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纷纷粉墨登场，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对三中全会《决定》进行解读，说什么《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市场说了算”，就意味着“大型国有企业的权力垄断要打破”，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曲解三中全会的《决定》，企图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所以，准确理解并阐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排斥、反对政府对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和宏观调控。从哈耶克到科斯、弗里德曼，无一不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举动都是无效率的、不必要的；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决定》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出发点是为了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这两者间的关系。就是说，其前提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并存，既要发挥市场在调节方面的灵活性、灵敏性，以解决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发挥政府“事前”的规划或计划的指导、“事中”的监督和“事后”或在“市场失灵”时的宏观调控功能，以解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确保国民经济协调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杜绝危机发生，这也就是《决定》明确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调节支配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也就是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市场说了算”。而《决定》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仅仅限于资源配置，而且，这里的“资源”，仅指一般性资源，并不包括地下资源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特殊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配置问题绝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它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比如，文化、教育、医疗甚至金融领域等提供服务性及其他公共产品的经营活动，可以引入市场的竞争性机制，但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由“市场说了算”。否则，如果在这些领域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市场说了算”，将必然导致文化低俗、媚俗，教育偏离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就医难等社会问题，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彻底私有化为前提或基础。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公有、国有必然导致垄断，不可能由“市场说了算”；经济活动也不可能有效率。因此，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仇视国有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就清楚地表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不是要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可见，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借口解读《决定》，攻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攻击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为垄断，主张消除这种“垄断”，搞垮国有经济，居心不良，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四、《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表现在分配领域，即坚持“劳动者优先”还是坚持“资本优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收入分配也应由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也即“市场说了算”。新自由主义者深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与劳动这一组关系，资本总是处于强势、支配地位，资本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有意识地保留一支失业大军，以便造成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供求关系中有利于资本的“市场决定”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均反对、批判国家运用财政手段解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以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原因所在。比如，美国总统里根自我标榜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采纳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供给学派认为，在供给与需求这一组关系中，供给决定需求，而在决定供给的诸要素中，又是资本最重要，因此，国家的收入分配、国家财政要坚持资本优先，向资本倾斜，通过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也就是所谓的“效率优先”。其后果是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不均，30多年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美国社会99%与1%严重对立的社会格局。我国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根本目的之一，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完全适用于分配领域。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领域，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但拒绝单纯由“市场说了算”，而应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初次分配中市场的作用大一些，但政府也不是置身事外，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如“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再分配则主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全过程中，都要加强政府的监督作用，注重落实各项法律、政策的规定，以确保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对这一理论创新必须准确解读。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