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毛泽东的一生（1893-1976年），伴随着中华民族从沦落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深渊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伟大复兴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首先取得胜利的。实践证明，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认识贡献具有开拓性、基础性、根本性和规律性，值得不断学习运用。

一、重视理论武装，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断坚定理论信念

从青年开始，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其切入点是从理论上、伦理上彻底改造国民。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认为近代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因此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理论主张。“五四”以后，毛泽东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说：“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是认真的选择、理性的选择、理想的选择。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的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从而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宇宙之真理” ，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

中国共产党成立，郑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作为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毛泽东把理想信念统一于党的事业，毕生坚定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中央委员会上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他宣称“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1945年4有25日，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他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牢固世界观，掌握方法论，全面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外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外理国际斗争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作出培养无产阶事业级接班人的战略决策，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作为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第一条。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 70年代，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即使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曲折、出现失误、犯了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但是，也证明毛泽东所说，他一旦建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二、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建设两个先锋队

在论述中国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两个先锋队要统一于无产阶级党性。毛泽东创造了思想建党的根本方法，解决了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课题。

1929年12月28至29日，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思想上建党原则。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错误思想表现，要求共产党员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全面交锋和坚决斗争，从而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决议重申了思想建党的方法，指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由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后来，毛泽东谈到两个先锋队党建工程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

经过延安整风，正确地开展思想理论斗争，自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从思想上建党，注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强和坚定无产阶级党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周恩来说，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季米特洛夫由此更加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更加支持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解散后，他还谈到：“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十分对的，各国人民，要向他们(中共)学习! ”

建国以后，毛泽东从巩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更加注重思想理论建设。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重申30年代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要求开展对于旧思想和自发意识的理论斗争。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1958年1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进行初步总结，形成《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讲了一段十分精警的话：“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然而，中国革命最初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夭折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的一些错误和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在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 两次挫折，都有同样深刻的理论原因，即不顾国情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论路线，一是照搬照抄的本本主义，一是毛泽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路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任务，要求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之路，也从根本上带来了中国主流思想文化转型，从七大开始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美国学者怀利在《毛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毛泽东一辈子读的是线装书，但还是从中走出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形成了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来代替孔夫子主义。

同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他说，这个“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而不是“少许”。他进而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实践化，把它“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 的理论与方法，藉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他说：“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1963年5月，毛泽东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就是要与时俱进，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历史课题。1949年9月，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中，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坚持结合国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哲学思想方法论，体现了毛泽东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时代意识和主要理论成就。1956年4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又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1962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四、集中整党整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断达到党组织思想政治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倡导全党理论学习和思想交锋并重，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解决思想问题，藉以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毛泽东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斗争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的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为了全面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健康党的肌体，提高组织战斗力，毛泽东创造了“整党整风”的形式。其中，延安整风最具代表性，成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的程式。

第一，集中开展理论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有120多位在延安参加集中学习。同年9月，党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文件有《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其间中央还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这些文献，要求每个干部都逐篇阅读，并写阅读心得，有力促进了全党思想统一和作风转变。

第二，整顿思想作风。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要求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要求克服宗派行为，努力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整风学习进行了全面总结。

第三，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深入学习和讨论。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传达贯彻了党中央的意见：一方面应使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采取宽大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194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通过延安整风，党的高级干部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五、牢固树立正确学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反对各种错误理论倾向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学风上，毛泽东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实事求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他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批判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毛泽东批判事务主义和庸俗的经验主义说：“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向碰壁的地步。” 他要求“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更为反对教条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29年6月，毛泽东针对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指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著成《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发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的号召。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经典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随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出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完整地表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 “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这年底，他为中央党校题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此成为全党的党训。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六、建设强大的理论家队伍和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发挥桥和船作用，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建立之初，“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 为此，毛泽东坚持倡导普遍增强全党干部的理论学习教育。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他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

毛泽东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理论学习提高的重点，注意发挥他们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的中国里面，进行一次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必须要自觉地造就成数万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高级干部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抓紧研究。”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造就精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革命知识分子队伍。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的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党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绩就越大。 在抗战前夕，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习业务，学习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我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于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成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于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l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毛泽东还循循善诱地教导理论人才和知识分子要健康成长，深入实践，向群众学习，做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他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