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是可以进行多维解读的概念，反贫困也因此依托多重话语体系来指导具体行动思路，总体而言概括为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地区长期以“经济”贫困为基本导向，重点解决经济贫困问题，而反贫增收成为当下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反贫增收机制，开拓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新机制。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扶贫;文化产业
一、“贫困”的多维度考量及反贫困话语理论背景
穷人的贫困曾经被界定为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其目标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剥削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而社会发展阶段论则认为，社会发展越落后就越“贫困”，贫困是社会发展落后的结果，因此，要实现富裕，就需要让社会发展到先进的程度。阶级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贫困原因被归结为社会制度原因，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来改变贫困状况。
低收入就是“贫困”，这是通常的理解，认为增加收入就是解决贫困的出路。这曾经主导了我国长达30来年的政策和扶贫工作，这一认识依然流行。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扶贫方式有所改变，从“输血”改为“造血”，让贫困主体通过自己生计方式的改变达到脱贫的目标，具体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科技文化素养的提高、劳动技能的增加、生产生活能力的提高等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的具体目标。
低消费也被理解是真正的“贫困”，经济学理解认为贫困不能看收入多少，而应该看消费多少，即基本生活需要所占的比例大小是衡量贫困的根本标准。也就是说，除了增加收入以外，最重要的是增加总体收入，减小基本生活消费比例是脱贫的根本目标。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统计出具体的比例，从而确定对应的人群，只能通过宏观指标来衡量整体的贫困程度。
随着贫困成为全球化问题，许多国际组织经济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中来，总体上从实践层面总结为三大模式，即通过外来力量支持的“外援”模式、通过自下而上推动反贫的“内源”发展、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式”发展。这往往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一般组织很难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实现反贫困目标，所需的成本比较高，至多只能以具体项目的形式来推动反贫困目标的实现。最大的问题是，项目结束，迅速返贫，使反贫工作没有可持续性。
“产业化”扶贫是我国政府推动的具体操作模式，即通过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带动中下层农民增加就业机会，实现收入增加的目标，可以解决组织管理问题，农民技术能力低下问题，市场风险分散问题，农产品加工技术难题等等。这也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贫困者难以得到实际该得的回报，甚至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贫困两极分化，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二、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
1.文化产业发展背景
国外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首先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开始，“文化工业”或“创意产业”等概念伴随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文化工业化生产展开批评，其概念内涵和所指对象从文化消费领域扩展到经济生产领域，从批判的立场转向正面的肯定，从后现代的理论解构推向现代化的理性褒扬，理论的发现却让这一理论走向实践的反面。基于文化批评立场的文化产业研究转向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文化资本、创意产业等概念成为文化产业的新近似概念，围绕利润和收益成为经济学的新领域。这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的矛盾事实一直在西方文化艺术领域和文化经济领域并存发展，这样的局面延伸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世界，以至于在前现代国家和地区也并存着后现代批判的声音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具体实践。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也并行着这样矛盾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深受西方后现代思想和文化思潮影响，社会正在接受文化批评的部分思想，并以此导向社会变革和社会行为;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围绕着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获取经济利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对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延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沿着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丰富和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基本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发展也逐渐注入市场经济因素，部分文化活动逐步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文化旅游业的推动下，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产业形成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区纷纷打出民族文化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2.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基础
西南民族地区是基于地理类型和文化区域共同作用形成的特殊地理文化杂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以及多重文化并构和再重构的文化重叠区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内外部共同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叠影。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文化工业两大历史背景下，文化产业协同旅游和经济开放，使西南民族文化在工业化文化消费大潮中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值得深思和玩味，尤其需要投放到宏阔的全球文化生产环境中思忖。
贵州地处西南高原腹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历史积淀深厚，主要彰显出“通道文化，、“坝子文化”“山地文化”特征，是西南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苗疆走廊”与“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河西走廊”“茶马古道”等相互呼应，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走廊。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今天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包括无数古镇、古村落、古街巷中的古建、古寺、古祠、古歌、古诗、古谣、古词等古老传统文化，散布在贵州高原之上，也因此形成了如今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
3.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多重目标
需要从多个维度思考民族文化产业的目标，以此定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往往是个极富争议性的议题，整个过程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不断被赋予新的解释，从而兼具多重目标。概括起来，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需要确定以下目标:
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其中包含的根本目标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总体上概括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也根本上确立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基本目标。
因为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地域性、稀缺性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从始至终都面临着“保护”与“开发”的双重矛盾，也彰显着后现代文化工业发展的复古情结需要，同时饱含着文化快餐消费带来的辛酸，总体上用心酸的交易满足着无奈的市场经济和文化生产活动。一方面，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护这些文化系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有选择地用一部分来满足他者的文化消费欲望。这是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也饱含无尽的悖论，这是民族文化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文化重构过程，也是保守与创新的博弈过程，妥协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纯粹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满足多重主体需求，文化资源拥有者应该拥有资源权、开发者拥有投资受益权、政府拥有管理收益权、文化消费者拥有资源消费权。多维的相互需要都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之一，这些目标在具体操作中得到进一步细化，通过经济活动完成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成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目标。
4.确立民族文化产业的反贫增收目标
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大体上也是我国“老、少、边、穷”地区，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我国确定的重点扶贫对象之一。自2001年以来，中央提出“农业产业化”政策导向，随后进一步深化具体措施，至今己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扶贫措施。农业产业化根本是扶持农业，解决三农问题，主要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到2008年前后，中央进一步将扶贫的重点转向增收，意味着扶贫的主要任务从满足温饱到增加收入的转变，产业化扶贫也从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扶贫措施有所增加，包括农民工培训，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等。西南民族地区则借助文化旅游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将旅游扶贫也列入重要的增收措施之一。随着我国国家软实力提升战略实施，2011年开始将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实施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蔚为壮观，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客观上起到了区域性的反贫增收的实效。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将反贫增收作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三、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的机制建构
1.传统反贫增收机制分析
扶贫工作长期以来以扶贫办代表政府组织实施，其它相关部门协助实施。扶贫方式从早期的“输血”到后来的“造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送钱、送物到送项目、送技术、送知识、送制度、送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运作体系。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的基本政策方针，在新的形势下己经逐步超越“扶贫”的概念，其运作核心仍然以政府为主，但己经不只是扶贫办系统的事情，只要有利于农民增收的相关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反贫增收体系。在这一体制的引领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甚至出现农村劳动力“空洞化”现象，农村第三产业逐步兴起，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化机制。农民增收的渠道从纯粹单一的农业收入扩大到其它领域，中小城镇兴起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中部地区县乡工商业异军突起，同时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农民开拓了增收渠道。农业产业化政策开创了产业扶贫增收的渠道，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使分散的家庭经营转向合作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部分农民也从中受益，间接增加了收入。
传统反贫增收机制是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和推动的，重点在农村，包括“老少边穷”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在政府扶持下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农民经济组织转变成合法的合作经营实体，在市场中拥有平等的企业主体地位。而乡村旅游、农家乐等旅游相关产业并没有正式纳入反贫增收机制，第三产业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放大，引领城市郊区和部分村镇集中发展文化旅游业，客观上促进农民反贫增收。但相比之下，这些收益集中在少数地方，未能达到普遍受益的程度。
2.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反贫增收机制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逐渐兴起，继名山大川等自然风光旅游之后，民族民俗旅游逐渐成为一些地区新兴的旅游产业形态。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古城古镇古村落也成为新的旅游点，民族文化与旅游形成互动效应，相互推动着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链上，民族地区大量农村劳动力除了部分转移到沿海城市当农民工以外，大多数在当地消化，成为这个链条的一员。尤其在民族村镇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农家乐、农家菜、农业景观旅游、农村体闲旅游等直接带动农业产业直接服务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当地农民脱贫增加收入。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反贫增收主要有几种机制模式:其一，大型自然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附近增加民族文化表演场所，大量具有一定民族文化底蕴的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直接成为表演人员及其它服务人员，部分人在演出中逐渐成长，并带动周边人员加入其中，首先使这部分人有了增收机会。以及宾馆酒店和餐饮业发展带来就业增收人口的增加。这主要得益于企业的推动，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产生的效果。其二，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民族地区，以民族村镇旅游为主要形式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具有代表性，主要有几种基本模式:“政府主导型”、“社区自主型、“企业主营型、‘政府+企业+农户+协会复合型”等。在西南地区己经形成系列民族村镇，成为全国知名景区景点。其特点是，大多数农民直接成为民族村镇旅游经营管理的主体，带动附近村寨的农业生产活动为民族文化旅游服务。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不仅直接成为民族地区农民反贫增收的渠道，而且带到周边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些村镇直接从第一产业转化到第三产业中来，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并具备了循环发展的能力。
随着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带来一定的规模效应，西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在反贫增收中实效也随之增加。政府主导的市场化经营管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相对松散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区域经济特色的形成具有一定开放性，也调动了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各个主体之间在利益博弈中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性，尤其在“政府一企业一农户”三角权益主体的博弈中，农户明显处于弱势，政府为了增加财税收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形成强强联合之势，在三角博弈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农民的反贫增收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附属品，客观上收入增加，但所得远远少于应得部分。
3.创新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探索
是否可以尝试在民族贫困地区直接以反贫增收为目标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在于如何锁定目标后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反贫增收。“贫困，更确切的说是久扶不脱贫问题，不仅仅是穷人自己的问题，维系贫困的‘贫困文化’极有可能是由外部发展力量和贫困人口共同建构的。这种‘贫困文化’是由少数民族本土和外部力量共同构筑的复合体，它以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为基础，既存在于贫困人口中，还被制度化地存在于贫困地区国家政策的整个运行机制中。而扶贫开发体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话语的实践者，正是由本土文化和外来发展力量共同建构、维系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文化’的运作机制。”这充分说明机制创新在反贫困工作中的重要性。
下面以一个项目为例阐述这一实践活动机制:
在2012年组织实施黔组通【2012 ] 17号文件佚于选派干部开展“部门帮县、处长联乡、干部驻村”工作的通知》中，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日报社、省交通局、省国土资源厅等几家单位组成普安县工作队，实施“部门帮县、处长联乡、干部驻村”工作(以下简称“挂帮”工作)。经过周密的前期调研后，提出在普安县将龙吟镇打造成“中国苗族第一镇”的设想，即以挂帮工作为纽带，整合学术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促进省、州、县、镇、村五级联动，贵州省苗学会和地方苗学会组织苗学专家和社会贤达共同参与，形成协力实施打造“中国苗族第一镇”的系统工程。把龙吟镇建设成为“扶贫开发攻坚示范” ,“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这一机制可以促成城乡面貌的改变、地区产业重新布局和优化、基础设施的升级提高、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走上新台阶。目前，这一工作机制己经形成，并付诸实施，开始了规划制定和品牌打造构思工作，可以预想，这一工作机制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挂帮”工作中形成的新机制，也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机制，同时也是反贫增收实践的新机制。
这一机制的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挂帮扶贫的任务目标集中在反贫增收，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新的时代发展需要，第一次直接以文化产业扶贫的模式开展挂帮扶贫工作;依靠龙头企业实行产业化扶贫的工作中，第一次从农业领域推及第三产业，依托民族文化产业实现产业扶贫模式的创新;除了多部门多级联动以外，民间组织直接在其中担当重要使命，发挥了重要而积极作用，整合了各种资源，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集中体现参与精神，有多方面的外援力量，也充分发挥“内源式发展”动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强调地区自主权以使地区内资金和力量朝着有利于地区发展方向集聚起来，使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这在国际反贫模式中也具有代表性。集中，如果实行轮换制度，可能因为参与单位的改变导致队伍结构的改变，使机制缺乏稳定性，落实没有可持续性。
民族文化产业中具体产品的落点在市场化环境中容易造成“节点”聚集分布状态，分布范围广，但点状分布点附近普通村镇容易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民族文化面临被破坏甚至被歪曲的可能。
四、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的疑点
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是在“挂帮工作”实践中产生的新机制，在探索阶段可能将遇到一些问题。
这一机制是党建“挂帮”工作创造出来的结果，以多个政府部门组成具体实施单位，力量相对集中，如果实行轮换制度，可能因为参与单位的改变导致队伍结构的改变，使机制缺乏稳定性，落实没有可持续性。
民族文化产业中具体产品的落点在市场化环境中容易造成“节点”聚集分布状态，分布范围广，但点状分布点附近普通村镇容易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民族文化面临被破坏甚至被歪曲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