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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继续开拓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时间:2014-02-23 11:38:00 |  张宏志 | 字体:【 】| 阅读: 157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并对发展目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此基础上又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号召。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努力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但是,随着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趋向复杂,国内对于如何判断国际形势,是否要调整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方针的讨论也趋于热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下去,能不能实现我们既定的发展目标,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大作出了重要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要求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作了更加深入具体的分析。习近平同志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他同时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和世界关系深度磨合、调整适应的敏感期,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他更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他的这些论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统一起来,高度概括了我国当前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为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重要论述,鲜明地回答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困惑和疑虑,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于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是正确的,我国的国际战略是符合实际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思路,包括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并举的总体布局仍然是适用的;同时也指明了当前国际形势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的新特点,对我国的外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这就需要我们针对当前国际环境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外交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作进一步的深化和调整。在当前条件下,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相统一的

方针,适时、适当增强有所作为的力度

韬光养晦反映了中国面对世界的一种基本态度,是中国谋求国家和平发展、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策略权谋。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统一,是由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中国现实的国际处境和未来发展目标共同决定的,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和平发展,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正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那样,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要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中国将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为此,我们必须把握住两点。首先,无论中国未来发展到何种水平,都必须牢牢记取中华文化中“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传统智慧和世界历史上霸者必衰、暴者必亡的历史教训,坚持不称霸、不当头,锋芒内敛,持满戒盈,寻求国家的永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时保持理性和定力,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不急功近利,不偏执过激,不为一时得失所诱惑,不受一事挑逗而冲动,冷静应对,留有余地,保持主动。特别在处理大国关系时,要努力扩大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消减矛盾冲突,不搞战略对抗,争取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国际战略格局向积极的方向演变。

其次,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矛盾和冲突。韬光养晦不是无所作为,更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的利益范围正在不断扩展,世界对中国的企望和要求也在增加,中国必须有所作为,而且要适时、适当增强有所作为的力度。

这一方面要求我国充分调动国家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力量,灵活适度地反击外部势力对于我国利益的挑战,守住国家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既要敢于碰硬,又要善于妥协,既要勇于担当,又要巧于趋避,该强硬时更强硬,当灵活时更灵活,应拒绝的坚决拒绝,需合作的积极合作,使外部世界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与中国合作或对抗的利害界限。同时,广泛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努力使市场和资源渠道多元化。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着力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努力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逐步引导国际秩序向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我们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积极设置国际议题,努力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主动引领世界变革潮流。同时,从现实和需要出发,在不颠覆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努力推动国际公共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以体制机制创新产生的积极因素逐步冲销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消极因素。

坚持维护周边环境稳定与维护国家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两手抓,两手相协调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周边国家对华的焦虑和不适应感有所增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开始凸显。如何处理好维护周边稳定与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关系,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周边矛盾上升是我国处于将强未强成长阶段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真正强大,还要有一个过程,周边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利害判断和心理调适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在这期间,某些国家出于投机心理而挑战中国,这并不奇怪。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顶住种种压力,挺过这一成长阶段。从现实层面来看,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就能够在坚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避免引发大的紧张局势。

国家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交提出了新课题,也赋予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新能力、新手段。破解周边问题的钥匙就是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像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努力提高自身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特别是要用“亲、诚、惠、容”的理念塑造好周边环境。要充分利用作为亚太地区中心国家的有利战略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吸引力,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全方位的互利合作,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多方向、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利益分化、抵消矛盾分歧,降低冲突风险。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于构筑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我国最新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设想,就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上,我们要树立长期斗争的观点,既不自缚手脚,也不急于求成,设定阶段性目标,逐步寻求解决。同时要落实底线思维,做到有备无患。对于与邻国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要实行以我为主的方针,更多注重于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言论避免过激,行动扎实有力,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确保前沿存在、力争实际控制、保持适当热度、欢迎共同开发等不同方式,力争对方与我谈判解决问题。对于挑战我方底线的行为,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舆论上先声夺人、制人先机,行动上后发制人、人动我动,必使挑衅者付出代价、接受教训,同时也要注意留有余地,以最终迫使其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来。我们要通过合作与斗争两手并用、相互配合,打破维稳与维权不可兼得的悖论,力争使二者相互协调、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形成积极动态平衡,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夯实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

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并重,

更加注重战略利益的经营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上有着多重利益。一方面,中国作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需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在世界上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在国家安全、国际地位和国家长远发展等方面,也有着自身广泛的战略利益。

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年代,我国在对外交往中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战略利益。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和多样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迅速扩大,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成为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始终坚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图谋也日渐抬头,因此,我们在坚持和捍卫国家正当、合理经济利益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国家的战略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谋篇布局。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利益要服从于国家战略利益的大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战略利益是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客观依据。我们要谋和平稳定繁荣的大义,求共同发展进步的大利,要见利思义,义利兼得。

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要着眼于未来,高度重视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相互融合的合作机制和重大合作项目。对于海外经营活动,政府要注意进行规范、引导和必要限制,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要注重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努力使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受益,以消除误解,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污蔑。

对于国家长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支点国家,对于在国际事务中给予我方重要支持的传统友好国家,要舍得投入,进行长期战略经营,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真诚帮助对方解决困难和重大关注问题。这种经营不是结盟,也不是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建立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广泛争取民心,结交全天候的可靠朋友,进而努力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真正实现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的有机结合。

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积极

开展预防性外交活动

不干涉内政,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是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的有力武器,也是我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赢得崇高威望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这一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对于西方国家试图动摇这一原则的新干涉主义谬论,必须予以坚决批判。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紧密相连,世界各国的利益相互交织,一个遥远国度不起眼的内部事务,可能很快引发地区冲突,产生重大国际利害关系,乃至引起国际危机,蝴蝶效应十分明显。我国的利益范围正在向世界扩展,对此也要未雨绸缪、有所准备。面对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影响我国重大利益的内部问题,我们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干涉主义的应对之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为此,我们要积极开展预防性外交,扩大对外交往中的接触面,以分散外交风险。交朋友不能以利相结,不能以势取人,要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既要永恒的利益,也要永远的朋友。这样,当对方国家发生内部矛盾冲突时,我们就能保持主动地位。

首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各方力量广泛进行接触,听取不同意见,建立联系管道,研判形势发展,作好政策预案;其次,采取积极中立态度,加大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必要时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参与调停冲突,劝和息争;再次,从冲突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对冲突中起破坏性作用的行为方予以谴责,对于真正得到当地人民广泛支持的力量给予适度的支持,以帮助实现当地人民的愿望和维护国际道义准则。对于一些国家中存在的造成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极端主义势力,则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予以坚决打击。此外,我国还可尝试运用我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针对重要友好国家的特定困难,实行定向开发援助,以帮助消弭冲突隐患。这样,既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坚持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并举,进一步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民间外交活动。在建国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国,正常的外交活动受到阻碍,“人民外交”成为我国打开对外关系的重要渠道,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打开对美、对日关系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我国取得重大外交突破,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一大批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民间外交的作用相对下降。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对于外交事务的影响急剧扩大,各国人民间直接交流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民间形式的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作用突出出来。

正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党的十八大把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列入我国外交工作总体布局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发挥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全面整合我国的外交资源,充分动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组织、文化团体、新闻媒体、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宗教团体、慈善机构等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社会、环保和教育、体育、旅游等各方面交流,深入做国外各阶层、各方面民众的工作,成为当前需要着力加强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应注意加强政府和民间智库的对外交流,促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内外政策的了解,这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对外可以帮助国外公众认识真正的中国,粉碎敌对势力的诋毁、攻击,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为政府外交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内也有利于增加各界人民群众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偏激情绪的干扰,增强广大群众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要通过政府外交为公共外交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要注意加强对外工作的统筹协调,做好对民间交流的管理和引导,真正形成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全国一盘棋,避免出现不和谐声音干扰国家外交全局,还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国外敌对势力借机进行渗透、颠覆活动。□(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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