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勾勒出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习总书记明确要求，重大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出现偏差纠正很难，必须反复论证，使之行之有效、行之久远，不能随意“翻烧饼”，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重大举措多听各方意见，最后是政治决断。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改革开放35年成功实践积累的重要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成就了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的改革，是在没有前人经验、他国成例作为参照的条件下进行的，具有突出的开创性和探索性。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作为政策工具，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且在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所谓政策试验，指的是凡属影响持久、深入、广泛的大型公共决策，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选择若干局部范围（如单位、部门、地区）先试先行，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形成整体性政策或者再全面铺开实施政策这样一套做法。

具体地说，政策试验对改革决策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政策试验使中国的改革决策得以把发展目标的紧迫性与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如果发展目标低，中国就难以摆脱落后状态；如果发展目标高，在发展过程上又急于求成，企图一步到位，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找到了把发展目标的紧迫性和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他强调发展目标要高，发展速度要快；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试验和试点的作用。政策试验使中国的改革决策既避免了可能因追求高目标而导致的急躁冒进，也避免了因强调渐进性而可能出现的保守性。

第二，政策试验有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决策的民主性指的是在决策流程上是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在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上是体现、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试验的实行，使分散的、无系统的民意得到整合，并在各试点的试验中获得实践的形式，然后经过总结和提高而形成政策。这一从点到面的过程显然是从群众到领导、从地方到中央、从分散到集中的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过程，这样形成的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结果显然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决策的科学性指的是决策程序的安排和政策工具的配置能够有效地达成政策目标、政策结果符合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试验的实行，使决策者针对现实的政策问题，从各试点的实践中探索设定什么政策目标、怎样开掘政策资源和配置政策工具、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朝着什么方向发生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联系，从而使形成的政策更符合相关事物固有的规律。中国各项重要的改革决策都强调从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出发，“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中寻找突破口，在“摸石头”的实践中探索和认识“过河”的一般规律，从而切切实实地提高了民主性和科学性。

第三，中国的改革决策因政策试验而节约了改革的成本，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如果不经过政策试验，都可能出现决策失误，使改革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演出满盘皆输、万劫不复的惨剧。中国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违背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结果强动员造成了大灾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发生的变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各项改革决策都是建立在试点——推广的基础上的，就使改革基本上避免了大的失误的发生，如同打试验针使注射青霉素的人获得了安全保障那样。试点也有风险，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风险和成本与全局性失误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试点也会走弯路，犯错误。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第四，政策试验为中国的改革决策提供了不断完善和及时纠错的机会。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决策，在政策发布之后，或者在决定进行政策调整之际，通常都要布署先做试点。为政策实施而做的试点，其主要目的是测试政策的可行性和执行效果，探索如何根据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特殊人群的具体情况去执行政策，为政策的全面推广提供经验；为政策调整而做的试点，其主要目的是对一项尚在实施的政策进行实地评估，探索对它做部分终止、增益和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做这样的调整先行先试以观察其实际效果。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政策试验都为中国改革决策的不断完善和及时纠错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制度平台成就了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为什么能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答案就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为政策试验搭建了必不可缺的制度平台。

那么，这个制度平台的构成是怎样的？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党的行动指南，辩证唯物主义对公共决策有方法论的作用，而这一方法论则是政策试验的哲学依据。

其次，政策试验须在一定的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或政策方案的引导下才能进行，盲目的、随意而为的试验对于公共决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对改革开放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战略指导，提出具有统领性、统摄性的大概念、大理论，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有这些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的指引，各项具体政策试点的试验就有了方向，就可以解放思想，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大胆探索。

第三，以试验——推广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的展开，推手和掌控者是公共权力。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制度，则是保障公共权力在公共决策中有效运作的制度性因素。没有这样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给予支撑，政策试验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不争论，大胆地试”留下了制度空间。在领导和群众都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要形成整体性政策并付诸试验是难获共识的，强行决策势必导致社会分裂。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具有制度弹性，这种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容纳多样性，鼓励试验、探索和创新。如果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已经达成共识，在各项重点改革举措的决策上，就可以“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经过试验，从各个试点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对整体性政策有用的成分。这样从点到面，用事实说话，就能够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决策上消除分歧，达成共识。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体制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的。这样，就为政策试验提供了前提条件。倘若不具备这一条件，试点取得的经验就难以转化成政策，难以完成从点到面的推广。原因很简单，在一些政治领导人的政策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政策试验，随着发生政治变动和政策断裂，就失去了彰显其意义和作用的可能性。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赢得了比较优势

35年来，我们党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靠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

比较而言，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为什么直到今天不见引入西方各国的公共决策之中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政治制度具有的制度刚性。

讲到西方的制度刚性，有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容纳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然而，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西方的制度刚性是很突出的。例如，在全球化已深入到各个角落的当今世界，向其他国家学习是一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容纳性的自然体现。中国政治领导人和一系列政治文件都倡言向发达国家学习、向美国学习，人们会认为这是寻常之举；但是倘若一个美国领导人在公开政治讲坛上倡言向中国学习，挞伐之声就会纷至沓来。

具体地说，西方政治制度是怎样使政策试验受到扼制的呢？

西方政治体制实行的是自由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吵吵闹闹的制度。现代民主是代议民主，议会制度是基本的政治制度。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并按照民主原则运行的议会制度，是“不安宁的制度”，是“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制度。而且，议员在议会讲坛上的论争，引发着大众传媒和整个社会的喧闹。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是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议会内外反复博弈的结果，论争、争吵、喧闹只不过是这种博弈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博弈尚未达成结果以前，任何有意义的政策试验都会引发相关利益群体的激烈争议，而在这样的争议声中，试验是无法进行的。因为试验进行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不争论，先行先试，靠经验引路，靠事实说话。显然，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前提是很难创造的。

“议会立法，行政执行”是行政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颇为流行的一种二分法。虽然这种划分很粗糙，但它毕竟还是在大的轮廓上勾划出了西方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功能区分。当代西方国家不管实行哪种政治体制，议会都是基本的决策机构。议会决策，凡属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重要政策的制定，其最后的完成形态都具有法的形式。而政策一旦以法的形式出现，就具有了刚性，不再给政策试验留有施展拳脚的空间，不容许在试点的基础上再对它有所损益。总之，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做政策试验；在立法完成以后即使做试验，试点的经验也不可能对政策的完善有所贡献。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局部的社会试验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试验，因为在局部范围里进行的实践和探索，不能转化为全国性的政策而得到推广。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已经为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了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也必将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成就新的伟大传奇。

（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宁骚，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