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1953年从教，著书立说汗牛充栋，迄今六十余年；他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亲历者，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如今数遍全国的学者，仅此一人；他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他还很“文艺”，诗词、书画、篆刻均有深厚造诣。

青年时期的许崇德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亲历者

1954年春天，中南海里来了几个年轻人，许崇德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并留校任教不久。中南海里正在进行一件大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是国之重器，当时起草工作急需专业人才，许崇德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田家英挑中，抽调到中南海工作。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资料组，许崇德参加了许多会议，接触了大量资料，为后来从事宪法学教研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当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热烈欢呼的时候，作为工作人员站在走廊上的许崇德也十分激动。

许崇德1929年1月出生在上海青浦，幼年丧父，母亲靠教书把他养大。

8岁那年，日军侵华，上海失陷。冬夜，母亲带着许崇德逃难，经过淞沪战场，当时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学时代，他在一首诗中回忆这次逃难：“霜浓白骨遗尸冷，月黑腥风带血吹。我念中华多壮士，悲歌慷慨舍身时。”

那时候，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已经在他心中萌芽。

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在复旦，他遇到了启蒙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先生是留美归来的法学大家，开一门比较宪法课。他上课不仅讲宪法原理，还联系实际批判国民党的民国宪法，很受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满当当。张志让也被学生们称为“民主教授”。

1948年过后，张志让突然从复旦“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去了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新中国成立后，张先生也参加了新中国宪法的起草。

1951年，许崇德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他万万没有想到，分配他去的是国家法教研室，学习研究的正是他最喜爱的宪法学。从上海到北京，命运之神一锤定音，宪法学成了他奋斗终身的事业。

如果说制定“五四宪法”时还只是做辅助工作，1982年修宪，许崇德则是全程参与、“一统到底”。1980年修宪一启动，他就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宪法条文。

这次修宪是大修，刚开始参加起草的是许崇德等4位学者，后来扩大到12人。他们集中在京西玉泉山工作，两年多时间里起草了130多个条文，每一条都反复斟酌，比较正式的稿子就有6稿之多。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

198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参加起草的专家大多回家了，只有许崇德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叔文还在玉泉山。忽然，彭真从隔壁楼打来电话，叫他们去商量宪法序言底稿。回来后，许崇德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他们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12月4日表决通过的“八二宪法”和后来的4个修正案，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与过去的宪法相比，“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并专门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内容，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理性选择。30年来的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1949年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1990年秋天，许崇德在美国访问。在参观了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后，他赋诗一首，抒发了中国宪法学人的豪情：“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右）向许崇德颁发任命书，任命他为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起草基本法——立法生涯再添浓墨重彩

参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也是许崇德立法生涯中非凡的一笔。

1985年，距香港回归尚有12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了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

经过5年殚精竭虑起草制定，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此后，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并先后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著书立说　学而为宪

2000年，许崇德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取名为《学而言宪》。收入这部集子的文章，绝大部分是1978年以后写的。

1978年，国家发生了大变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年，人民大学恢复，许崇德回到学校，重拾宪法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在知天命的年纪，他迎来了学术道路的春天，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一心要夺回失去的光阴。

1979年到1980年间，《宪法条文必须鲜明准确》《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保障人民代表的权利》《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论文相继问世。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文章只是回归常识，在当时却是领风气之先。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一张小木板上完成的。那时候，许崇德一家5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唯一的桌子给子女学习使用，自己只好在扶手椅上支一张小木板写字。他觉得小木板对自己的研究功不可没，于是提笔写了《小木板歌》：“膝上平铺腕可支，弓身局促鬓成丝。埋头走笔喧中静，绞脑寻章语出奇。”

十几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读到这首《小木板歌》，不禁阵阵心酸：“谁能知道，主编、著作或参与写作20多种书籍，发表学术文章上百篇的著名学者竟曾在这般环境中，在这片木板上著书立说的呢！”

学术上的影响力日益增进，1980年秋天，许崇德被点名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程参与修宪。至此，他走上了时代的大舞台，立法工作和学术研究相得益彰，齐头并进。

法学界的管鲍之交

相似的遭遇，类似的经历，使得许崇德和同辈学人结下了如老酒般醇厚的情谊。其中，他与武汉大学教授何华辉，被公认为“管鲍之交”。

何华辉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与许崇德是研究生班的同学。青春年少之时，他们“同窗切磋、情似手足”。后来，何华辉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

“反右”运动中，何华辉因言获罪，被打为“极右”。一时间，教职被免，妻离子散，每月仅20元生活费，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当时，周围人见了何华辉避之不及，许崇德却觉得他“正直可爱”，一有机会去武汉出差，必定冒着风险去看望老朋友。

“我去看他，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许崇德说。

时光就这样流走了20多年。1979年，何华辉重返讲台，境遇有所好转。3年过后，参加修宪的许崇德受命组织专家座谈会。在邀请专家的名单上，他专门列上了何华辉的名字。

北京开会归来，何华辉的工作、教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后来，许崇德与何华辉一起写文章、出书，完成了许多研究项目。“我起草，他修改的，我的名字在前面；他起草，我修改的，他的名字在前面。”许崇德深情回忆。

长期的磨难下，何华辉体弱多病，1996年1月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拉着许崇德的手，将自己没有带完的几位博士生托付给了许崇德。许崇德接过教鞭，指导这几位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告慰了挚友的英灵。

“我常常感觉到，‘知我者，华辉也’。”许崇德说：“他谢世了，但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活着。”

执教宣法 桃李天下

许崇德较早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点。早在199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法制讲座时，许崇德就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各位副委员长和诸多委员们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得到认可。今天，“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1980年到1982年修宪期间，许崇德与几位持相同看法的专家，翻阅了不少资料，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仿效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的做法设立宪法委员会，比较可行。当时，专家们设计将宪法委员会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作为它的所属机构。按此思路，他们还草拟了若干具体条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被搁置。直到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明确了法规备案审查程序，我国向着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3年，他穷尽毕生所学，耗时5年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专著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每一部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分析了宪法文本变化的过程，成为宪法规范史的空谷足音。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修订再版。两年后，这部专著收获了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许崇德也成为法学界获此殊荣第一人。

1987年以来，他培养了50多位博士。这里面，有当今宪法行政法学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莫于川、李元起，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余凌云等；也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学子，如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杨允中、香港律师黄江天、台湾法律人朱瓯等。

等到博士们顺利毕业、论文出版，许崇德往往亲笔作序，予以推介。1993年8月，弟子徐秀义、韩大元合著的《宪法学原理（上）》出版，许崇德在序言中写道：“万事开头难，对于年轻一代的宪法学工作者，能够以开拓的精神、远大的胸怀，对宪法学的理论进行深入、卓有成效的探讨，我感到非常高兴。”

2005年，弟子余凌云的专著《行政契约论》获得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许崇德称“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可喜可贺”。

时光倒回1990年7月，许崇德在香港树仁学院讲学，写了一首七律赠与树仁学院院长、著名法律人钟期荣。这首诗的后两句，袒露了作者自己的心迹：“今执教鞭宣法理，且听学子读书声。万千志士齐心力，大漠黄丘瑰宝生。”（综合新华网、人民日报、光明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