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金钱的增长、GDP数字的增长。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共有制。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

根据对称逻辑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来说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过程来说明，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成果和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和产生的历史过程，就是对旧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扬弃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构，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结构之中，就在对旧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之中，就在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之中。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以共有制和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从市场经济的本义和历史发展来看，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全面的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形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结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公有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某种特定的公有制形态不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经济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市场化改革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改革就是通过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就是真正的、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又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经济不等于金钱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不等于金钱，以经济为中心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货币化、产业化改革。什么是经济?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金钱的增长、GDP数字的增长。“GDP数字”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是所谓的GDP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经济发展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经济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使社会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而非价格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决定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而非价格。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来统筹安排。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也要求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经济主体。像我们这样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内市场最大、产业结构最齐全、产品门类最完整、各地区各具特色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内需导向型市场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各区域优势互补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和外国相比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不是资本积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国家是完整的经济系统，不等于国家是放大的企业，不等于宏观经济是放大的微观经济，不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为GDP增长。也许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如果说民营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国家、国有企业则应该以价值为效益的根本导向，用社会效益来主导经济效益。经济不等于金钱，利益不等于利润;利润不是经济的根本目标，也不是经济的唯一指标。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利润看成经济的根本目标、唯一指标，将破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之所以反对“国退民进”，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不亚于或高于民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作为国家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定位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和把握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定位国家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否则将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财富外流、产业结构失衡、泡沫经济、畸形发展，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果没有把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同步转变为价值机制，将使整个社会上下都向钱看，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将很容易形成政商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使社会道德沦丧、潜规则横行，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将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最高并还在连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苏东剧变后在原来的上层官僚中迅速形成亿万富翁阶层的根本原因。这说明，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等同于金钱化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就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价值机制为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归宿，充分竞争、保障有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把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转变为价值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而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率，那么国有企业应用效益定义效率。目前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双轨制”，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一元化与利润最大化。要改变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给中国国有企业乱把脉开错药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只要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定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双赢发展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进民进”。

两个模式、两种范式

“以经济为中心”和“以金钱为中心”这两个模式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一个属于价值经济学，一个属于价格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的价格经济学，而价格经济学就是社会货币化、一切向钱看、把经济和金钱画等号的经济学。所以要批判“以金钱为中心”，就必须从源头上批判西方价格经济学。西方价格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上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边际效率分析为其理论内容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妄想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来消除国有民营的双轨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只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误入歧途。

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不行。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决定作用真正形成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如果只讲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确实很容易使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政策制订、政策推行作为实现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本部门官员灰色收入最大化的工具，用部门利益侵害老百姓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发展权，甚至危及中国人的生存底线。片面强调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必然导致执政腐败、司法腐败，而执政腐败与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府空民穷、官富民穷与官民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能把政府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才能成为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使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为了避免权贵资本主义而因噎废食，彻底否认政府经济职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建立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运行机制与利益机制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宏观上要建立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运行机制与利益机制。明确国有企业整体上的产权归宿与定位，是明确国有企业产权的前提。国有即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即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即各级政府所有。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同时，应明确各级政府的出资人的主体资格，确立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国有资产的支配、使用、分配、处置方面的运作机制与利益机制。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明确国有企业产权的关键。国有企业整体上不是劳动人民直接所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不占有任何产权。从逻辑上劳动者是生产诸要素的主体，从历史上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将越来越高。一切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而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劳动力商品原则的基础和前提。只有贯彻劳动力产权制度，才能够使国有企业建立基本的除了国有资产以外的投资主体，并使之相互制衡，相辅相成，使劳动者在明确自己的劳动力产权的同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明确和维护国有企业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科学管理的关键。因为劳动力产权是劳动力商品原则的基础和前提，劳动力商品原则是按劳分配的基础与前提，按劳分配则是权责分明的基础与前提，权责分明是科学管理的核心。组建国有层层控股的现代企业集团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体形式。层层控股有利于明确产权，使国有企业主体化。通过层层控股，在国有之间、国有与非国有之间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有利于产权由不明确向明确转化、管理由不科学向科学转化，并逐步向共有制转化。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公司制，公司制的核心是产权明确，包括企业物质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明确。而这两方面明确的国有企业就是共有企业。共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绝对统一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微观上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绝对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结果，就是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结果，是培育企业家阶层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迅速提高劳动者、特别是现有企业员工的素质，并迅速形成企业家阶层这一最稀缺的经济资源。它不但可以迅速产生大量的新兴企业家，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使现有企业的旧式领导者转变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要建立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现代公司制度中，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与现代公司制度本身一样，其形成和确立源于平等竞争这一根本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必须首先用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来说明。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中，职业经理型企业家的来源是以发达的人才市场、包括经理市场为基础的。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在企业家走马上任之前，就应在原则上确定：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双向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要建立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具有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主要标准，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的人员比例日趋下降。从股东大会的召集到大会议题的确定，甚至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中选，都由公司的经营者阶层控制和支配，当公司的董事会一旦通过了由总经理制定的年度预算收支计划后，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就掌握在总经理等经营者手中，他们便成了公司的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要求企业的科学治理结构应按最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作用来设置。要用管理代替管制，自律代替他律，网络代替层级，绩效代替服从，集约代替集中。企业机构设置应精简、高效，做到职责明确、结构合理、人员精干、权力与责任对等;把宏观上的金字塔形权力机构与微观上的扁平自我管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以目标激励为主，弹性约束为辅;做到决策公开化、管理民主化、监控多元化;做到企业管理主体自动化、管理目标一体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过程组合化、管理客体复合化、管理结果高效化。要建立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包括企业家的剩余分配权和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企业家的剩余分配权，就是即使股东(国家)原先投过资本金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也应在股东(国家)、企业、员工个人之间按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量化折股。现在发达国家经营者的报酬一般是通过应聘者与公司的谈判(基础是市场对应聘者人力资本的评估)并得到双方的认同，最后以契约的形式在聘任合同中详细规定。对于企业家即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应采用工薪加股权的形式，对于其他的经营者，应根据他们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地位，自上而下依次分别采用工薪加股权制、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工薪加奖励制、完全的工薪制，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者和一般员工剩余分配权的梯级系列。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利益机制，既包括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剩余分配权，更要提倡并强化企业家的自我实现能力。在企业家个体和组织、主体和客体的自觉的双向反馈过程中，使企业家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使企业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舞台，而不仅仅是谋生和发财的手段。企业家的能力信誉名声在外是企业家的无形的、更大的回报。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国有企业主体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除了包括政企分开、所有权约束的有效性、预算约束硬化、企业经营者行为的长期化，也包括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就是善于整合多元化的资源，进行企业创新与创造。要把企业家和能人区别开来。企业家以市场经济为自己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必须建立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企业家之所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为企业家形成、作用、利益机制的改革和企业家作用的发挥本身，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其他方面。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主体化和企业家的素质;国有企业能否主体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国有企业主体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通过二次创业对国有企业进行“野化训练”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途径在于国有企业二次创业。只有创业，才能对国有企业进行野化训练，培植原来在圈养中长大的国有企业的主体性。产权明确只是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高负债经营的国有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表面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公司资产价值将决定公司资产最终价格。西方经济学中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经济主体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表现。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就能实现。苏东转型带来萧条可以证明：私有化不等于就能提高经济主体的主体性。苏东转型比照中国转型可以看出：私有制要转变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必须通过创业，而苏东崩溃就在于缺乏企业创业这一环。缺乏创业这一环，会使企业缺乏自组织能力，因而使企业主体性降低，从而使企业价值降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国有企业应该成为再生性投资经济的样板，而不应该成为配置型投机经济的典型。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国内再生性、杠杆性投资是国有企业成长壮大的根本。

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

在确立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发展国有企业，能使财政由“吃饭供给型”转向“经营管理型”创造更为良好的基础。通过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大力培育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可以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可以解决一方面基本建设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实现资源优化再生发展生产力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增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从而建立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府无论是“拨改贷”、“贷改投”、“拨改投”还是银行的“贷改投”，都是重建企业和政府关系，促进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建设，而不是形成权贵阶级、排挤民营经济、掠夺百姓、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政策资源。

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共有制是现代公有制

共有制是现代公有制，是劳动力产权制度主导下的股份制，是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现代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共有制即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人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人民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就是共有制。共有就是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和国家、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人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间接占有生产资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保证。如果仅仅承认劳动人民间接占有生产资料，把它看成是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唯一形式，把劳动人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予以剥夺，实际上是在剥夺剥夺者的同时剥夺劳动者。共有制即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共有制即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里面，劳动人民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权，也多多少少拥有物质方面的生产资料——物质产权。如果说在小生产时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私有制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唯一形式，那么，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不能单独地劳动，每个人只能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有机结合，才能现实地进行生产。这种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就是共有制。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主体基础;合法经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一致的民营企业，不管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利润多高，对于社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都是有益的，不等于剥削，因而必须大力发展。但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改成民营后饿死大量老虎事件及各地官商勾结哄抬房价等事实也证明，民营经济不是万能，政府管理的公共品与国有国营企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私有化、民营化不能划等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强化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也不冲突。正确定位的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政府和民营企业良性互动的桥梁。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产权明确而不是私有制，市场化改革不是私有化、货币化改革而是主体化改革。不是只有私有制、民营化才有可能做到产权明确，公有公营也有可能做到产权明确。什么样的所有制、经营主体才能做到产权明确，要根据“产”的不同性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产”，只能私有民营才能做到产权明确;有的“产”则只有国有国营才能产权明确。比如海洋产权，只有国有国营才能产权明确;月球、南极北极、大气层，只有人类所有才能产权明确。把本来只能属于人类所有、国家所有的产私有化民营化，只能造成产权模糊。把私有制等同于产权明确，不合逻辑也不合实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计划体制下被限制的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潮，而不是私有化。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是私有制、公有制并存的共有制;以劳动力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共有制，就是人人都有份的社会所有制。共有制是产权明确、然而非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共有制是股东之间、合作伙伴之间、老板员工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竞争对手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赢共生关系的深层基础。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作为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过渡与生产社会化要求相对称、与宏观调控要求相对称、又不改变产权的法律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织形式，只能是共有制。共有制的开放性、多元性、有序性，可以把经济活力与经济控制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与宏观调控有机统一的中间环节。私有制作为一种所有制，可以成为共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私有化则只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而且也不符合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现代公司制的法人产权与初始产权的分离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当比重的国有制，私有化无异于一种倒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他们的范式偏见出发，通过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把私有制等同于私有化，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要么私有制，要么传统公有制;要么私有化，要么倒退;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消除国有民营“双轨制”、打破国家垄断、权力退出市场、实现完全竞争为名不但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是要中国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老路。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不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反对国家必要的垄断乃至取消所有国有企业的市场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践证明行不通。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以经济为中心、平等为核心价值、价值为核心机制、国有经济为主导、共有制企业为基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携手共进、充分自由竞争而不是完全自由竞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