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变得更为多极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冷战结束时，作为美国或西方“必胜主义”的代言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再无其他有竞争力的选择。进入21世纪，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伴随美国举世无双的超级力量，新保守主义者也欢呼美国的“单极时刻”，鼓吹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帝国”。但是，美国的“单极幻想”好景不长。短短几年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2007年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伴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国家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崛起，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不得不开始面对“后美国时代”的来临。今天，尽管美国经济有所复苏，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放慢的迹象，但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的发展仍然不可阻挡。
本文从对多极化这一趋势的探讨出发，对三种主要的多极世界治理模式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模式的现实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并提出三种模式在现实世界中的演进路向。
一、发展中的多极化世界
多极化世界是一个复合的进程，至少包含了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和观念力量的多极化三个层面。
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苏联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西方盟友的经济复兴。冷战结束后，尽管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而失去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持续跃进的局面，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在本世纪也重新加入经济增长的行列。在非西方世界经济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一度作为冷战后世界经济中心的西方世界不仅经济增长率低下，还受到了2007年以来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从而让世界的经济力量格局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参见表1)，在冷战结束后伊始，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名义价格计算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3.6%，其中美国一国就占26%；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仅为世界经济总量的16.4%，金砖五国所占比重为5.7%，中国为2%。2012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名义价格计算已经下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1.9%，美国所占比重下降到了21.9%；而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了38.1%，金砖五国上升到20.7%，中国所占比重提升到11.5%，从不到美国经济总量的8%增加到52%。
由于名义价格的扭曲，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经济总量更能反映实际的经济总量对比。从1992年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64.3%下降到49.8%，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从35.9%上升到49.9%，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西方世界。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7.8%，美国所占比重从22.8%下降到18.9%；而金砖国家的比重从15.3%上升到27.2%，中国的比重从4.3%提升到了14.8%。可以说，世界的经济多极化已经基本成型，而且，随着非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快于西方世界，未来世界的经济多极化格局将更加定型。
与经济多极化相比，军事多极化的趋势较难得到公认。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虽然承认世界的经济多极格局，但认为在军事力量上仍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1]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从各国国防开支的角度来衡量各国的军事力量。就国防开支而言，美国在冷战后一直维持着头号军事开支大国的地位，其军事开支往往占到世界全部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尽管如此，各国军事开支方面的差距在冷战后也出现了均衡化的趋势。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3990亿美元，整个北约为6660亿美元，而金砖国家的全部军事开支仅为625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5.7%和北约的9.4%。而在2011年，美国一国的军事开支高达6896亿美元，北约国家合计为9996亿美元，金砖国家的军事开支合计为2963亿美元，大约与欧盟国家的国防开支水平相当，是美国的43%、北约的29.6%。[2]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的大小不能仅仅依据一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而是要看一国运用军事能力影响或改变其他国家行为和政策的能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就已经领教了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不能打败越南，甚至沦落到一个失败者的地步。21世纪美国发起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虽然在军事上推翻了原有政权，却不能在那里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只能撤出军队。
美国的军事力量无法让美国在与非核国家的关系中予取予求，更不用说让美国在与核国家的关系上占据支配地位。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所指出的，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消除了一国对其他有核国家进行战争的五种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埃弗拉所认为的一般意义上战争的五种原因，即错误的乐观主义、抢先行动的利益、机会窗口与脆弱性窗口、资源的高累积性以及进攻占优。[3]也就是说，在核时代，美国无法将其在军事开支上的单极地位转化为对其他核国家的支配力。在这个意义上，军事力量的多极化远比军事开支的差距更为显著，即便军事开支的差距也在快速缩小。
观念力量的多极化同样不为人们所关注，或不被承认。尽管人们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多有批评，西方观念在西方主流世界看来似乎仍是“普世”的和不受挑战的。但是，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以及西方自2007年遭遇的严重经济金融危机正在冲击着西方模式至上的死板观念，也在西方内部催生出一些严肃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福山本人的反思努力。福山早先提出“历史终结论”，以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终极形式。2011年，福山在其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发展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需要把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这三者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否取得这种平衡，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的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任政府又要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福山把丹麦视为三者有机结合的典范，阿富汗有民主却没有有效国家和法制，俄罗斯有强大国家和民选政府却欠缺法制，新加坡有强国家和法制却没有完善的负责任政府，美国有法制和负责任政府但国家孱弱。这些未能有效结合三种要素的政治制度都可能面临政治衰败。如此，福山事实上是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表面的西方民主制度，如法制和通过民选建立起来的负责任政府并不足以保证一个政治制度成功；虽然面临未来的挑战，表面上欠缺西方民主制度形式的国家，如果有强国家的存在，也具有在一定阶段取得成功的可能。当然，福山最后还是回到他对西方制度的信念上来，认为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国家孱弱的问题，但法制和负责任政府的存在最终可以让它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4]
事实上，当今世界中的各大力量中心正在内外政策方面采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并且都拥有因各自的成功所带来的自信。美国以往的成功建立在其国内民主制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严保本国主权却要削弱别国主权的对外政策之上；欧洲的成功起步于内部的民主制度、社会市场经济以及让渡本国主权的同时削弱别国主权的一体化和对外政策选择；中国的成功源于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严保本国主权也尊重别国主权的对外政策；巴西和印度在国内制度方面更为接近西方，但在对外政策的原则上与中国更为接近。总之，在物质力量分散化的今天，观念力量的多样化也在同步发酵过程中。这种多样化带来观念的竞争，如果这种竞争能被导向一种良性竞争，新的观念力量多极化将给各国带来新的福音，让各方有机会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长处。在《21世纪的精明治理》一书中，美国的尼古拉斯·伯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和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提出东西方应该相互学习的问题，来找到一种更好的第三条治理道路。他们希望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更好地回应民意来提升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西方国家要向中国学习，采用更加技术型的政府体制，以便能够制定超越选举周期的长期计划，发展“负责任的精英体制(accountable meritocracy)”。[5]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当然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后，关于世界的力量格局，中国学者中流行“一超多强”的观点，而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提出了“单极-多极体系”的概念。[6]在一定意义上，“一超多强”在今天仍然是成立的，但是，美国一超或单极的地位正在日益相对衰落，多强和多极的特征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导特征。2008年，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又提出了“无极时代”的观点，他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是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哈斯认为无极世界将充满困难与危险，但通过促进全球更为深入的一体化则可以在无极世界中寻求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由几个(大国)政府建立起一个核心集团，而其他国家则承诺推进合作性的多边主义。哈斯将此称为“协调的无极”。[7]不过，如果无极世界仍然仰赖主要大国的核心引领作用，在叶江看来，“哈斯虽然在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认知上超越了大国中心论，但是却在提供解决无极世界所带来危险的方案上则又回到了大国中心观”。[8]
中国学者阎学通最近发展了一个中美两极世界的观点。他在2011年提出世界格局更可能从“一超多强”转向“两超多强”。[9]他认为，如果今后十年按照今天历史惯性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由中国和美国组成的“两极格局到2023年就有可能形成”。当然，他也表示，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要素决定的。大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不利。未来十年，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将更加依靠软实力优势来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10]确实，按照大多数国内外的预测，以目前的惯性，即使是放慢的惯性，中国将在2030年以前在经济规模上全面超越美国，中国会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三个因素仍然需要我们在得出两极世界的论断之前谨慎考虑。首先，即使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4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富裕强国；而美国的相对地位要比现在还弱，如何继续维持世界超强的地位?其次，从综合实力来说，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军事开支和科技这四个权力构成要素来测算，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估中国的总体实力在2030年会和美国相当，但两国届时将分别只占世界权力总量的17%左右，都不及美国在2010年时约占世界权力1/4的强势地位；而且，其时欧盟和印度的综合国力也都在世界总量的10%以上。因此，中美优势还不是绝对的。此外，该委员会在2012年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权力测量方法，加入更多的权力要素，如能源、对外援助、研究与发展、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等。按照这一测算办法，美国的国力在2030年时仍比中国多出4%-5%。[11]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如同约瑟夫·奈指出的，这个世纪的权力转型(power shift)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二是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导致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在最强大国家的控制之外。[12]从这些因素出发，笔者仍然认为，多极仍将是未来世界至少在2030年前的主要特征。当然，我们需要研究未来中美作为两个首要大国并存这一现象给多极世界治理所带来的问题和机会。
二、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一：大国协调
相比单极和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常常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多极体系下发生的。无论是归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者一般认为，多极体系要比两极体系更加不稳定。华尔兹认为，在多极系统中，强国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国都无法清晰而固定地区分盟友和对手，而强国的数量又不够多，以至于任何一国的变节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联盟的灵活性带来不确定性以及更大的误判敌对联盟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和误判与其说会促使各国谨小慎微，从而促进和平，不如说将导致战争”[13]。而在两极体制下，联盟的僵化导致战略的灵活以及决策自由的扩大。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相互竞争，对手明确，冲突代价易于计算，对实力的判断更为确定，双方因此可以在全面和广泛的竞争中表现出“谨慎、小心、警觉、灵活而且克制”。[14]
当然，多极体系并不必然是冲突的。比如，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欧洲协调”机制就通过主要大国间的合作实现了欧洲内部长期的和平。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了维也纳和会。此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15]维也纳会议建立了由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四国组成的“神圣同盟”。1818年，战败的法国被接纳进这一体制，形成了欧洲五大国通过协商来应对欧洲的各种问题以及调节相互矛盾的大国协调机制。五国不定期地举行国际会议，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确立了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谓的“在现状的基础上维护和平”的原则，即在世界各地保持1815年的领土现状以及君主专制的政体现状。[16]前者体现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力量均势的优先目标，后者体现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君主专制国家要求维护其正统地位、合力压制内部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意图。摩根索也谈到了欧洲协调得以维系的三个因素：欧洲社会当时存在一定的道德共识；当时的世界政治版图有利于大国势力向政治真空地带扩展，各自利益的冲突容易得到调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们谙熟缔造维护和平之道，并善于缩短战争实践、控制战争范围。[17]在欧洲协调机制中，最重要的一个共同行为规范就是各大国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既表现在它们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又表现在解决重大的利益纷争时将和平手段奉为上策。[18]
欧洲协调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体制。在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要固守1815年的领土、均势和政体的现状注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民族独立革命和共和革命不光在这些欧洲大国内部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体制，而且国家间力量的不平衡发展也在重塑欧洲的力量结构，最终让欧洲协调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促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大国协调会是21世纪多极世界的可行治理模式吗?主要大国通过发展协调机制来调节相互关系并主导世界治理似乎一则有其必然性，二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其必然性而言，首先，如同前面所讨论的，世界的多极化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传统力量中心陷入低速发展阶段而新兴大国发展趋势依然看好，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如果世界要维持和平，实现发展，并应对因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地区和全球挑战，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其次，在未来的主要力量中心中，绝大多数将仍然是主权原则的热心拥护者，这意味着超国家的治理方式将不是它们的主要治理模式选择。约瑟夫·奈曾经指出，如果未来中国、美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这三个国家——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都属于最保护本国主权的国家。尽管欧盟国家更愿意尝试对本国主权进行限制的试验，也愿意推动更多的制度创新，但是，除非出现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灾难，世界很难再见证如1945年创建联合国制度的“制宪时刻”。[19]这将意味着国际治理会主要围绕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妥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制度来进行。最后，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主要大国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主要解决者，只有它们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一致行动，才能就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路径。对这些大国任何的排斥都无法带来理想的解决办法，而是需要它们的全体性参与。
就可行性而言，多极世界的大国治理模式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首先是因为，新的多极世界将是一个“互赖多极世界”，各大国之间高度和无一例外的相互依赖将促使它们相互合作。2010年，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了乔瓦尼·格雷维(Giovanni Grevi)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互赖多极世界(interpolar world)”已经出现。“互赖多极”可以被定义为“相互依赖时代的多极”。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导向多极国际体系的全球层面的力量重组和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20]多极化对任何大国的单边主义诱惑形成了体系性制约，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则消解着部分多极体系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由于所有大国都需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危机且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成功地单独应对这些挑战，所有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有战略利益来对合作进行投资，以把它们的繁荣和安全置于一个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个互赖多极世界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仰赖主要国际行为体利益的趋同；是问题驱动的，针对那些需要合作来应对的挑战；是过程导向的。互赖多极体系和多边体系是可以调和的，只要后者得到改造。
其次，新的多极世界是有核多极，主要力量中心大多拥有核武器，程度不等地形成了相互核威慑。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主要力量中心可以依靠本国的核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不需要过分依靠盟友的支持，从而降低了对力量对比误判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核战争的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计算，从而促使核大国有强大的动力来管理相互之间的冲突，防止冲突升级。如此，有核多极消解了华尔兹提出的造成多极不稳定的另一些主要理由。
再次，新的多极世界也是一个制度多极体系，其中，国家间关系有相当水平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存在着一系列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规范，来解决管控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并促进国际合作。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具有进步的特征。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相比，新的国际规范支持民族自决而不是压制，维护主权平等而不是大国主宰，促进和平而不允许侵略，推动合作而不鼓励冲突。因此，导致欧洲协调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也在不断地被消解。
最后，新的多极世界也是大国协调的多极，大国协调已经在众多的国际议题领域发挥着实际的和重大的作用。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进行着更为有效的合作。这是正式国际制度赋予大国协调法定地位的突出事例。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国协调采取了非正式集团的方式。“这些非正式集团，多半由一些具有体系影响的地区或全球性大国组成，就特定议题或彼此关心的重大全球或地区性议题举行磋商，协调立场，做出承诺”。“它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和多边平等协商，反对消极无为，也反对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21]。比如，主导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是“小型部长会议”；主导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是“主要经济体论坛”；2007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启动的二十国集团(G20)进程则是大国合作协调以应对国际经济挑战的最新事例。
新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协调要求参与的包容性、权责的对应性、立场的妥协性、议题的广泛性以及合作的有效性。参与的包容性要求参与大国协调的成员包括在特定议题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保证协调成果的可接受性、可执行性和国际合法性。权责的对应性要求主要大国在协调过程中具有相等或对应的发言权，在采取共识型决策的协调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决策权，如安理会中五大常任理事国共同拥有的否决权；在采取多数决定的协调过程中每个国家拥有与其实力和影响相对应的决策权，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占据过多决策权的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大国转移部分投票权，以反映新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立场的妥协性要求各大国在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以及塑造国际规范的过程中以妥协精神来寻求共识，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和规范强加于其他大国。议题的广泛性要求大国协调需要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经济议题扩展到涉及各国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各种新议题。合作的有效性要求各国的协调能够产生有效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各自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得到切实实施。
当然，大国协调模式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成员的包容性而言，有关哪些国家应该被纳入协调机制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员问题达成共识。就权责的对应性而言，在原有体制享有过多发言权的国家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让权的意愿，比如有关国家在2010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同意向新兴大国转移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但是，该协议由于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而不能生效，显示了体系中原有的主导大国并不情愿进行有序让权。立场的妥协性方面也面临众多的困难。各国在利益和规范方面达成新共识的努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出现了协而不调的局面。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顿，而各国都在推进各自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议题的广泛性似乎问题最少，当今的大国协调已经涉及国际治理的各个方面。合作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产生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些方案的有效执行。在这方面，大国协调作为一种政府间主义的机制，总体来说其执行依靠各国政府自主自愿的行动，缺乏强国际制度的监督，常常在执行过程中有所折扣，导致有效性不足。
三、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二：西方自由国际秩序
大国协调要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向非西方国家让渡权力，通过相互妥协来寻求共识，实现对世界的共同治理。这意味着西方需要放低其世界主宰者的姿态，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高峰，西方似乎准备做这样的让步。不过，随着危机的消退，西方的自信似乎又卷土重来。用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话来说，“历史也许还没有终结，但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历史在他们一边”。[22]
伊肯伯里在他的新书《自由利维坦》中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了美国领导下的自由秩序，该秩序具有如下特征：美国的霸权权威、开放市场、合作安全、多边制度、社会妥协和民主共同体。如今，这个秩序处在危机之中，但这个危机不是该秩序的基本原则的危机，而只是一个权威危机，即自由秩序如何管理的危机。[23]
之所以原有秩序的基本原则会延续下去，伊肯伯里提出了四方面理由：第一，旧的传统的推翻原有秩序的方式，如大国战争，已经不太可能发生。第二，自由国际秩序本身的性质，不论有无美国的霸权领导，具有延续性。第三，当今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对现有秩序构成一个潜在的联合反对集团。第四，所有大国都有促使它们继续共同通过谈判和合作来管理这个体系的相似的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尽管美国一国的支配地位将相对弱化，美国也需要顺应并在制度上接纳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并在各个方面予以让权，但是，如果美国大战略得当，它仍然可以保证自由国际秩序的延续，并在其中发挥核心的领导角色。为此，美国要深化与欧洲的合作，更新双方对联盟和多边全球治理的承诺。要让中国不仅面对一个美国，还要面对由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构成的整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这不是要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反制衡的大联盟，而是要让中国面对一个“复杂和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全面和根深蒂固，以致中国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加入进来，并在内部取得发展”。[24]
虽然没有伊肯伯里那么高调自信，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ezinsky)在其新书《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力的危机》中也发展了类似的观点。[25]对于布热津斯基而言，美国相对衰落将导致全球地缘格局，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失衡和混乱。为此，美国要在国内重振活力，在国外建立一个“扩大的西方”，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稳定和最民主的区域。这个“合作的大西方”将涵盖美国，经过欧洲进入欧亚大陆，接纳俄罗斯和土耳其，并在地理上到达日本和韩国。“大西方”的广阔幅员将强化其核心价值对其他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发展出形式多样的一种“普世”民主政治文化。与此同时，美国也要与中国在广泛的问题上实现相容，来显著提升亚洲稳定的前景。为此，美国要鼓励中国和印度和解，并缓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纷争。总之，美国应该扮演一种双重角色：作为西方更大和更广泛团结的“促进者和保证者”以及作为东方主要大国间的“平衡者和调解者”。[26]
美国的这类自由国际秩序观在欧洲也不乏拥趸。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是欧洲的“本位性(essential)”伙伴：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超越其他任何伙伴关系的，而且，没有来自美国的支持，欧盟难以有所作为。[27]为了加强美欧关系，强化美欧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权，在维系安全上的北约组织之外，2013年4月，美国和欧盟同时宣布将正式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计划在两年内达成协议。TTIP如果能够顺利建立，将促进跨大西洋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希望这一高水平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能够为国际贸易设定新的规则标准，以美欧之间的经济团结来平衡中国以及它的“权威资本主义”。[28]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话来说，这类似于要建立一个“经济北约”，来对抗中国模式。[29]
西方自由国际秩序模式的核心是维系西方的主导权和反映西方价值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其途径是强化西方的内部合作，扩展西方的成员。在这个治理模式中，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被承认的现象，为此需要向新兴大国让渡部分权力，以便将新兴大国吸纳到现有的体制中。但是，权力的让渡只是有限的，不能损害西方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削弱西方倡导的价值原则。
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有其坚持的理由，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至少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都仍然占据上风。在军事上，金砖国家2011年的军事开支仅占美国的43%、北约的29.6%；在经济上，2012年金砖国家名义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只有西方七国集团的43.8%，还没有超过美国和欧盟任何一方的经济总量，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只有七国集团的72%；在软实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优势。因此，尽管未来的力量格局会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但至少在未来的十年中，发达国家的总体优势还将维持。
其次，冷战后非西方大国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经验也让西方对未来吸纳非西方大国有一定的信心。以中国为例，中国在冷战后经过长期谈判最终按照自由贸易的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在2005年的联合国峰会上接受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原则，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即使西方需要非西方大国的支持来渡过自己的危机，西方也可以给予非西方大国表面的决策参与，但仍然可以主导国际议程和决策。2008年二十国集团的出现被看做是西方对新国际力量对比的承认，第一次让发展中大国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但是，虽然发展中国家为解决欧债危机两次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主要操控在西方手中，且主要功用是借助发展中大国的资源帮助解决西方的困难，因此一旦西方的危机缓解，二十国集团机制的重要性就明显下降。西方七国集团机制重新得到重视。
再次，西方也寄希望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会妨碍它们挑战现有国际制度的联合努力。约瑟夫·奈一直对金砖国家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金砖国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它们的规模相差悬殊，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发展速度也出现严重落差；印度、巴西和南非是民主国家，而俄罗斯和中国是“专制大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洲领导权的竞争对手；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担心人民币低估对各自经济的影响，等等。所以，这是一块“没有黏合剂的金砖”。[30]
最后，在西方危机缓解而新兴大国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西方正在找到新的自信感。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发生，美国正在崛起；欧洲的危机虽然没有解决，但欧洲正在转为稳定；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正在加强。考虑到美国和欧洲占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多，拥有令其他势力望尘莫及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还控制着不断上升的全球能源储备比重，如果美欧共同体能够扩展到非洲的西岸和美洲的东岸，21世纪仍将是“一个大西洋世纪”。[31]
对于目前的西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最为理想的世界治理模式。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它有多大的可接受性呢?在笔者看来，西方自由国际秩序观存在着四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事实性的：新兴大国确实在参与到国际制度中去，但不能把现有的国际制度全部视为西方构建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比如《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事实上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而获得的。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是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争取回来的。新兴大国加入这些国际制度，根本原因是这些制度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单纯从新兴大国加入国际制度推导出它们总是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
第二个问题是逻辑性的：西方如何能让新兴大国分享决策权而又不让它们对决策产生影响，打上它们的烙印?在笔者看来，要做到这一点，西方有三种选项，但这三种选项都不能成立或长久成立。第一个选项是有限分权，使得新兴大国无法运用这些新增的发言权来影响最终的决策。比如2010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历次投票权的重新分配，几乎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决策影响力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第二个选项是“欺骗性”分权。2010年二十国集团通过的向新兴大国转移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事例大概可归为这一类。主导大国承诺了分权，但情势变化之后，分权承诺不能兑现。如果我们认为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最终取得优势地位，这两种选项都是不能持久的。第三个选项是假定即使新兴大国有了相应的重要决策权，但由于它们的诉求与西方国家无二，它们参与的决策也将产生西方希望的结果。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证明这样的想法是一相情愿的。
第三个问题是实质性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在维系和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上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立场分歧和矛盾，西方不能理所当然地指望来自新兴大国的支持。目前的国际制度正在三个领域经历重要的转型，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产生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围绕国际制度塑造与构建的斗争。一是西方试图对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那部分现存国际制度进行改造，比如用保护的责任来替代不干涉内政原则，用人权保护来消解主权平等原则，用环境保护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等。这些改造努力肯定会遭到新兴大国的抵制。二是西方希望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中对自己原来有利但现在不那么有利的部分。比如自由贸易是西方倡导的，但是当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体制，并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时，西方却利用各种名目回归贸易和经济保护主义，这自然会与发展中国家发生制度和规范冲突。三是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的那些部分。西方国家对当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掌控有其历史根源，但在经济权力更加均衡化的今天，用抵制和拖延的手法阻止这些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将严重影响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根据有序的原则来实现对这些组织的改造，它们势必要在现有体制之外来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平行组织，比如进入实质谈判阶段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计划。
第四个问题是演进性的：如果新兴大国在未来继续保持相对于西方更快的发展速度，那么10年或20年以后，西方赖以坚守其自由国际秩序的实力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在未来会失去其主要基础的话，在当前抱残守缺地坚守这一模式将严重疏离未来世界的主要力量，既得不到它们的支持而不能存续，也破坏了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不能发展出有序导向新权力格局的治理模式，损害国际社会发展有效治理的前景。
四、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三：板块化地区治理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就提出了地区主义的世界秩序模式，即让介于国家和全球性组织之间的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地区性组织至少可以发挥全球性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实现经济公正以及环境管理方面所起的某些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像全球性组织那样遭到人们的指责。比如，人们批评全球性国际组织可能导致大国主导国家体系，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难以产生共识，而且全球性国际组织不允许地区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存在。[32]
对于这个地区主义秩序，布尔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如今，另一位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地区化未来世界的构想，但从更为肯定的立场强调了这种秩序的正面意义。在他看来，影响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中的例外现象，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实力爆发性发展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必然会缩小，美国将注定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力量也没有可能获得新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将进入一个无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的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的组织原则将是“去中心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围绕各个地区来组织。在这个地区化世界秩序中，国际关系将不会是19世纪30年代世界历史的重复，大国不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兵戎相见。国家之间的互动文化将是一种“朋友加竞争者”的文化，而不是“竞争者加敌人”的文化。在这样一种地区化世界中，在全球层面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和一定合作的基本要素仍将存在，如主权、领土、不干涉、外交、国际法、大国关系管理、民族主义、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进步、平等和市场。由于不存在超级大国，这种秩序下将不会出现超级大国常常进行的霸权干涉所带来的全球问题，从而减轻了全球治理的一部分问题和压力。[33]
在这样一个板块化的地区治理模式中，国际治理的重心下沉到各个地区，由各个地区大国在本地区推动区域合作，且治理规则出现地区间差异。地区之间保留着基本的合作机制，但全球机制的重要性和治理能力不可避免地会绝对或相对下降。
确实，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地区一体化和合作在冷战之后得到了新的更大发展。在欧洲，欧洲联盟的建立表明欧洲一体化不仅仅是冷战两极格局的产物，而且反映了欧洲更为深刻的要求摆脱战争，寻求经济繁荣，加强相互认同，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共同愿望。摆脱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局面，其他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可有机会去发展本地区内部的合作，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但是地区治理模式是否可能成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模式?如何解决该治理模式的内在矛盾？
具体而言，我们会提出下列需要解答的问题。首先，是否每个地区都能发展深入的区内合作？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确立地区治理在本地区会是可行的。从迄今为止各地区的合作情况来看，我们无法对地区治理抱有太高期望。确实，欧洲一体化总体是成功的，通过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地区合作，欧洲在过去实现了内部和平、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并提升了相互认同的水平。但即使是这个最成功的地区治理范例，由于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的整体萎靡，欧洲的地区治理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似乎欧洲这种高水平的地区治理机制成为了欧洲不少问题的来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直是欧洲现有问题的解决出路，从而损害了欧盟这个模式在欧洲内部和外部的国际吸引力。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我们很少见到有哪一个地区的合作水平显著超越了政府间主义的层次，或者有如欧盟那样的一个核心机制来开展地区合作。我们所看到的基本都是建立在政府间主义之上的，由多个重叠的机制所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反映了各个地区内国家试图在维护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地区合作的普遍愿望。如此，我们很难乐观地展望在各个地区发展出高水平和足够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
其次，地区治理是否可以代替全球治理，或者地区治理是否可以担负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假定地区治理可以在各个地区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通过各个地区的治理，多极化世界的主要问题能够因此得以管理和解决吗?在一个地区相互隔离的时代，这也许是可能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地区治理并不能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和挑战。当今世界中的很多问题是跨国的，也是跨地区的。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核威慑、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核国家、核门槛国家和非核国家一起来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散落在各地区的排放大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其负面影响涵盖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需要各国的合力和跨地区合作；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全球化也需要跨地区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的事例不一而足。当然，地区治理可以在本地区内消除很多的问题，从而缓解全球治理的压力，并从成功的地区治理出发，让地区在世界上扮演积极有为的治理角色。在这方面，过去的欧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地区治理显然不能代替全球治理，甚至还无法担负起全球治理的主要责任。即使是欧盟，现在也必须求助于国际治理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共同出资拯救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以前，欧洲和西方通过多边制度介入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现在，新兴大国通过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历史性地介入了欧洲的经济治理，从而形成了新的“相互治理进程”。[34]对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而言，即便它们能实现高水平的地区治理机制，但由于治理能力的欠缺，在不依赖外部力量的情况下，它们也往往不能保证地区治理的效果。更何况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形成高水平的合作机制，这方面还没有先例可言。
另外，是否主要大国都会退出其他地区的地区治理?对于布赞而言，在没有了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主要大国的影响力似乎都退回到地区内部。那么情况会是如此吗?很可能不是。在一个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主要大国的发展依赖它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只要一个国家有市场、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不论它在哪个地区，主要大国都会寻求与这个国家开展交流和合作。这说明了为什么北美、南美、中东、欧洲和非洲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国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则更是如此。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曾提出过“多孔化地区(porous region)”的概念，来说明地区的开放性特征。卡赞斯坦认为，多孔化地区的出现受到两组原因的影响：第一组是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的融合，国际化进程推动了地区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则把地区深嵌在世界体系中；第二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将地区与地区内外的其他政治实体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地区组成的世界绝非仅仅是一个具有地域界限的、将国家保护主义延伸到超国家程度的地缘经济集团所组成的体系。但它也不是一个进入后国家政治时代的非领土主权体系。对于卡赞斯坦而言，多孔化地区的出现为美国介入各个地区从而确立美国的帝权(imperioum)创造了条件。[35]卡赞斯坦的英文原著是2005年出版的，基本上还是美国力量的巅峰时刻。不过，即使在美国实力相对削弱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在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政策下，美国正在大力加强与其亚洲盟友的传统同盟关系，加入东亚峰会机制，并发起了没有中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比以前更加有力地介入亚洲事务，对原有的东亚合作机制产生了重大冲击。美国的这种大力介入不仅源于其自身的战略决策，也在于一些地区内国家的主动邀约，以抗衡地区内新兴大国的崛起。这导致了陈玉刚所谓的“国际体系变革中的一个悖论：美国在强盛和单边主义冲动最强烈时期面临的国际压力最大，而金融危机重创下美国的衰落却反而增强了其体系地位和在一些地区的安全影响”。[36]所以，以美国和中国的行为来预期，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主要大国对其他地区的介入不会明显减弱，相反，一些崛起的大国会加大对其他地区的介入，而一些相对衰落的大国则会集中精力加大对某些关键地区的介入。
五、治理模式之争及包容式演进的路向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冷战后出现过美国的单极世界，那么在今天以及在不远的未来，不管有多少人会怀念美国的那种“单极时刻”，世界已经义无反顾地迈向一个多极世界。多极世界可以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就像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回到未来”的可能，但是在一个互赖、有核和制度多极的时代，国际和平应该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保证。只要各国领导人有稍许的明智，避免历史上多极大战的悲剧应该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对于近来中国学者提出的未来“中美两极世界”的看法，本文更倾向于把未来中美视为多极世界中的两个首要大国，它们对多极世界的具体形态有影响，但不改变多极格局本身。
排除了单极、无极和新两极的治理模式以及多极不治理模式，本文主要讨论了多极世界的三种治理模式：大国协调、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板块化地区治理。在大国协调治理模式下，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将通过寻求共识、相互让步妥协，来寻求良性相互关系的发展，并找到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方案。在西方自由国际秩序下，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通过强化西方内部的合作，进而扩大西方的联盟体系，以有限让权把新兴大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维持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在板块化的地区治理模式下，地区治理成为世界治理的主要路径，尽管全球治理机制并不必然彻底衰败，但其作用将退居次要。
在现实世界中，三种模式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过去几年的发展见证了大国协调更加强化的事实，二十国集团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仍然试图维系西方国际主导权，如继续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职务，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改革的实施，维系七国集团机制，美欧和美日加强双边关系等。在地区层面，虽然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各个地区都面临挑战，但地区治理进程仍在勉力向前。
不同治理模式成分的同时存在必然带来模式之间的竞争与角力，其中，前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也许更为突出。考虑到新兴大国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认为，未来的多极世界将以大国协调为基本的治理模式。不过，在向大国协调演进的进程中，包容式的治理理念非常重要。这种包容式治理理念要求：
第一，大国协调模式应是渐进生成的。大国协调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识决策，其产生也需要以有关大国的共识为基础。而共识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进程。新兴大国对现有体制存在不满，但这种不满尚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让权意愿也提供了渐进改革的可能性。当然，要让现有的主导大国自愿放弃优势和特权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必要的时候，就中国而言，也需要在国际制度中采取“制度内制衡和制度外制衡的双重策略”，即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内通过有效的参与，运用中国在制度内的现有地位(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或地位的逐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增加)，来阻止有关国家构建不公正国际秩序以及损害中国利益的企图和行为；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之外，中国也要发展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国际制度(如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以牵制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良发展趋势。[37]
第二，大国协调模式应是兼容并蓄的。这意味着未来的大国协调模式中将包含西方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中的合理部分，而且西方主要力量仍将是未来大国协调的重要参与主体。这也意味着地区治理机制应该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关大国应该在各自地区推动公正、有效和开放的地区合作，强化地区层面的国际治理能力，以便缓解全球治理的压力，并增强各个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三，大国协调模式应是引领合作的。在大国协调模式中，大国之间通过相互让步来达成合作是治理能否产生以及能否有效的关键。这要求存在利益和规范分歧的大国采取自我约束的战略姿态来防止零和博弈的出现，以互谅互让和创造性增量改进的方法来实现共赢发展。同时，大国协调模式也不是大国对中小国家的支配、大国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排斥，而是大国承担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责任，引领国际体系中的各类行为体发展更高水平和更为有效的合作。能否获得中小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支持，是大国协调模式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而且，我们也需要重视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大国进行有效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注：感谢苏长和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1]小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2]参见John Peterson,Nathalie Tocci and Riccardo Alcaro,“Multipolarit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Transworld Working Paper, No.1,October 2012,pp.6-7,http://www.transworld-fp7.eu/?p=656，登录时间：2013年8月6日。
[3]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91-295页。
[4]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Profile Books Ltd.,2011,pp.16,482-483.
[5]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London:Polity Press, 2012.
[6]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p.35-50.
[7]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p.44-56.
[8]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61页。
[9]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10]邓媛、李佳蒙：《阎学通：中国崛起也有历史惯性》，载《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7月29日。
[1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pp.16,101
[12]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Affairs,2011,pp.xv-xvi.
[13]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26页。
[1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2-223页。
[15]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6]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1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494页。
[18]参见郑先武：《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与理论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第81页。
[19]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Project Syndicate,October 8,2010,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print/the-future-of-power.登录时间：2013年8月10日。
[20]Giovanni Grevi,“The Interpolar World:A New Scenario,”Occasional Paper No.79,Paris: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June 2009,p.5.
[21]韦宗友：《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106、107页。
[22]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360.
[23]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334.
[24]G. 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356.
[25]Zbigniew Brezezinsky,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
[26]Zbigniew Brezezinsky,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pp.184-185.
[27]Thomas Renard,“The Treachery of Strategies:A Call for True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s,”Egmont Papers No.45,April 2011,p.23.
[28]Monitor""""s Editorial Board,“A Global Contest of Values in EU-US-China Trad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4,2013,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the-monitors-view/2013/0304/A-global-contest-of-values-in-EU-US-China-trade.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29]Monitor""""s Editorial Board,“Why a US-EU Trade Pact Would Be Historic,”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12,2012,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the-monitors-view/2012/1212/Why-a-US-EU-tradepact-would-be-historic.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0]Joseph S.Nye,“BRICS without Mortar,”Project Syndicate,April 3,2013,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hy-brics-will-not-work-by-joseph-s-nye.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1]Anne-Marie Slaughter,“The Coming Atlantic Century,”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21,2013,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print/europe-and-america-come-roaring-back-by-anne-marie-slaughter.登录时间：2013年8月16日。
[32]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47页。
[33]Barry Buzan,“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Decentred Glob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1,2011,pp.3-25.
[34]庞中英、王瑞平：《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50页。
[35]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36]陈玉刚：《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和中国的体系战略》，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中国与诸大国关系》，2011年第11辑，第8页。
[37]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