把握的过程中，免不了渗透着认识主体的主观目的和价值取向，融入了认识主体观察、理解和评价实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将“求”转化为一种思考方式。换言之，什么样的“是”，主要取决于如何“求”，而不是知道什么“事”；思考方式就是解决如何“求”的问题，而如何“求”的问题的实质，则是形成或采用什么样的思考方式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实事（客体），不同的思考方式求得的“是”就会不同甚至截然相悖。如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不同派别、道路和模式，与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实事”的思考方式不同是内在相关的。可见，面对具体的、现实的实事，如何求得正确的“是”，如果只是抽象地声言实事求是，或仅仅一般地声称坚持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甚至无济于事的。必须将作为思想路线和根本原则的实事求是，转换为立场、观点和方法，再转换为操作性更强、更贴近实事的思考方式，从实事求是→立场、观点、方法→思考方式，这一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就是认识主体的“求是”活动在观念掌控上向实事的逼近过程。如果说，判断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活动中，是否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根本原则，看其是否把握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话；那么，衡量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科学的标准，就看其是否形成了正确、有效的思考方式并具备运用这种思考方式的能力。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那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在对社会主义自身的反思中形成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源于它特有的思考方式。

二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问题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时代性是社会事物的共同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思想理论的基本属性。所谓不同时代或称时代转换，是指一种社会历史时空的转变，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形式、政治架构、文化样式和精神气质等诸多方面、多层次的改变；所谓时代主题则意味着一个时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所在，而时代主题的转换则是时代转换发生乃至一个新时代形成的集中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时代转换实质上就是时代主题的转换。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间，世界经历了由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改变；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演进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实践也出现了不同的路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自的理论与实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时代的角度看，上述这些变化孕育并导致时代的变迁，即从“帝国主义与无产价级革命”、“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转向“和平发展”的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言，和平发展的新时代，意味着时代主题由政治革命转向改革建设。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牢牢把握住时代变迁的脉搏，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方法，把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与时代变迁及社会主义的时代命运的思考相结合。正是基于对时代变迁的敏锐觉察，对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情挚爱和高度的理论自觉，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对“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公开承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明确指出，一定“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那么，怎样才能“搞清楚”、解决“不够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换脑筋”。所谓解放思想“换脑筋”就是要转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问题与时代主题（和平发展）结合，来认识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中国问题与时代变迁相结合的思考中形成的，换言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和平发展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提问，提出的是体现时代精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性课题。正如江泽民在阐述、评价“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时所说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手段选择与目的指向相结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首先从对社会主义目的的思考开始，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质就是回答我们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什么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澄明，开启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域。由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等关涉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应当且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一新的角度上、新的视域中，得到正确理解和科学诠释。与此不同，传统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解答，其基本特征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过分看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发展，忽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等目的性指标和指向。

那么，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角度和视域的思考方式，其理论根据何在呢？首先，目的性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首要特征。事物在其自身运动发展中都蕴涵着自身目的，这种潜在的目的就是事物要把自身本质全部实现出来的理由，事物自身从低级状态或简单状态向它的高级状态或成熟状态的发展过程，就是事物完成自己的目的和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关于目的之于人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曾有过精妙的论述，在他关于“最灵巧的蜜蜂”与“最蹩脚的建筑师”之间区别的经典比喻中，明确指出“目的性”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根本。人的一切社会性活动都源于目的，经历了目的→手段→目的的辩证否定过程，目的得以从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状态。其次，目的是规律形成的内在要素。正如“测不准原理”所揭示的那样，对纯客观规律的追求，只能是人的纯主观的愿望而已。马克思在阐述人的活动的目的性特征时，还进一步指出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关于“目的作为规律”的观点，揭示了人的目的是规律与利益的统一，说明社会规律只有作为人的活动目的时才能对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发挥作用，作为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起作用。再次，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目的包含规律或作为规律的目的，它扬弃了两种片面性：实践主体之主观性的片面性，和实践客体（对象）之客观性的片面性；这说明目的不是纯主观的，它不是认识或实践主体的纯主观臆想，目的的客观性表现为它是一种实践观念，是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目的启动实践活动。认识与实践关系由“实践→认识”和“认识→实践”两个环节构成；第二个环节中的认识，就是作为实践观念的目的，是实践活动继续发生的始因，而且规定着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二是目的检验实践效果。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而作为实践观念的目的则是检验实践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邓小平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就是运用目的检验实践效果的标准。总之，马克思关于“目的作为规律”的思想，是邓小平反思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与理论依据。

政治关切与经济考量相结合。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实现了从政治挂帅向经济思维的观念转变；也就是在承认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政治属性、架构的同时，更重视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经济属性、架构。正是从经济思维的视角探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解，邓小平看到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看到了社会主义应当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从经济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并没有否定政治的和其他认识角度，而是强调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首先是经济的，或者说从根本上看是经济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看，从经济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是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诠释，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政治思维”，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就曾经反思检讨他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承认“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从时代变迁的角度看，和平发展的时代本质凸显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和功能。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还在延续政治（政治挂帅）的思维、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既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与时代要求、世界大势背道而驰。再次，从社会事物属性的多重和多变的特点看。作为事物本质外化的属性是多重且多变的，在不同的或变化了的时空条件下，事物本质通过不同的或变化了的属性表现出来。因此决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然要有多种角度和不同视域，不同角度和视域就会导致对事物认识、评价的不同结论。社会主义自身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如此。在由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共同构建的时空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就凸显为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变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性质，也由“对抗性”转变为“对比性”；因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应当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思辨逻辑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任何事物都由外在、具体的现象和内在抽象的本质所构成，因此形成了人类认识、把握事物的两种方式和方法：思辨和实证。实证的方法重视从具体、可感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实践经验验证的方式认识和评价事物；思辨的方法则是从抽象的概念理论出发，通过概念推演和逻辑思辨的形式认识和评价事物。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强调“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阐发，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需要，忠实于鲜活的社会现实状况，适应客观而紧迫的时代要求，用无可辩驳的经验事实去验证、丰富、修正乃至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用实证的数据、事例去定义和评判事物，理解事物时把定性与定量结合；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仅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根本性质（质）的规定，还有“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量化指标（量）的规定；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置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中接受实践的检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论述、“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命题的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开拓以及不搞争论的新发明等等，都是邓小平运用实证的思考方式阐发“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邓小平的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思考方式主要表现在：首先，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作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抽象、思辨的思考方式，偏重从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角度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根本，遗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必然会藐视现实、罔顾事实，走向教条主义、虚无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只有在实证思考方式的视域中，社会主义才变得因为可感所以“可欲”因而鲜活起来，才展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召力。其次，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价着眼于生产力标准，是一种价值观、真理观的转变。正如列宁所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要从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160多年前，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160多年后，邓小平从生产力角度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在真理观上，生产力标准体现了把真理(对)与价值(好)结合起来的实践真理观，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在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标准意味着从过度关注“姓资姓社”到首先着眼“是好是坏”。再次，实证的思考方式不否定思辨和逻辑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思辨和实证都是人类认识逻辑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会导致认识结果上的谬误。因此，在邓小平的思考方式中，实证只是一种方法、手段；其真实的目的，首先是探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和规律，探寻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操行的内在逻辑，从而在理性和逻辑的高度上廓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误区，把握社会主义的真谛；既为社会主义正名，又用事实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理论碎片化到感性直观的层面，拆解为某种局部的、偶然的直接经验性举措。因此，这种思辨与实证的结合方法，既不同于经验主义，也克服了教条主义。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提防教条主义，防范由于缺少实证支持或基于纯粹思辨推演所阐释和表现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由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名言告诫我们，必须始终以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三

借用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书名的表述方式，本文所述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考方式的“四个结合”，实际上是探索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对的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

中国问题与时代特征的结合，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为什么是对的；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本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绝佳契合，时代性是其鲜明而重要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问题与时代特征结合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质。

手段选择与目的要求的结合，回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传统社会主义观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手段与目的分离、对立甚至把手段当成目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一致性，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要求规定其手段选择；换言之，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规定了计划和市场都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在更深入的观念层面上，还要弄清目的与规律的关系。以往过分强调目的要符合规律，岂不知客观规律本身就包含着人的目的，而且规律的价值就在于能为人的目的服务，离开人的活动目的，规律就失去价值，探寻规律就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命题和实践效果，充分体现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政治关切与经济考量的结合，回答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什么是对的。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域中，政治和经济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不同角度和评价事物的两种尺度。但从政治和经济本源关系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这一关系规定了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事物时，经济的视角和尺度比政治的视角和尺度更具根本性。传统社会主义观中的“政治挂帅”的认识角度和评价尺度，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本源关系，因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认识陷入误区。把政治指向与经济考量结合的思考方式，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观点，使政治与经济关系回归本源，使社会主义回归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理论命题和实践效果，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思辨逻辑与实证检验的结合，回答了对社会主义作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解为什么是对的。思辨和实证是人们把握事物的不同方式，实证的方法从事实出发，是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思辨方法从概念出发，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如此，从思辨出发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抽象的；从实证出发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具体的。在实践思维的视域中，世界上从来只有具体的社会主义，没有抽象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作者简介：张兴国，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