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官网1月15日刊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等人撰写的评论文章《抛开国内生产总值是时候了》(Time to leave GDP behind)。文章强调,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建立新的评估体系,从多方面衡量社会进步程度。
GDP能说明的问题有限
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衡量标准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全球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动荡的特殊时期。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曾一度被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意味着经济活动增加、就业和收入增长以及社会的发展,且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及防止世界大战。
然而,早在联合国开始要求各国政府收集并报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之前,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就曾发出警告,不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增长画等号。
科斯坦萨等人在文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主要是市场交易,忽略了社会成本、环境影响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只以最大限度提高总收入为目标,那么很可能以牺牲自身的可持续性和灵活性为代价。另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能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例如,犯罪率升高不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国内生产总值却因为安保体系花费增加而得到了提高。再如,2010年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及2012年的桑迪飓风灾难也都推动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这两场灾难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政府依旧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过去的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因为过度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使得社会和环境出现巨大不稳定性,同时也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自然资源因过度的经济活动而耗尽,大部分社会财富没有均衡分配,社会问题丛生,因而舍弃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框架已成为必然趋势。
现有测评体系尚不完美
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提出,确保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必须要追求社会和道德的进步,以及休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
科斯坦萨等人在文中强调,如今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应分为三大类:第一类需要反映社会和环境因素;第二类是衡量社会主体的主观感受,也就是民众幸福感;第三类则是将住房、预期寿命、休闲时间和民主程度等指标量化加权评估,以此衡量社会福祉。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人员和组织团体致力于从事这几类指标的研究。例如,由英国新经济基金2006年发起的“幸福星球指数”项目将生活满意度、生态和环境保护、预期寿命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通过综合主观和客观指标来描绘社会福祉可持续发展图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美好生活指数”测评则是通过建立在线互动工具了解影响社会幸福指数的因素,并评估不同国家的幸福指数。
在科斯坦萨等人看来,重要的是将衡量指标以货币单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更容易与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标准做比较。最有代表性的是真实发展指标,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框架,真实发展指标对国内生产总值忽略的20多个方面进行了评估,包含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国民消费、收入分配、家庭活动、志愿者活动等,将非市场服务如家庭工作和志愿活动货币化,从经济角度对国家福利进行测算,且侧重于衡量收入分配。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例如美国佛蒙特州和马里兰州在过去3年里,已将真实发展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并据此来完善和落实政策。
不过,科斯坦萨等人也表示,现有的测评体系依旧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特别是主观幸福感测评面对的是跨社会和跨文化比较,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仍有待研究,但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人们从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变化。
各方积极参与建立综合指标
虽然人们已经证实,实现公平分配和可持续发展是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前提,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单一衡量指标对人类社会发展十分危险,但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仍具有牢不可摧的地位。
科斯坦萨等人认为,这主要归结于两点。一个是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操控。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试图推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即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影响结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中,但这一设想因损害了煤炭产业的利益而未能实现。
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取代国内生产总值并清晰描绘人类社会发展的替代性衡量指标。要设计出这样的一个替代性指标需要综合现有指标,进行持续的跨学科研究,且要达成一定范围内的共识。一个潜在可行的方法是建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取代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目前这一过程正在推进中。不过,无论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都只是列出目标清单,且每个目标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衡量指标。未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囊括对可持续社会福利的综合衡量方法。
最后,科斯坦萨等人强调,寻找国内生产总值的替代者需要国际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参与和讨论。这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某些政府容易墨守成规,学界和其他群体缺乏沟通互动。因此,要形成一整套综合指标,就需要政府、民众、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其他社会各方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