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出版风潮，尤其是那些被广为讨论的书籍，总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通过阅读，叩问现实，通过对阅读“关键词”的梳理，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穿越文字的长河，把握时代的风云。
2013年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一批对改革进行回顾、反思、展望的书先后出版。这些书中有历史梳理、理论探讨，也有具体建议。
对相关著作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住当今知识思想界理论动态；对我们思考现实问题，也大有裨益。这其中，我最关注的是“改革向何处去”，即改革的总体目标问题。下边即以此为线索，将与改革有关的几部重要著作做一回顾。
改革目标的多元化
在吴敬琏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厉以宁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周其仁的《改革的逻辑》中，我们能看到国内主流理论界对改革总体目标的设定。
吴敬琏十多年前就以“吴市场”闻名，他在2013年出版的《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中仍然认为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市场化。《重启改革议程》是他与马国川合作完成，以马提问吴回答的形式解析了改革的历史与理论。吴敬琏认为，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表现在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各级政府握有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频繁的干预。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真实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而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
厉以宁在十几年前以“厉股份”的名头与“吴市场”并称，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强调产权改革，这是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体制转型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发展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中体制转型是重点。厉以宁指出，在双重转型中，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农民的土地权益和住房产权需要确定，民营企业的产权需要得到保护。
《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版）是周其仁的文章结集。全书以“中国做对了什么”开头，以“中国还要做对什么”结尾。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做对了的事是坚持产权界定，还需要做对的事是保障财产权利，重点是加快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与厉以宁的观点相近。
国内主流理论界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产权界定是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产权界定本身也被看作是改革的目标，但产权的意义要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真正体现，因此，产权改革不能与市场化改革分割开来。市场化与产权界定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是同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认为，国内主流理论界理解的改革目标就是“市场化”。
但是，近年来，人们对改革的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已不是“市场化”一个目标就能概括。在这一意义上，我更看重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王尔德的《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这是一部访谈录，他将自己对三十多位研究改革的中外学者、实施改革的前任现任官员的采访结集成册，其中第一章“名家论改革”中的四篇文章能引起人们对改革总体目标的反思。这四位名家是罗伯特·希勒、吴敬琏、郑永年、何怀宏，他们各自谈论了改革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吴敬琏认为，改革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同时推进法治化、民主化——这与他在《重启改革议程》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还很不完善，充其量可以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不断增强。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能力，但吴敬琏指出，这种状况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二是政府对市场和价格的管控导致权力寻租。所以，他主张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避免中国堕入强化政府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指出，降低不平等程度非常重要。他认为，平等是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进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不平等程度升高了。未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以迎接可能到来的贫富差距再扩大的挑战。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编制不平等现象指数，以此为依据调整税收制度。希勒似乎并不反对政府权力的强化，例如，他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征收“富人税”——企业须为员工超过100万欧元的年收入缴纳75%的税；他还认为政府可以领导金融民主化——让人们广泛参与金融市场以降低不平等程度。
郑永年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几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中国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是社会改革，其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原来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而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能建立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现在进行社会改革是“还债”。过去，我们混淆了经济与社会的界限，把市场原则用到了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果，例如，原来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医疗和教育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变成了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再不改革，稳定可能出现问题。我们要清算之前滥用市场原则的改革遗产；同时要重申社会改革的原则，抵制社会市场化的倾向。
何怀宏提出，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这促使人们将正义作为改革的目标。何怀宏认为，正义的根基在于制度的公平和合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让最不幸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根据传统的理解，正义是使有才能的人充分发挥，使弱势群体得到关怀。大家都渴望正义，分歧在于对正义的内容和如何实现正义的认识。因此，我们要通过比较开放平等的对话，允许各种意见充分交流，推动共识的形成。
这四位名家访谈，实际上可以为改革的四个目标：进一步市场化，降低不平等程度，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使社会更加正义。这四个目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们对于中国的期盼。即使将改革限定在经济体制的范围，这些目标也是成立的。郑永年将更有保障划到社会改革的范畴，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改革都牵涉到经济体制。
改革各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王尔德在采访中经常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如果上述四个目标能在改革中同时实现，那么，改革共识是容易形成的。但是，这些目标相互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向一个目标的推进会不利于另一个目标的实现，这主要体现为进一步市场化与其他三个目标的冲突：市场化使强者更强，不利于平等；市场化要求减少政府干预，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市场化在抑制权贵优势的同时，强化了资本的优势，未必会使社会更加正义。
这四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其实是一个“古老”问题——效率与公平冲突——的深化。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对效率目标的追求压倒了对公平目标的追求。但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平等、无保障、非正义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市场化目标压倒其他三大目标，人们就会提出质疑，使改革共识没有可能形成，改革的推进将遭遇重重阻力。因此，如何协调这四大目标将是改革决策者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主流理论界对如何协调这些改革目标有什么研究呢？
在《重启改革议程》的开头，吴敬琏揭示了当前的问题，他用光明与黑暗“两头冒尖”来描述：光明的一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黑暗的一面是环境被严重破坏、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这与郑永年的认识是相近的。但吴敬琏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真实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市场化可以改变政府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状况，确实能起到减少寻租、扼制腐败的作用。但是，市场化又如何减轻对环境的破坏、缩小贫富差别呢？吴敬琏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全书二十讲，没有一讲是以缩小贫富差别为主题。第十四讲是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主题，主要谈的是社会保障的基本融资方式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不能起到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的作用。可以说，在《重启改革议程》中，我们没有发现进一步市场化如何促进其他目标实现的答案。
吴敬琏也提到了，市场化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寻租活动中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如果没有力量阻断这种进程，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十有八九会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或所谓“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可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纾缓社会矛盾。
权贵对老百姓的掠夺越来越重，官僚资本主义化是非常恶劣的后果，而且是非常现实的危险。但是，权贵正是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勾结，才具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掠夺能力，房地产业就是例证。如果说市场化能够纾缓社会矛盾，那也只是调整权贵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资本并不会将多得的利益转移给老百姓，老百姓被掠夺的程度丝毫不会减轻，贫富差距也不会缩小。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实践告诉我们，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
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厉以宁指出了一条通过产权改革促进平等的道路。他认为，产权改革能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的财产权明确了，他们生产经营的信心大增，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源泉。而且，农民有了财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他们还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所以，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不容忽视的。这是对初次分配的改善。二次分配也很重要，而中国目前改善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实施城镇化战略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看起来，产权改革和城镇化是既利于进一步市场化又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的措施，既能培育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又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这其实只是发展转型的结果，与更重要的体制转型并无关系。城镇化确实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城市内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大，农民变成市民之后会遭遇不平等，中国社会不平等、无保障、非正义的状况不会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所以，《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实际上也没有协调进一步市场化与其他目标的真正办法。
改革目标应针对问题设定
对于改革如何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得更为平等、更有保障、更加正义，主流理论界看来还没有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们的主要关注仍然是如何激发经济活力，而不是如何增进人民福利。在《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所谓“383”改革方案）中，直接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内容不多，可以说只有“实施‘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这一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流理论界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增进人民福利的思考，明显少于他们对市场化的思考，对于未来的改革来说，这样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
主流理论界在十几二十年前就为改革设定了市场化或产权保护这样的目标，那时他们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说统制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甚至有一些是由改革导致的，例如医疗、住房改革导致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经济和社会中的一些严重问题，但他们的目光仍然盯住了当初设定的目标，而不能包容更多的改革目标。
这使他们将改革看作是一个既定的进程，而不是一个根据现实问题而调整的进程。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有一节的标题是“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言下之意是改革是按图纸施工的。但真实的改革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因此，改革的目标是针对问题而设定，而不能被教条禁锢。
主流理论界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的变迁。在他们设定市场化、产权保护这样的目标时，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老百姓，市场化、产权保护限制官僚，那就有利于老百姓，虽然只是一部分老百姓真正从中受益。但现在中国社会有三种力量——权贵、资本和劳动者，完全的市场化有利于资本，却未必有利于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压力不断上升，是不平等、无保障、非正义的主要受害者，改革应使他们成为主要受益者，而不应主要着眼于保护资本。那么，改革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市场化作为最优先的目标，而要综合考虑、协调推进各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