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14年3月1日的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恐怖袭击都更能震撼普通国人的心。不仅是因为这次袭击极有可能影响两会的重点议题，甚至改写两会的相关报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袭击并没有按照人们惯常的逻辑——发生在新疆，而是发生在昆明——看上去与恐怖组织关系不大的省会城市。而袭击地点的两个标签——旅游城市和火车站，又是许多国人不得不经常面对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从昨天开始，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的心中将不得不平添一份对公共场所安全性的担忧。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忧虑可能会逐步减少，但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自我安慰与对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的盲目“自信”，再也不能成为内地省份处置恐怖袭击能力不高的理由了。毫无疑问，相关部门对此次恐怖袭击进行深入的反思与分析，制定科学严密的对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成为改进我国反恐机制的一个转折点。事后的谴责固然重要，但事前的预警显然更为紧迫。事前的预警固然重要，但对产生恐怖组织土壤的深入分析并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或许更为关键。

人们或许会追问，省会城市的火车站作为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是否存在装备精良的警力和不留死角的监控装置；对于统一着装且标志明显的袭击者，内地警方有没有相应的辨识能力；内地警方有没有和新疆警方共享过反恐经验和知识；对于形迹可疑的流动人口，警方是否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需要相关部门认真对待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发生在昆明的袭击和以往历次恐怖袭击类似，说明我国已经出现了置自身生命于不顾的自杀式袭击模式。是什么让这些恐怖分子自愿放弃生命？这或许是各级领导和部门需要冷静分析和深刻反思的问题。对待从内心放弃自身生命的人，刑罚又如何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惩戒与预防功能呢？这其实说明，反恐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犯罪与刑罚不过是问题的表象，甚至是——表象的表象。这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必须从社会学上获得知识上的支撑于支持，必须深入了解滋生恐怖思想的社会根源。

于是，即使是反恐，同样也要回到当下中国的主题上来——改革。在我看来，只有对既往反恐行动的认真梳理和总结，对相关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入反思与总结，才能真正开创出一条治理与反恐良性发展的新模式。而深入研究如何切断恐怖组织对相关人员思想的控制途径，瓦解恐怖组织对相关人员思想的控制能力，恐怕是更为紧迫而根本的问题。

在远离昆明的北京，随着吕新华的一句“你懂的”，与反恐紧密相随的另一个问题——反腐，再一次挑动着国人已经敏感了一年的神经。毫无疑问，国家安全和政治清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书写的中国改革路线图中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认为，国家安全与政治清明是其他一切改革顺利开展的基础。恐怖活动显然会极大的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但应当指出的是——政治的清明和官员的亲民与廉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遏制恐怖活动的一剂良药。腐败横行的社会必然矛盾丛生甚至危机四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官员和官僚体系的腐败，又恰恰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某种制造舆论的抓手，为其宣扬所谓的理论提供了借口。相反，清明的政府和亲民的官员，必然会为民众和社会带来正气与希望，进而挤压恐怖组织的舆论宣传能力，瓦解恐怖组织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能力。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勤政为民的政府及清正廉洁的官员是凝聚社会共识、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力量。而只有全社会真正认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个民族的信仰和信念才有可能确立，唯有如此，恐怖组织所宣扬的那一套理论才会失去市场并最终不攻自破。

2014年3月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对于中国而言，必然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相信我们的党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将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纳入到更加科学的体系中进行思考和谋划，并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和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