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看来,国家经济安全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抵御外部各种侵袭、干扰、危机,稳定发展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

在近日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

在具体阐述这一概念时,经济安全被视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基础”。权威专家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提及的“经济安全”,专指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既带来机会,也带来挑战。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化与全球化,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加,使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具有区域性、全球性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分析,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对世界资源、能源、市场的需要不断扩大,无论是从保证经济稳定运行的角度看,还是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都会有增无减。

作为第一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进行研究的学者,赵英对近一段时间内我国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动作感到欣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转折,中国从最高层、用最高层级的机构全面统筹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如何定义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比较一致的理解是:它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抵御外部各种侵袭、干扰、危机,稳定发展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赵英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

赵英一再强调,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我国经济安全研究领域存在将这一问题泛化的倾向,即将经济发展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表述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把许多产业、企业层次的利益都看成是国家经济利益。

“国家经济安全相对应的是国家经济利益,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赵英认为,这些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到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关系国家兴衰。

但他不否认在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比如一些重要的战略型企业。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产业和企业一定是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的。”赵英说。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

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正式提出。1994年,赵英等社科院专家写出了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

“随着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的非传统的威胁越来越多,比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等。”赵英说。

因此,当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召开等举措时,赵英倍感欣喜:“从最高层来统筹、协调、安排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如今我们的安全观、我们对于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处理方式都出现了大的转折,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处在“基础”地位的定义,赵英深感认同。

“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军事实力；从国家生存和发展、人民生存和发展来说,最根本的也是经济,经济形态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他解释道。

而他同时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不是全部。”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要靠立法

1999年,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的专家们完成了对我国经济安全进行量化监测、预警的指标体系与方法的研究。

通过这套指标体系和方法,赵英评估认为,到2020年以前,我国经济还是处于一种基本安全的状况。但在总体指标安全基础上,赵英的结论显示,我国经济中的部分指标是不安全的。

赵英介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源于经济、政治、环境、军事等方面的深刻背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增加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削弱,相反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逐步强大,才产生了许多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解决。”赵英说。

有学者提出,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进入国家安全领域的当今时代,应该完善包括国家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赵英此前曾参加过全国人大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立法的咨询会。他认为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进行综合立法有必要。

“经济问题无所不包,要怎么定义?我认为比较可行的是,在相应领域的法律中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加以体现,比如说在能源法中作出相应的保障。还有,对于外企投资领域应该有个立法保护,哪个领域可以进入,哪个领域不可以进入。”赵英说,这种立法应该是从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来做的,和反垄断相区别。（记者范传贵 制图/李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