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是服务经济高度发达、服务产业高度集聚、服务人才高度荟萃的中心城市。发展生活性的服务对于提高大都市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上海而言，生活性的服务的协同发展不可或缺。本文将以上海、新加坡和东京为样本，聚焦于曾长期被忽视的生活性的服务发展问题。

三地服务业整体比较

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而从当前宏观经济中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导向看，也存在重商品消费、轻服务消费的误区。

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率、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来看上海、新加坡和东京三个大都市的比较状况（作者注：由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一般每五年编制一次，截至本文完稿时，上海2012年、东京和新加坡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还处于调查或编制过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据上海2007年、东京和新加坡市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文中所有数据均为笔者根据这些投入-产出表计算所得）。数据表明，上海市2007年国民经济增加值率仅为28.16%，相应的，同期国民经济中间投入比率高达71.84%；从服务投入占中间投入的比重看，服务性投入消耗较小，仅为31.62%。这意味着过去一段时期里上海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附加值的特征没有根本转变。发达大都市则表现出明显的低物质消耗、高附加值特征，2005年东京国民经济的增加值比率达到56.13%，新加坡略低，为35.37%，新加坡和东京的服务投入占中间投入比重更是高达71.90%和59.50%，上海距离这些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

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的确立起着关键的作用。与新加坡和东京相比，上海市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达的大都市不仅经济服务化程度很高，而且服务的生活化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东京2005年生活性服务占服务总产出比重达79.41%，新加坡为62.19%。上海仅为32.81%。现在的国际中心城市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服务的中心，并且服务的供给也是以最终消费和使用为主。上海市因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偏重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水平落后于现有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

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而从当前宏观经济中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导向看，也存在重商品消费、轻服务消费的误区。居民消费中有很大比例用于生活性服务消费，2010年，上海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为54.03%，而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东京这一比重分别高达82.19%和84%。另据调查，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汽车等消费热点。因此，发展生活性服务对拉动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逐步改变以投资扩张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意义。

各服务部门的生活性服务发展情况

在经济实践及研究领域中普遍重视现代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则被认为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而遭到忽视。其实，生活性服务的要素密集度属性更适应中国当前非熟练劳动比较丰裕的要素禀赋状况；并且生活性服务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有拉动作用。

新加坡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快捷的空运、海运和高效的港口)、商务服务、批发零售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7.03%，服务产出之和占新加坡服务部门总产出比重为73.13%，服务进出口总额(相当于新加坡GDP的70.85%)占新加坡服务贸易总额的90.22%。这四个服务部门提供了新加坡46.5%的生活性服务。正是依托这四大服务部门的发展，新加坡确立了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无论从经济规模、人均GDP还是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的发达程度，东京都要远超新加坡。例如，东京以金融服务的高度发达确立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05年东京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4.4%，超过新加坡GDP总和，凭借其强健可信的银行机构、自由的市场和开放的经济、稳定的汇率和良好的通信设施、受过良好教育和懂得复杂的银行管制和监管的优质金融人才、外国银行的自由进出，以及有效的法律体系和环境等各项国际金融中心必备条件，东京与纽约和伦敦一起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比较上海和新加坡、东京在相关服务部门和生活性服务方面的发展水平，有助于认识上海与既有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之间的差距，并为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2007年，上海市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与仓储、批发零售和商务服务这四个部门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28.36%，相应地，这四个服务部门提供的生活性服务水平也很低，仅占全部生活性服务的24.47%，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三个大都市在各服务部门资本化比率水平和生活性服务供给结构状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

资本化比率(各服务部门总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的产出水平占该部门提供的中间投入与最终消费的产出水平之和的比重)，反映了各服务部门的生产资料特性。上海市各服务部门中除“公共服务”外，其他部门资本化率均超过50%(“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及仓储”、“批发与零售”等部门更是达到或超过90%)，意味着这七大服务行业主要提供用作其他部门中间投入的服务产出，具有显著的生产资料特性，仅有“公共服务”主要供给用于居民消费的服务产品。从行业水平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上海市各服务部门并未朝着生活化方向迈进，主要还是为生产提供服务，服务的资本化倾向非常突出。

反观新加坡和东京，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服务的生活化进程。新加坡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2005年其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为230%，即便如此，其服务部门未因出口而重生产轻消费，仅“通讯”、“房地产业”和“金融与保险”的资本化率略高于50%，其他部门均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为主。东京各服务部门的生活化程度更高，资本化率居于首位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也仅为39.65%。这表明发达经济体特别注重民生服务发展，服务部门的生活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相适应，民众能够切实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生活性服务的供给结构看，上海、新加坡和东京三个大都市的“其他服务业”所提供的生活性服务比重都很高，原因在于三地的行业划分以东京为基础，而东京的服务部门划分比较粗略，“其他服务业”包含了“租赁和商务服务”、“旅游”、“综合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住宿和餐饮”等诸多行业。

就上海而言，“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房地产”、“公共服务”、“金融与保险”、“批发零售”等。新加坡依次是“批发与零售”、“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及仓储”和“公共服务”等。东京依次为“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与保险”、“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交通运输及仓储”等。可见，上海市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超过50%)，东京和新加坡的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金融与保险”和“交通运输及仓储”等支撑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服务部门中。这与上述资本化率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基本一致。

从当前中国各地发展服务业的实际状况看，在经济实践及研究领域中普遍重视现代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则被认为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而遭到忽视。这种服务业发展模式将会造成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强劲发展与生活性服务相对滞后的二元化服务业结构。其实，生活性服务的要素密集度属性更适应中国当前非熟练劳动比较丰裕的要素禀赋状况；并且生活性服务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有拉动作用。另外，随着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许多拥有消费实力的民众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大。因此，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增加就业和解决民生问题，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合理利用中国要素禀赋促进经济发展转型，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要。

政策建议

人是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是一切城市发展活动的中心。勿片面强调生产性服务，应注重生产与消费并重、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协调发展，把提供优雅的生活性服务，塑造高品质的生活形态作为城市核心发展理念。

上海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方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了GDP的半壁江山。然而，从结构看，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发展未受到同等重视，经济的服务化直接推动了服务的资本化，生活性服务的发展空间被挤占，服务供给存在严重的“重生产、轻消费”倾向，生活性服务的总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中心城市和大都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上海各服务行业并未朝着生活化方向迈进，主要还是为生产提供服务，各服务部门的资本化比率普遍较高。

针对现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统筹协调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的发展。人是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是一切城市发展活动的中心。东京和新加坡的发展历程表明，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性服务的发展，对城市国际角色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过程中，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大都市成功经验，勿片面强调生产性服务，应注重生产与消费并重、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协调发展，把提供优雅的生活性服务，塑造高品质的生活形态作为城市核心发展理念，依靠发达的生活性服务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有所侧重地发展支撑“四个中心”建设的生活性服务。“四个中心”建设离不开相关服务部门的配套发展，在成熟的国际中心城市，生活性服务在不同服务部门中并非平行发展，生活性服务供给结构与城市服务功能定位密切相关。东京和新加坡的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金融与保险、交通运输及仓储和商务服务等支撑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服务部门。虽然上海将城市服务功能定位在“四个中心”等特殊功能方面，但目前其生活性服务主要集中于(任何城市都具备的)一般服务功能上,不能满足特殊功能的需要。上海可以在提高和完善生活性服务的一般功能基础上，增强特殊服务功能，比如通讯、金融保险、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有所侧重地发展生活性服务，以支撑“四个中心”的建设。

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优化生活性服务发展环境。由于生活性服务不能被标准化提供，其质量难以评价，事实上是一种高度的“契约密集型产品”，在外部制度环境(法律及市场规范)难以保证契约得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生活性服务的交易成本会大增，从而阻碍它的发展。为助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上海颁布了《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但这些规划更多是针对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生活性服务的发展规划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以便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结构合理、便利安全的生活性服务网络体系。此外，还有必要实施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制改革，例如，服务业营业税的平均税赋比工业增值税要高，这不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生活性服务部门实施增值税改革，则这些行业的原材料成本可以实行抵扣，其服务出口也可按照增值税予以出口退税，有助于降低生活性服务部门的创业成本和运营成本，促进生活性服务的配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