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市场化的深入，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更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这是转型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背景和新特征。
关键词：经济社会转型；基层治理；治理变革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新力量。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问题，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经济的结构与秩序、政治的体制与前途等课题重新要求我们给予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基层治理体制变革更多的理性关怀与深刻思考。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在经济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乡村政治面领着发展实践与理论构建两大难题，再次刺激了学者们的学术神经和理论思维，农村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曾说过，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而如今，10 亿中国农民站在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入口处，这是 21 世纪开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带给中国农民的新希望和新挑战。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和政治文明的转型，是中华民族向当今世界以及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背景
中国农村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把农村置放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座标里，它既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祥地，也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轫场。农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村是什么？学界观点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农村是与城市规模不同的、主要是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社会区域[2]。有学者认为，农村是与城市经济活动方式截然不同的、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3]。其实农村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既包含着政治经济的内涵，也包含着文化的意义。农村是一个以农民聚居、农业生产、乡村文化为要素的基层社区。它既是一个农民的生活场域，又是一个农业的生产基地，还是一个乡村传统积聚的文化摇篮。无论是从经济生产模式来认识农村，还是从居民社会属性来认识农村，抑或是从传统文化习俗来考察农村，分析的视角中始终都脱离不了农村的一个社会主体———农民。农民是农村社会区域的主角，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受制于生活区域的限制，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始终离不开农村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农民的思想结构和观念体系始终离不开农村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农民的市场理性和效益动机始终离不开农村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传统农村经济模式下，农民是一个养家糊口、生活缺乏弹性的“小农”形象；在农村市场化改革初期，农民是一个敢想敢做、期待进入市场赢得更大自由的“经济人”；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之时，农民又把自己的精力从经济发展中分离一部分投射到基层政治和治理领域，此时农民展现的是一个期待具有更多政治话语、享有更多政治权利、参与基层政治实践的“现代人”。农民的行为模式、人格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始终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农民还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的智慧在不断推动着农村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从这个层面上说，可以认为“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火，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违抗，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4]。
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培育出了一代新式的现代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他们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力量，成为农村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最根本的主体要素。然而，有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在农民卷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思想、品格、观念、素质、精神和文化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但农村发展滞后的惯性和市场化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并不完全具备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秩序的调控能力、市场环境下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不充分具备市场变化莫测的应对能力以及农村市场诸类风险的防范能力。进入市场的农民还不具备了解、驾驭和操控市场的能力与素质，这是农民自身经济能力的局限表现，也是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症结。其中原因很多，既有技术层面，又有操作层面，更有理念层面；既有经济上现代性的不成熟，又有文化上现代性的不适应，更有政治上现代性的不健全。农村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同样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影响着农村的政治建设。事实上，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农民的经济理想在不断实现，但农村的政治体制在村民自治治理于乡村广泛推介后，并没有带给农民政治权利整体性的提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制度生命力的政治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政治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5]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和农民政治权利享有程度与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间出现了“断裂”，这或许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后农民现代性始终无法形成、稳固的根源所在。
农村市场化改革是推动乡村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体制基础与根本动力。农民卷入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体制之中，在市场化的商品交换与资源配置过程中实现其劳动价值和奋斗理想。随着农村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农民已经不能也无法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农民与市场已经不可分割。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乡村市场化的转换、工业化的成长和现代性的追求上，也愈来愈明显地体现在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造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农村市场化不仅将农民拉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同时也将农民纳入到了基层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不仅在打造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也在不断塑造农民的“政治人”身份。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在基层农村的强制推行，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基层治理体制变革开始朝着国家的理想目标迈进，农民被快速地卷入到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与基层政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使现代政治法治思想深入基层，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村庄政治体系的权威显著提升，不仅培养了村民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治理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而且使村民树立起基层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
市场的竞争性、天然平等性最符合人类普遍追求利益和自由的发展趋势，也最有利于人类自由、平等与权利在社会领域的实现。因此，市场是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的社会制度基础，它天然地和民主政治相关联。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促进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最佳方式，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参与的基础和种类呈现多样性，并能够使民众更多的自觉自发地参与政治，而不会是被动式参与[6]。农村市场化改革不仅成为活跃和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发展途径，也是推动和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变革的源泉与动力。有学者认为“：在一个政治参与很有限的政治体系中，传统农村精英的支持已足以保持政治稳定；在一个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都很广泛的政治体系中，农民乃是举足轻重的集团。”[7]农民是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这个阶层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始终是决定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关注农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利益诉求，就不能真正构建和完善农村的政治体制构架，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好中国整体的政治体制走向。
有学者认为：“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能量交换和动态平衡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处在某种生态———生长的过程中。”[8]农村基层政治的发展深深植根于农村市场化改革、乡村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转型的背景环境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化改革尽管是局部性的经济领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局部性的农村市场改革却带来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等全局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市场化改革所激化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飞速前进，同时也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乡土社会出现了地域的多元化、群体的多元化，农村政治空间出现了权力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包括农民的人性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分化局势的日趋明朗，农村社会在国家放权和分权的基础之上享有了更多决定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由此使得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成为必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具有复杂性，特别是农村市场化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同时在转型期的交织和汇合，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要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和更艰巨的挑战。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农村社会转型虽由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而引发，但转型最终能否真正到位却决定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体制的顺利变革之上，即最终取决于基层权力结构、政治空间与村民自治自身体制和功能的调整之上。过去传统的农村经济社会单向性改革措施和转型路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性农村基层的实际发展情形，现代农村基层经济社会机制的变迁与运转需要体制完善的政治空间和体系健全的治理结构作为基础。农村政治体制与基层治理模式的变革是实现经济社会均衡有序转型的功能基础和动力支撑，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需要有效的基层治理结构和基层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宏观背景和体系框架。
一直以来，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认识视野与研究路径囿于社会学上社区治理的规范性论证思路和政治学上政制构建的强制性生成逻辑，忽视了基层治理理论与自由、法治等概念组成的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的密切关联；过分注重基层治理本身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自身具备的生动活跃的政治前景，缺乏对基层治理的政治精神的深刻分析和民主结构的深度探索；注重基层治理在某个学术领域或理论场域中的单一研究，而缺乏多学科交叉演绎，导致多年来基层治理在框架的稳固、理论的构建和整体地位的提升上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核心本质。市场经济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也促进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而恰恰在社会转型与治理变革之中，村民自治充分展示出了其政治价值。探索和寻求基层治理变革之道，稳固基层治理变革在农村政治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必须明确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定位。无论是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来说，还是对农民个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在广大农村社会进行自治治理，并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而进行变革，肯定是一种新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个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全新构造和特色诠释，是一种崭新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起航，是中国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个性演绎。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我国未来基层权力分配模式与治理运行体制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国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全局。因此，基层治理的制度变革理应得到人们的关注、尊重和支持。
二、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特征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在于顺应农村市场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构建基层有序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层化、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基层治理的自治化。对于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来说，对利益的追求、对自由的关注、对权利的维护达到历史上的较高层次，并且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对自由、民主、自治等政治权利概念在理念与精神层面的感性追求，逐步转向到乡村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基层治理体制等权利表达机制及保障机制的理性构建上来了。村民已经认识到，仅仅享有“权利”的头衔是不够也不真实的，更需要建立基层配套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基层治理机制；不仅需要灌输、培育和传授乡村农民现代文明政治的理念、知识和精神，更需要改革、创新和完善农村基层现代政治文明的体制、机制和程序。正如有学者认为，构建完善的政治体制才能使人民憧憬的理想政治信念落实到自己日常的政治行为中来，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政治文明的真正追求[9]。从当代农村基层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情境来看，农村市场化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就其根本而言，是建构在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利益在农村社会的集中体现会影响基层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力量，经济利益的分化与组合会导致与其相对应的农村政治力量之间权力地位的变化与博弈，并在此基础之上整合新的农村政治资源、调整农村基层的政治秩序，这种乡村社会政治力量的博弈整合与权力结构的变迁重组，最终会带来农村基层常规化、制度化民主政治体制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这是当前在为农村市场化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而欣喜的同时，必须对农村民主政治体制和基层治理结构变革予以理性关怀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变革能够满足农村市场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要求，可以有效地协调农村市场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建立起农村社会有序的权力结构，从而稳定乡村和谐的社会秩序，以维护和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这代表着农村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实现基层政治高效整合的现实意义，重新解释和建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关注到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新动向，不仅有助于对农村基层治理现状的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当前村治问题背后的原因，从而为构建新的乡村治理结构提供参考模式。首先，基层治理变革分析和解释了当前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威的实际状态。转型期农村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农民的利益追求、经济发展都是与其政治权利密切有关的，而农村现在面临着权力结构调整与政治权威再塑的问题，这是农村基层治理和民主政治建设相当困惑的难题，而建构现代化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代表着一种新的分析思维和解决框架，建立理性化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始终抓住的核心问题。其次，基层治理变革为建构乡村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基层治理变革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经济的转型，又包括社会的转型，这种变迁就是农村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表明，只有把农民纳入到基层政治体系之中，实现基层民众与政治的整合，才能实现基层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只有将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文明的框架之中，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但是，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还不是长久的、强有力的整合机制，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形成需要一种更理性、更健全的权力组成结构与运行机制，而基层治理变革正能满足基层政治高效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仍在加速，通过对农村政治经济秩序中冲突与矛盾的分析，构建一种协调而有序的治理形态，构建转型期基层治理的理性结构，应当对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拓宽了分析农村问题的研究视野，能够丰富和发展“三农”问题的相关理论。目前基层“三农”问题的复杂状况是中国的独特现象。现代“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纯粹的方法。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农村问题。正如学者曹锦清所言，“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思考。学者秦晖也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显然，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的分析框架，广泛吸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成熟理论与研究方法，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和看待农村问题，避免传统分析进路的局限。事实上，当前“三农”问题不缺乏价值研究，也不缺乏实证研究，缺乏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注重运用政治文明的分析思维和基础理论来探索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问题的性质、形成的原因以及变革的方向，进一步梳理、整合、协调和发展农村的权力结构，最终为基层治理的发展确立和提供一种新的体制模式，这是传统“三农”问题的研究方法很少涉及的。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主要从宏观的视角、价值论的层面来分析农村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价值、理念、精神层面来剖析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动向；二是从结构、基础、秩序层面来理性地探索农村转型期基层治理格局的发展路径。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发展的研究理论与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趋势是有差距的，而且没有很紧密的结合农村市场化改革和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背景，因而使农村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存在困惑。国家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呼唤着一种新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建立和基层治理理论的提升。
三、结 语
中国农村当前的发展环境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也鲜明地体现在基层政治、经济和文化朝向现代化的方向变迁和变革，乡村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普遍、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现代性转型变革了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乡土文化、社会治理体系。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性以其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式把人类带离了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现代性的转型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它改变了人类生活中最熟悉、最有个性的发展轨迹[10]。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加快，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复杂化等发展问题给基层的自治治理加重了负担。因此，农村基层治理制度期待着能够再进一步提升和变革，不论是外在形势变化所逼迫，还是制度机理革新的内在催促，基层治理都必须正视当今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直面村治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通过外生性的政治文明基因导入和内生性的自治制度机制厘清，重塑广大民众对于基层治理的政治自信心和高度责任感，这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路径，形成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野，提升农村问题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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