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问题尽管不是近代中国法律变革的全部动因，但至少是一个外在的、最直接的动因。1843年，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中国司法主权随之沦丧。至1943年，司法主权基本收回，期间恰好百年。从1902年(光绪三十二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签下一纸承诺:“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其他列强随后纷纷仿效。其理论逻辑是:因为中国司法状况不好，中国必须给予西方人领事裁判权;只要中国法律改革与西方国家法律一致，经英国等西方国家检验合格，感到满意，就愿意放弃在华司法特权。从此，这一承诺仿佛成了悬挂在清廷及后继政府额前的“胡萝卜”，当政者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积极修律，改革司法，令列强满意，拼命“埋头拉磨”，到达终点，即可饱享“胡萝卜”的甘甜美味。从此，中国几乎所有的法律改革活动都贴上了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的标签。中国也在列强“皮鞭”的抽打和“胡萝卜”的诱惑下，踏上法制近代化征程。

从1902年至1949年，中国法制近代化历时近50年。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以及“救亡图存”反帝爱国旗帜的高扬，中国法律变革脚步也随着爱国主旋律迈动。耐人寻味的是:1943年，主要列强同意放弃在华司法特权时，并非因为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令其满意;1949年，中国收回主权(包括司法主权)，也不是法律创制和司法改革的成果所致。50年的法律变革成果，在“废除”令下，化作碎叶废片，剩下孤零花果，飘落一隅，延续“法统”余脉。中国大陆法律则转向到一个全新的模式。20世纪前50年，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轨迹:以西化为起点，又以西化中止为终点。动因:以收复主权而始，以主权收复而终。从起点到终点，呈“○”型轮回。

何以近代中国花费50年时间移植的西方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未能在大陆生根开花，反在我国台湾地区伸展余续，发扬光大;何以由“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完整光鲜的法律体系，未能把中国导向法治化国家，反与法治化目标渐行渐远;何以曾经享誉世界法坛的一批法律精英，曾怀揣法治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息，却无力撑起一片法治的天空，时局剧烈震荡之际，劳燕分飞，各寻归宿;何以司法主权彻底收复、新政权建立后，人民主权被国家主权所取代，集体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权利;何以当下中国的法律并未完全与西方一致，司法状况也不能完全令西方人满意，却实实在在地拥有司法主权?这就不能不关注主权、法权与社会的关系。

世上无单一的文明样式，也就无单一的法律文明进路。由历史“长时段”视野观之，社会变迁才是法律变革的根本动因，这也是作者的一贯观点。但在某一区间，政治、军事等“事件”也可对法律变革产生巨大影响，主权在近代中国法律变革中的影响尤为明显。在不少新潮近代史学者看来，研究主权问题可能过气老调，再谈无味，因为它总是跟救亡图存、反帝爱国等主流革命史线索联系在一起，呈单维面向。其实从主权、法权与社会等多维向度看，主权问题仍有很大讨论空间，研究中国法律近代化，主权问题永远无法绕开。

对当下中国而言，主权与法权、本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置最为恰当;近代国人在处理主权、法权与社会的关系历练中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西方强国又动辄挥舞“民主”、“人权”的大旗，摆出以西方规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架势，我们又当作何应对?对此，中国“法律人”有义务予以足够的关注和深层次思考。考察并反思近代中国的主权、法权与社会，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看得更清楚，认识更透彻，心里更有底，应对更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