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陕、湘、苏、浙、甘、青等省区采访调研时发现，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灵魂受到触动，一些多年以来形成的作风之弊逐渐出现好转。
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单位和党员干部对活动认识不到位、参与热情不高、“走过场、重形式”等问题依然存在。受访党建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教育实践活动要深入推进巩固成效，必须克服“疲劳症”，打好转变作风的持久战。
少数干部“走过场”
基层群众怕“刮风”
受访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反映，相对于以往历次活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抓得更紧、更实。但本刊记者在各地调研时发现，少数单位和党员干部对活动重大意义认识模糊、参与热情不高，“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现象仍然存在。
首先，学习存在“走过场”的现象。甘肃等地干部反映，有的单位把学习当了“念念报纸、做做样子”;有的单位以业务忙为由，对学习敷衍了事;还有的单位学习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际效果不佳，没有做到入脑入心。
中部某省省委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学习环节结束后进行抽查，结果显示有的单位发给党员干部的资料还在报纸堆里没有翻过;有的单位党员干部对活动的内容和要求一问三不知。从抽查5个厅级单位77名党员干部的学习情况来看，对“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活动总要求回答不上的占25%，对“为民务实清廉”活动主要内容回答不上的占37%;对活动重点对象回答不出的占75%。
其次，征求意见和自我剖析环节存在“假”和“空”的毛病。陕西省多位受访干部群众反映，有的党政机关征求意见的对象普通百姓占比太少，多数都是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教授、基层干部，少数几个群众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听话”的人。
民主生活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存在“四多四少”的现象，即讲工作问题多，作风问题少;讲共性问题多，个性问题少;讲宏观问题多，具体问题少;讲表面问题多，深层问题少。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互相提意见或“大而化之”或“无关痛痒”，没有真正起到“红脸出汗”的疗效。
此外，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在整改落实环节，少数地方和单位只是“虚晃一枪”。公开承诺多，实际成果少;讲大话的多，动真格的少。还有的地方玩起“数字游戏”，今天称精简了多少会议、明天又说削减了多少经费，仿佛数字越大越好，对一些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却很少涉及。
采访中，多位受访基层群众对这些“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做法十分反感。在陕西、湖南等地，多位受访群众说：“怕就怕整风变成刮风，扎扎实实走过场，轰轰烈烈搞形式”。
警惕“疲劳症”苗头显现
在湖南、陕西等地，多位受访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向本刊记者反映，教育实践活动让他们感觉“脱了一层皮”，有的自我剖析材料被打回重写十多次;还有的领导干部说，看到群众批评意见时“边看边流汗”，真正体会到了灵魂上的触动。
但是，本刊记者接触的处一级干部，对活动的认识和感受就明显差了很多;到了科一级，有的干部认为路线教育“事不关己”，群众路线管的是领导，自己只是个“群众”，没有什么“四风”问题。
随着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进入尾声，活动“疲劳”的症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开始显现。少数党员干部认为，民主生活会开过了，对照检查写完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压;有的党员干部存在畏难情绪，认为“四风”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查一查、摆一摆就差不多了;还有的党员干部抱着观望态度，一心想着看一步走一步、走一步算一步，等着别人先动、先改，唯恐自己抓早了出问题，改早了惹麻烦。
“疲劳症”直接反映是有的单位在整改落实“四风”上出现了“松、软、拖”迹象。例如，中部某省抽查18个单位，正厅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超标一倍以上的占44.4%，副厅级超标一倍以上的占55.6%，情况基本摸清之后，一些单位的整改却没有动起来。广东省有的地方的局长、副局长统统搬到处长办公室，处长又搬到科员办公室，原来的超标办公室大门一锁，就算整改完毕。采访中，有基层干部说，“这样的清理就是应付了事，上级检查人均面积没超标。风头一过，大家又各归其位。”
作风“顽疾”难根治长效机制待建立
本刊记者在各地调研时发现，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大吃大喝、奢靡浪费之风和党政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确实大有改观，但作风“顽疾”冰冻三尺，整治起来殊非易事。
在西部某省省会一处幽静的居民小区内，本刊记者暗访时发现其中隐藏着大大小小7家私房菜馆。其中一家“农家乐”内设有8个包厢，菜单上鲍鱼、鱼翅赫然在列，一顿普通的宴席消费也要3000多元。
群众对党政机关干部作风转变的评价，也与有的部门良好的“自我感觉”存在反差。
东部某省组织的“万人大调查”结果显示，省直机关、市(县)直机关干部对省直机关干部作风的好评率分别达到89.49%、74.44%，但社会公众对当前省直机关干部作风的好评率却仅为36.14%。
调查中，受访对象在被问及当前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28条办法”、“6个严禁”是否有反弹的情况和现象时，除定点饭店管理人员外，其他人群均表示有不同程度的反弹现象。多位受访群众甚至担心，活动可不要又是一阵风，“抓一抓松一松，春风吹又生”。
湖南省委党校龚永爱教授说，“四风”形成已久，不可能通过一次活动彻底整治，但群众的期望值越高，整顿干部作风就越没有“退路”，必须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整治“四风”领导带头很重要，但不能仅仅依靠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下一步要巩固成果实现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在建制度、立规矩上下功夫，除了继续加大明察暗访和惩处力度外，更重要的是真正让群众参与进来，让群众监督干部、约束权力、解决作风建设仅靠上级监督带来的推动力不足的问题。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多个国家部委和全国多省调研发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各级干部和群众感受最明显的，首先就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
在陕西省发改委，本刊记者发现每层楼的走廊里都摆放了座椅、饮水机、茶叶。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说：“这是给来机关办事的人准备的。征求意见时，群众反映以前来办事，别说招呼喝茶，就连见面说个话都不容易。我们就是要从细节做起，祛除机关干部的‘牛气’。”
在青海西宁市出入境办理大厅体验了便民服务的西宁市民胡凤华说，“现在碰上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干部时，一句‘你不走群众路线’相当有威力。”
办事效率也明显提高。在广州开一家饭店，原先办齐手续至少要4个月，如今压缩至50个工作日;一个投资项目审批，原来是799个工作日的“万里长征”，现在不超过145个工作日。
活动中，海南省儋州市老环卫工郑玉娟为全市859名因不在编而没有降温费的工人向上级提了意见，令她没想到的是，8天后，儋州市就决定，高温补贴从2013年开始覆盖全市所有环卫工人，并纳入财政预算。
机关干部调研从过去的“闭门”由专业人士立规，变为面对面的调查和群众参与的“开门”立规。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李天顺说，在江西信丰县，他们入户走访了3名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儿童，在群众家里出台了送教上门、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每个县都建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政策。
江苏省改革调查研究方式，开展不打招呼、不搞陪同、不限主题、不图宣传的“随机性调研”。广东省卫生厅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以患者或患者家属身份到广州地区的医院“看一次病”，通过“角色转换”体验、查找患者“看病难”原因。
反腐败、反四风动真格也令干部群众满意。甘肃省兰州市的张光旭，是甘肃省财政厅附近街道上的停车收费员，以往他对各地来车来人大包小包地给财政厅送土特产见惯了，“现在可好，不管啥节都不见来了，真没想到，风气一下子扭转了。”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村民李经崖说，“最近看到了中央查处一批贪官，一些不好好为群众服务办事的干部也被免职处分，让老百姓看到中央从严治党的行动。”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说，活动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央领导带头自我剖析，亲自抓各自联系点，各级领导带头作表率贯穿了活动每个环节。
例如，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带领常委在延安过党日活动，提出了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的两道考题并自己作答，民主生活会上他率先向组织说明家庭成员和住房公车使用情况。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率先退出省人大、省军区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其他省级领导每人只保留一处办公用房，越野车统一上交，每人只保留一台工作用车。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问题导向的明察暗访督导制度在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德刚说，甘肃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对照检查材料要过督导组、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等“四关”。一些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因没有聚焦四风、以工作问题代替作风问题等原因被多次打回修改，有的前前后后改了十多遍。
浙江省针对省属国有企业消费大手大脚的情况，明确省属企业重点整改挥霍公款、铺张浪费、追求奢华享受、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
陕西省创新了督导制度，从11个地市各邀请了一名来自各界的党员代表，全程督导省委常委会活动的各个环节。湖南、陕西等省的督导组还随机到各厅局机关抽查参加活动的干部学习和对照材料的真实情况。
另外，活动的每个阶段环环相扣地加以落实。青海省实践办副主任冯锐强说，在每一个环节对每个单位都会通过群众评议、督导组评议和各领导班子自我测评三种方式进行综合测评。
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玉妹介绍，广东对每个具体问题都建立了整改台账，落实了责任人、时间表，列表编号，解决一个“销号”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