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1世纪初期以来，出于各自“大国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的需要，日本与印度互有所求，相互借重，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加强全面合作，经济与安全合作尤为突出。这反映了日印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与制约中国发展的心态。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印度;国家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作为亚洲地区两个大国，作为拥有共同价值与原则的国家，日、印都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各自外交的近期目标，[1]在“入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拉近了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日、印两国希望在亚洲与国际更广泛的领域里扩大传统的双边合作关系。从日、印两国发展战略来看，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等领域加强全面合作，源于各自的“大国情结”与大国战略目标的相互需求，也反映了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与制约中国发展的心态。[2]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成为印度努力扩大对外政策选择范围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日本与印度关系战略评估
21世纪初期，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合作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1.日印政治关系发展迅速
日、印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双方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共同的目标与追求促成了日、印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走强。特别是在提升国际地位方面，两国拥有一致的认知，争做世界政治大国的“大国志向”成为日、印两国追求的共同目标。近年来，日、印两国在政治领域的交汇点日趋增多，两国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一拍即合，都希望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第二，海洋战略始终是日、印两国各自国家的战略重点。日本作为太平洋国家，积极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既可以扩大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确保印度洋海上航线的安全，又可以使日本的技术与资金等进入印度巨大的市场；印度希望把中国的老对手日本拉入印度洋，以制造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新摩擦点。对海洋利益的共同追求促进了日本与印度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第三，日、印两国逐步形成的政治对话机制化和高层互访常态化的有利态势促进了双边政治关系的深入发展。
尽管日本对印度1998年核试验实施了经济制裁，日、印关系迅速降温，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3]随后，日本与印度的外交部长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年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使印度在核试验后不久即与日本建立了高层接触，因而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意义。[4]
“9·11”事件后两国关系开始恢复，并逐步走向了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日、印双方开始在一些领域形成全球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日、印两国决定通过三条途径来建立双边“面向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建立“印日名人小组”、加强信息技术的交流、建立固定的不同级别的安全对话机制。[5]此举表明因核试验陷入困境的日、印关系已经修复，从此之后，日本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印度总理瓦杰帕依访日直接推动了两国签署《印日联合宣言》，并做出每年举行一次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时提出了著名的“八点倡议”，建立两国总理级别的年度会谈机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7年8月访印时发表了《关于新时代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的共同声明》和《日印环境与能源共同声明》。在日印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事件的是2010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时，制定了日、印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路线图。两国正式发表了《关于推进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与《关于日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印期间，双方宣布正式启动“日印2+2会谈”机制，以提升日、印双边国防与战略关系。[6]
2.日印安全合作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日、印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渐趋广泛，且呈不断扩大的态势。[7]日、印防务合作的内容包括了军事演习、在国际和地区性安全问题上的联合研究以及联合灾难管理。日本与印度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形成了机制化的安全合作新形式。早在1997年，日本与印度就决定建立国防部长级别的安全对话机制。1998年6月，正式启动了日、印之间的全面安全对话。[8]
首次日印防务会谈于2001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2003年3月，日、印两国达成协议，决定两国将定期举行外交和防务领域的次部级安全对话。[9]年底，日、印两国在日本东京连续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正式建立了日、印安全对话机制。
日印海洋安全保障对话于2004年11月在日本举行，双方全面讨论了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双边合作的可行性，并达成了保障海洋安全的情报共享、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加强双边防卫交流等共识，双方同意在港口建设、造船、海运和海洋调查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军方高层于2006年2月和3月相继访问了印度，表明日本与印度加强了在海上救援与打击海盗等领域的合作，标志着日、印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互信安全对话”计划正式启动。⑩5月，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促进国防交流的共同文件。这是日、印两国国防部长首次签署的防务合作文件。
2008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日印之间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其合作框架基本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该宣言制定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路线图，促进了日、印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深入合作，特别是加强了日、印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联合宣言》为持续深化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关系提供了制度与法律的保障。
第二，联合军事演习加深了双方人员的了解与合作深度。近年来，日本与印度联合举行了数场军事演习，旨在模拟实战打法，提高印度军事人员的实战能力，联合军事演习的成功举行有利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提高了双方战略合作的能力。日、印双方选择“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为演习主题，期翼以海上公共空间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步扩大各自军事影响。联合军事演习突出了海上救援与打击海盗等内容。以海上力量演习为切入点，为双方后续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军事技术合作打开了突破口。而且，日、印之间的海上联合演习正逐步走向机制化。
2012年印度和日本已启动了双边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今后还将开启新的“海上事务对话机制”，包括共同应对“海上安全挑战”等。2013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核能合作成为此访的重点，双方加紧了核能协议谈判进程。
3.日印经济关系逐步回暖
日本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是日、印双边关系的基础，也是深化双边合作的基础。经济关系支配着日、印关系的全部。[11]日本把印度作为政府间资金合作的重点，2004年起，印度成为日本海外开发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
目前，日本已成为印度第三大投资国和第四大贸易对象。2003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把对外援助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在对华经济援助连续两年被削减25%的同时，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增加20%。使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日本贷款的最大受援国。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日、印双边贸易额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12]2002-2003财年有所下降，但2004-2005财年比上一年增长了16%，达到43.5亿美元。[13]2005-2006财年，双方贸易额高达65.4亿美元。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2008年度印度所占的比例仅为约0.9%。[14]2009-2010财政年度，日、印双边贸易额约为155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印贸易顺差约为35.5亿美元。
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也逐年呈剧增趋势：2005年日本在印投资额为298亿日元，2006年达597亿日元，2007年为1782亿日元，2008年为5429亿日元。[15]三年间，日本在印投资额增加了近20倍。日本在印公司也从1997年的148家增加到2004年的300家，[16]到2006年6月，又增至350家，[17]占其亚洲公司总数中的1.5%。[18]日印合资企业也从1980年代初期的27家增加到了1991年的780家。[19]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日本位列在美国、英国和毛里求斯之后，位居第四。
2010年8月，日、印两国就缔结旨在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达成初步共识。日本政府期望通过EPA促进日本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搭乘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并将此作为其经济增长战略的一个核心。[20]根据该协定，将取消今后10年占日、印双边贸易总额94%的商品和服务关税。2011年2月，日、印两国代表在东京正式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标志着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走向深入。[21]这也是日本迄今签署的第12个经济合作协定。日印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22]
二、日印关系发展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印度积极主动地推行“务实外交”战略，以经济促政治，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日本积极推行“大国外交”，努力实现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型，日本与印度各自战略需求决定并推动了双方逐渐走近并迅速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从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日本和印度是两个互为倚重的国家，应该成为平衡亚洲安全的一种稳定因素。[23]在日本的亚洲外交框架中，印度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日、印关系在战略与地缘政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4]
日本与印度自2006年12月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科技与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强化，安全合作已经成为日、印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日、印两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定期对话机制，强化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已经视印度为其战略伙伴，而非竞争者。双方贸易亦开始不断扩大。[25]日、印两国签署的经济合作协定是印度首次与发达国家签署的协定，也是到目前为止印度签署的最全面的协定，不仅可以避免因中、日之间不稳定的双边关系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使日、印两国共同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日印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印度“东向”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是印度迈向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第一步，尽管印度无意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但印度愿意与东盟和中日韩等国探讨建立广泛的东亚经济圈，该协定不仅促进了印度借助日本不断扩大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且也成为印度尽早融入东亚地区重要的战略步骤。
从地缘政治考量，日、印两国在亚洲与印度洋地区安全方面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为相互间开展战略协调和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近年来日、印两国加强战略互动的意图日益凸显。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近年来，印、日关系处于不断升温的态势之中，日本的技术与印度的市场相结合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极其有益。[26]印度和日本也共同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欲通过加强两国间贸易以抑制中国的实力增长。[27]
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影响亚洲地区格局重组的重要因素之一。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与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日本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积极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不断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并确保日本在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28]更为重要的是，应对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在亚洲积极推动地区多边主义的战略目标。[29]印度的“东向战略”与日本的“西进战略”在相同的基础上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进一步促进了日、印关系迅速发展。而牵制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平衡与中国的关系遂成为日印迅速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与印度接近是日本政府一张有效的“对华牌”。[30]日本竭力“拉印制华”，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日印战略关系，[31]使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呈现出了更为复杂多变的战略态势。
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了中日关系与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在“中日印”战略三角关系中，中国既要密切注意观察日印关系的发展态势及其变化，同时又要积极继续发展与深化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影响力。而且，随着日印关系的不断深入，日印合作在政治、安全与经济等方面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32]面对日印关系的迅速升温和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中国还应积极调整外交理念与外交策略，特别是要调整周边外交战略，以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33]
“日印联手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无形中推动了彼此合作的深入发展。同时，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有利于日本扩大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具体而言：
第一，日印发展双边关系可以在政治上互有所求。日、印两国都谋求成为世界大国，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日、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中相互借重、共同联手、谋求一致的政治诉求。[34]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可以成为巩固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基础。[35]日本与印度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同时也为两国维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二，日、印发展双边关系可以在军事安全上互有所用。由于中国是日、印两国长期以来关注和防范的对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两国先后制造的多版本“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由于日本与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日本将中国视为冷战后“多元威胁”中的主要威胁之一。
日、印两国间军事合作的不断扩大，以及日本借机在亚太地区参加多次军事行动，进一步促使日本从纯粹“防卫性国防”转变到正常国家的军事力量，[36]从而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目标。
日本迫切希望与印度建立机制化的海上安全合作关系，其战略意图就是借两国安全合作，强化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战略影响力，并确保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第三，日、印两国发展双边合作关系可以在经济上互有所补。日印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有助于日本融入南亚经济圈，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亚的市场。而且，随着日、印两国经济的发展，两国对石油需求日趋上升，严重依赖从波斯湾进口，这是促成日、印两国战略关系走向深入的主要原因。[37]
日、印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将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对正在转型的亚太地区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给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带来诸多变数，日、印两国关系的深入无疑使现存的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变得更趋复杂化，如果日、印两国遵循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发展双边合作关系，可进一步推动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38]
进入21世纪初期，印度调整了对外战略，加大了对发达国家的外交力度。这一政策在亚洲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大力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捞取经济实惠，建立战略安全方面的默契，扩大印度的国际发展空间，缓解严峻的地区战略安全环境方面的压力。加强在抗衡中国中的“合力作用”。由于在抵消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机遇，为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双边合作增添了诸多动力，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合作力度。[39]
三、制约日印关系发展的因素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远交近攻”的政策，希望借力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在亚洲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日本与印度加强政治、安全与经济关系成为其“远交“政策的重要一环。但是，日印双边关系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在政治上，日本与印度各自国家战略目标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日、印双方利益诉求和关注点并非完全一致，印度和日本在对待国际事务与国际政治方面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已严重阻碍了日、印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在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和日本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大国，印度不可能以牺牲印中关系为代价发展印日关系。从地缘战略角度考量，印度更多地会在大国关系中寻找平衡点，在“中日印”战略三角关系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借助对华、对日关系的发展来增强国家外交的影响力度，达到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力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印度而言，中国实际上都比另一方对它来说更重要。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日本希冀实现外交中的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多元化。因此印度成为日本一个理想的选择目标，日本可以借助印度，以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或牵制中国。但是，印度似乎无意加入美、日等国的“对华包围圈”。
在经济领域，日本舍近求远，欲利用印度借势，其作用非常有限，从熟悉又临近的中国市场转向遥远陌生的印度市场，在时间与成本上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且，日印间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特征，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同时，日、印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量不大、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日本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等问题，已制约了日印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
注释：
[1]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69.
[2]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51.
[3]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23.
[4]G. V. C. Naidu, "The Manila ASEAN Meetings and India", Strategic Analysis, November 1998.
[5]Hiroshi Hirabayashi, Japan'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India Relations, at a national seminar on Indo-Japanese Relations: The Emerging Trend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hli, March 26－27, 2001.
[6]庞中鹏：“日本与印度缘何不断接近”，《联合早报》，2010年1月1日。
[7]Jeffrey W. Hornung, "The Ties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Is More Closer", Diplomat, Jan 12, 2013.
[8]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74.
[9]王施异：“后冷战时期印度―日本关系的战略层面考察”，《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2期，第46页。
[10]王施异：“后冷战时期印度―日本关系的战略层面考察”，《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2期，第47页。
[11]V. P. Dutt,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99, p. 330.
[12]李益波：“印度与亚太安全：历史、现实与中国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1期，第25页。
[13]李小琳：“论印日经贸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1期，第48页。
[14]王欢：“日本与印度有望就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一致”，《环球网》，2010年8月17日。
[15]庞中鹏：“日本与印度缘何不断接近”，《联合早报》，2010年1月1日。
[16]李小琳：“论印日经贸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1期，第49页。
[17]时宏远：“印日关系持续升温及其动因”，《国际资料信息》，2007年第12期，第36页。
[18]Toyo Keizai, "A List of Japanese Companies Abroad 1998”, Quoted from Hiedki Esho, "Ind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Response", in Kesavan and Varma(eds), Japan-South Asia: 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New Delhi: Lancer's Books, 2000, p. 236.
[19]马加力：“日本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第26页。
[20]王欢：“日本与印度有望就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一致”，《环球网》，2010年8月17日。
[21]新华社：“日本和印度签署经济合作协定”，2011年2月16日东京电。
[22]侯金亮：“日印‘经济恋’升温的背后”，《联合早报》，2011年2月22日。
[23]马孆：《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24]Hisane Masaki, "Tokyo, New Delhi Eager to Put Synergy back in Relations", The Japan Times, Feb.2, 2001.
[25]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72.
[26]新华社：“日印发展新关系”，东京，2010年10月27日电。
[27]新华社：“印度和日本想要对中国施压”，巴黎，2007年11月7日电。
[28]Ruth Tapl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Richard L. Grant, Japan and Northeast Asia, in Richard L. Grant ed,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Focus on Asia,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ia Pacific Programs, 1997, pp 72-122.
[29]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86.
[30]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31]G. V. C. Naidu, Ind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DSA, 2010, p.20.
[32]宋志辉：“试析印日关系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1期，第46页。
[33]卫灵：“大国战略下的日印关系”，《当代世界》，2007年第5期，第37页。
[34]刘江永主编：《当代日本对外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
[35]Hisashi Owada, "The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Japan-India Relations", The Hindus, July 13, 2000.
[36]Charles Bickers, "Extending Tokyo's Reach", (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18, 2001.
[37]"India and Japan Enhanc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Defense News (U. S. A), Dec. 29, 2009.
[38]"Visit of Prime Minister Dr. Manmohan Singh to Japan and Chin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2008. p. 17.
[39]Tomodo Seki, "A Japan-India Fro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5, 2000.
(胡志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