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时代的命题、中央的期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如何交出优秀的答卷，继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在昨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行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探索经验交流会上，知名专家、优秀案例主创单位代表共聚一堂，建言献策，精彩观点频出。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
“总结奖励政府创新探索经验，是对敢于创新的政府、对创新干部的一种激励。”昨日上午，刚刚被聘为南方舆情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走上台就感叹。
这位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为人知的著名政治学者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正式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现代化。”
俞可平对广东政府治理创新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善政是善治的关键。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案例是有推广价值的，要认真总结，及时上升为法规制度。
政府创新是世界性的潮流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民众的支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抓住“牛鼻子”？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或者说政治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现代化，尤其是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国家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核心是政府。
俞可平说，影响政府治理现代化有三个基本因素，分别是：官员素质、政府治理制度和政府治理技术。政府治理创新，是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它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
“政府创新为世界各个国家政府所重视，是世界性的潮流。”俞可平指出，政府创新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民众的支持。
优质专业政府将受更多重视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数量每年仅140多个，政府创新动力有待加强”
俞可平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美国政府创新奖”，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对比，美国各级政府申报的创新项目平均每年有1500个，而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数量平均每年是140多个，不到美国政府创新奖的1/10。
俞可平说，从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的创新实际来看，政府创新的直接目标就是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民主、法治、主动尽责、服务、优质、效率、专业、透明、廉洁等9个主要目标。
“我认为，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应当而且必将受到更多重视。事实上，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将政府治理的专业化和优质化作为明确的目标。”俞可平坦言，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实际申报的案例情况来看，我国的政府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依然存在着许多障碍和困难。比如部分政府官员的责任心不强，政府创新动力不强，一些工作不够科学合理，政府行为的法制化不高，政策和制度缺乏足够的可持续性。
强化官员责任支持奖励创新
“要强化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不仅要有被动的问责，更要有主动的尽责”
俞可平认为，任何的创新尤其是政府创新有风险，要支持敢创新的政府，奖励为社会进步作出重大创新的人。
他说，目前制度治理的重点是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应合理划定上下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增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空间，提高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自主性，为各级政府的创新提供有力的制度创新。提供考核和奖励制度，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制度。
俞可平说，在强化官员责任方面，一方面要完善责任机制，不能让官员承担无限责任，也不能让官员不负责任，权力和责任要对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不仅要有被动的问责，更要有主动的尽责。作为官员应当主动尽责，要通过制度性的措施破除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
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技术工具
“现代政府治理要善用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俞可平说，除了利用法律和行政的基本手段，在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政府的治理，要善用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提高执政效率。
俞可平认为，当前应善于总结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近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和治理现代化宝贵的财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粤应做社会建设和制度创新“领头羊”
“广东的社会体制改革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要继续当好领头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方舆情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昨天在主题发言中对广东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改革寄予了这样的期许。
社会改革是目前改革重点
“没有足够的社会改革，内需社会难以建立起来”
郑永年认为，改革分经济、社会、政治三步走，目前中国改革的重点是社会改革。
“现在经济改革为什么难以深化下去，就是因为社会改革不到位。”郑永年说，要建内需型社会、消费社会，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就是社会建设不到位，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保障还不太到位，尤其是住房保障的问题。所以没有足够的社会改革，内需社会难以建立起来。此外，社会改革不到位，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社会改革对整个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广东改革是先行一步的。在经济改革中，广东扮演了先锋，广东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建起来了。现在广东应该大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引领全国改革。
培养社会组织加大扶持力度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不说话光干活，广东要多说话”
“现在的政府官员太累，因为管得太多。”郑永年指出，管得少、管得好、老百姓满意，才是强政府。
“在这方面，广东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总结，比如，行政审批权下放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顺德、珠海都做得非常好。”他笑着说，“但广东人有一个特点，不说话光干活，广东要多说话。”
他指出，广东有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培养社会组织。广东的社会力量发展比其他省份要好。政府要下放权力给社会组织，但不一定这些社会组织已经具备承接政府服务的能力，因此还要加大扶持力度。
抓好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升级
“广东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要抓好农村现代化、城市升级”
对于广东的改革发展，郑永年提出了几个建议：
首先，不要盲目追求GDP，广东需要的是“质量经济”而不是“数量经济”，要追求高的附加价值，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来谋取红利。要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追求GDP。广东不仅要在经济建设领域“当老大”，还应在社会改革、制度创新方面“当老大”，当社会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领头羊”。
其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其社会结构。相比于北京上海，广东的城乡特点和人口分布更具有典型意义。广东的社会建设做好了，对整个国家都具备可复制性。
第三，要稳妥对待城镇化。从中国总体来说，城镇化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而广东城镇化比例已经比较高。广东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要抓好农村现代化、城市升级。比如，广州的城中村有130多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离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远。所以，广东应该抓好城市升级，同时努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广东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优秀案例引政界、学界关注
探索经验体现广东实践广度深度
在昨日的互动交流环节，来自广东政府治理一线的实践者与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面对面，立足广东优秀案例，围绕政府治理创新、舆情引导、网络问政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总结说，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广东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率先探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案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方报业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社会责任感，成立南方舆情研究院，对广东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优秀案例进行评审和推荐。许多专家学者总结了广东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经验，体现了广东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这些优秀案例，必将对广东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治理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
政府治理要敢于用“拿来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自身如何治理的问题，政府治理搞不好，国家治理体系很难改善。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如何管好自身，二是政府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政府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要敢于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要敢于用“拿来主义”吸收“他山之石”，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改革和创新。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马骏：
负面清单太长，还需优化
南海“三单管理”最有意思也真正有创新的是监管清单。学术界、媒体一直呼吁要放开审批权，但是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不能简单地说政府将权都放了，将审批放了以后，政府该干什么，这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下一步南海要考虑如何完善“三单管理”，比如说负面清单太长了，还需进一步研究优化。另外，善治应该将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向法治轨道，用法治的办法解决，惠州村（居）委聘请“法制副主任”是非常有意思的治理创新。
惠州市委副书记陈训廷：
聘请“法制副主任”实行“三不”原则
惠州村（居）委聘请“法制副主任”，在工作设计上突出几个特点，一是强调惠民性；二是专业性，聘请律师担任，遇到矛盾问题，律师出面协调，老百姓更易信服；三是公益性，“法制副主任”的起源是法律志愿者，政府不发工资，只进行补助。惠州在实践中制定了“三不”原则：一是“法制副主任”不是村官，二是不能干预村事务，三是不能收费。因此，推行五年来，从小做到大，群众反映非常好。
佛山市南海区副区长冼富兰：
对准许清单中的1404项进行标准化
南海的“三单管理”，包括负面清单、准许清单和监管清单。从去年年底公开，今年1月份启动至今，积累了一些经验。负面清单一定要清晰，告诉企业、民众哪些是不准许的。准许清单一定要有标准，将准许的标准都列出来，目前南海已经申请广东省网络标准化，将清单中的1404项进行了标准化。“三单管理”中，最难的还是监管清单。我们想第二步分成两大类68个项目，明确审批后的监管措施，包括分级分类管理措施、黑名单管理措施、行政执法职能等等。
■舆情引导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
公开重于封闭，对话重于控制
揭阳上浦村群体性事件成功处置的案例告诉我们，舆情处置虽然需要及时的情报搜集，开展有效的内部工作，但归根到底来说要公开，公开重于封闭，对话重于控制。清远新闻施政的最大实践意义在于既推进了政府的信息公开，也充分发挥了媒体对清远公共事务的监督作用。舆论引导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特别是媒体，媒体最大的责任是通过公开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体现社会责任。今后的舆情引导，媒体要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继续承担舆论监督的责任。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
有效传播管理是政府管理重要前提
媒体治理在政府治理中具有核心作用，揭阳上浦村群体性事件成功处置的案例经验，在于从一开始的沟通，政府都非常坦诚。其次是抢占了舆论的第一落点，及时、真实、主动地向媒体公开信息，这也证明了危机管理中的一句话，有效的传播管理是有效政府管理的重要前提。清远位于粤北地区，能够提出新闻施政的超前理念，本身就是非常大的思想解放。清远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认同是建立在政府与媒体、公众良性互动的基础上。
揭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方赛妹：
县级网站新闻通稿都有中英文对照
揭阳上浦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功处置经验，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第一个词是依法依规。在土地纠纷的诉求引导上、在对舆论引导中，都遵循法律法规。第二个词是阳光开放。整个事件持续20多天，每天揭阳都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通稿，县级网站的新闻通稿都有中英文对照；第三个词是讲究技巧。借助主流媒体主动发声，在重要节点将事件的最新进展呈报省委。
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戚华海：
没有做得好，怎么说都没用
清远的新闻施政主要围绕引导舆论来做，实现从“宣传”向“传播”的转变。构建了传统媒体、新媒体联动的全媒体中心，利用微博、微信、微访谈，实现传播目标。积极主动化解危机，对事件进行及时处置、公正处置。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舆论引导。将“做得好”和“说得好”结合起来，仅仅“说得好”，没有“做得好”，怎么说都没用。
■网络问政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振飙：
让“工人在线”能管用能办事
利用南方报业的媒体平台，省总工会的“工人在线”成为了服务工人的新手段。“工人在线”的目的是从源头治理，工人通过平台反映诉求，可以在源头将矛盾化解，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和激化。自去年12月以来，截至今年3月，“工人在线”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已经举办了“劳动关系”、“情暖外来工”、“工会就业援助”等3个专场活动，共收集和解答1436条职工关心的问题。我们形成了一套工作交办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办理和回复，让“工人在线”能管用、能办事。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
通过“维权”实现“维稳”
对于政府而言，网络问政的本质在于如何利用新型平台与人民群众保持沟通。深圳罗湖区的“家园网”坚持了7年多，构建了老百姓与政府沟通的管道，打造社区治理的综合性平台。而广东省总工会的“工人在线”则率先体现了“通过维护公民权利来实现社会稳定”的理念，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
有效互动交流，让民意充分释放
信息时代的公共治理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命题。如何让民意充分释放，与公共治理达到平衡？罗湖区“家园网”的意义在于将民意充分释放，使政府与群众进行有效交流，达成很好的互动关系。目前，公共治理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展开普法、科普工作。中国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基本的科学知识及法律知识，这对公共治理是一种挑战。
深圳市罗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石磊：
法律框架内允许多元意见表达
罗湖家园网到4月28日整整8年了，截至目前，网友提出问题、投诉意见近3万条，95%以上得到回应，75%以上得到解决。我们举全区之力，做好家园网的制度建设和保障制度，及时解决问题。在管理中我们秉持开放的胸怀，在法律框架内，任何的多元意见都可以表达，实现畅所欲言，不加限制和封锁，也没有删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