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德国发展模式的影响

德国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物，主张走介于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德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注重兼顾效率与公平，注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强调劳资“共参制”[1]等。该模式的优点是: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择业自由等精华，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成分，特别注意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来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因而比较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德国发展模式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繁荣局面。

但是，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德国发展模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提供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限制较多，劳动力成本过高，失业率上升，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经济发展受到制约[1]。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德国发展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21世纪初都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德国也因此被冠以“欧洲病夫”的称号。

国际金融危机在英美率先爆发的事实，一度使德国发展模式重拾信心与骄傲。在2008年9月底前，有不少德国政客对美国次贷危机幸灾乐祸，认为这只是盎格鲁—撒克逊式金融自由主义或所谓“美国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重大失败。更有一些欧洲政客认为这是美元没落欧元上升和以德国发展模式为代表的欧洲的“社会市场”方式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一些欧洲政客甚至建议拒绝美国关于联手拯救金融市场的请求。然而短短一两周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盟却不以欧洲政客们的意志为转移深陷“救市”漩涡。这场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几近摧毁欧盟的金融体系并严重损害了其实体经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使欧盟陷入经济衰退的深渊。德国经济更是受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2009年德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德国2009年出口下降了14．3%，国内生产总值同2008年比较下降了5．3%(欧元区平均增长:－4．2%，美国:－2．7%，中国:8．7%)。2009年，德国的统计失业人数增加了164000人，失业率高达8．2%。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曾一度显得风景这边独好的德国经济好景不长。2012年第四季度，德国经济重又开始“剧烈下滑”，第四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6%，为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这一经济发展的黯淡景象使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013年3月25日发布的经济报告不得不下调2013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该报告预期德国经济在2013年的增长率仅为0．3%，明显低于德国2012年0．7%的增长率。

因此，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和深化，德国发展模式不仅同样受到质疑，而且面临着变革与调整的巨大考验。德国经济发展模式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诸如“高福利体制”拖累增长动力、“未能形成具有充分自我持续能力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不够灵活、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越来越暴露无遗和遭致诟病。美国《华盛顿邮报》2010年6月1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模式怎么没想象中好》的文章“很有针对性”地指出:“金融危机没有证明哪种模式胜过哪种模式”。该文认为，以德国发展模式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它们都没能在刺激增长和保持效率、控制资本主义制度锋芒之间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过去20多年来，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和提高超越了欧洲。然而，金融部门的宽松规划也种下了美国发展遭遇破坏的种子。欧洲牺牲增长，以支持稳定的就业、全民医保、长假以及其他福利。该文还指出，“事实上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美国不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丛林，欧洲也不是失去精神的社会主义怪兽。”

二、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战略举措

为有效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重塑经济发展的长期竞争力，针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德国采取了以下战略举措，力图使自己的发展模式走上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的轨道。

(一)实施高技术战略

金融危机后，德国政府深入实施高技术战略，期望借此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2010年7月14日，德国联邦政府正式通过了由联邦教研部主持制订的《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该战略汇集了德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研究和创新政策举措，重点聚焦气候/能源、健康/营养、交通、安全和通讯五大领域，并在这五大领域提出了各自的行动计划和措施。

气候/能源领域的行动计划与措施主要有: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开发新型节省能源和资源的工业流程，开发新的可再生工业原料与药品，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品，开发可再生能源物质作为有限资源的替代物。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在各种气候和土壤条件下的农作物创收潜力，发展创新型农业技术。获得核技术安全性上的科研能力。推动当地煤矿作为化工原料进行环保化利用的创新进程，直到使用可再生原料取代石油，等等。

健康/营养领域的行动计划与措施主要有:进行预防研究、营养研究以及常见病的跨学科研究，重点以需求为导向，开发一套个性化医疗战略，增加对医疗研究的支持，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纳入疾病预防战略，并推广医疗相关知识，在偏远地区建立远程医疗模式等。加强预防研究、营养研究，更好地理解食物与人体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研制有效的新品种食物，提高德国食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保健产业，增加其增长潜力，支持维护并扩大德国医疗技术及配套服务的领先市场地位。

通讯领域的行动计划与措施主要有:集中信息通讯技术的投入和使用力量，加快落实灯塔项目和若干行动项目，如超快速网络、数字化数据保护、以及教育、能源、交通智能网络等。推出新版IT安全研究计划，增加IT安全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云计算信任模型、保护机制及标准的研究、开发和认证。建立和扩大能源与信息通讯技术经济之间的跨领域合作新形式，其中一项重点便是将智能电网与电动车辆和智能家居相联结。继续深化对自动化研发的支持。在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设计并落实电子政务(E－Government)领域的指导性方案和现代化网络政策。加强在光学卫星通讯方面的能力，使部分技术成为国际标准，[2]等等。

高技术战略还提出，应当扩大知识基础，有针对性地运用气候保护技术和调整措施，来改进政治、科技、经济和社会行动方案。联邦政府应当深化政府同工业和金融之间的合作，依靠创新，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有针对性地运用气候保护技术和调整措施，同时扩大国际合作。

德国的高技术战略还非常重视信息技术。从2009年开始，德国就启动了《信息通信技术2020创新研究计划》，该计划将电子与微系统、软件系统、通信技术与网络确立为未来10年德国信息技术发展的三大重点领域。2009—2011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在该领域的研发投入达到9亿欧元，同期联邦经济技术部在该领域的研发投入达到2．47亿欧元。德国还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增加了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例如在德国的第二个一揽子刺激计划中，投入4．41亿美元支持宽带发展。德国于2009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宽带战略》，提出的目标是，到2014年确保至少有75%的家庭用上50兆的宽带连接，2018年再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00%。[3]

(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德国政府着眼于长远，将绿色经济作为德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重点发展生态工业。2009年6月，德国公布了一份战略文件，明确了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

二是实施能源转型计划。2010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的《能源纲领》，提出了庞大的能源转型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具体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是，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德国的主要能源来源。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最终消费比率，到2020年为18%，到2030年为30%，2040年为45%，2050年为60%;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占全部电力消费比率，到2020年为35%，2030年为50%，2040年为65%，2050年为8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将减少40%，到2030年，将减少55%，到2040年，将减少70%，到2050年，将减少80%～95%。减少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是，以2008年为基准，2020年初级能源使用量减少20%，2050年减少50%。按上述目标，考虑到经济发展对最终能源消耗的要求，能源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1%;以2008年为基准，2020年电力消耗减少10%，2050年减少25%。该能源转型计划制定了发展风能、改善电网、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的相应措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推出了

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主要包括:

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德国政府认为，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褐煤和石煤发电站在中、长期内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应用清洁煤技术(CCS)[1]的发电站。为此，德国政府一方面制定关于CCS技术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努力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等。

降低各种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规定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排量低的汽车可以享受较低税额，而大排量车则要缴纳较高税款。德国还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针对空运，德国政府积极主张将其列入欧洲二氧化碳排量交易系统中，以促进竞争。同时，德国政府也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希望通过一体化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

开发节能环保汽车。德政府2009年批准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目标是至2020年使德电动汽车保有量达100万辆，2030年达600万辆。

实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德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通过补贴等形式鼓励既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2009年联邦政府补贴额为56亿欧元。另外还将拨款用于地方设施改造，改造内容包括建筑供暖和制冷系统、城市社区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使用、室内外能源储存和应用等。对于新建房屋，德国相关法律还规定了多项节能技术要求，主要集中在建筑供暖和防止热量流失方面。

推广“热电联产”技术。所谓热电联产，是指将发电中产生的热能收集用于供暖，这样既减少热量流失，又为发电企业带来额外供暖收入，可谓一举两得。德联邦政府为支持热电联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制定了《热电联产法》，规定了以热电联产技术生产出来的电能获得补贴额度。

鼓励企业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德政府计划在2013年之前与工业界签订协议，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行现代化能源管理挂钩。德联邦经济部与德复兴信贷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德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企业实施专业节能指导和采取节能措施提供资金支持。

严格实施排放权交易。德国目前已形成了关于排放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排放权交易实施前，德国对所有企业的机器设备进行调查研究，以研究结果作为发放排放权的基础。发放排放许可后，如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交易部门购买排放量，否则就要缴纳罚款。

(三)推进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应该说，为破除德国“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的魔咒，德国施罗德政府在2003年3月14日就提出了“2010年议程”一揽子方案，决心进行全面改革，以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2010年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减失业津贴和社会福利，取消过高的退休金，调低失业救济水平，放宽僵硬的工时监管，以更低的薪资换取更大的工作法律保障等。改革使德国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赢得主动，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状况得以缓解，失业率从近10%不断下跌至6%左右;同时，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使社保支出的上涨幅度得到控制。关于这次改革的成效，施罗德自己就说，“结果不言自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欧洲病夫’，现在我们是健康的‘欧洲女士’。”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也这样评价说:“由于他勇敢决断地实施‘2010年议程’，我们的社会系统才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4]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继承施罗德政府的改革成果基础上，默克尔政府继续进行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一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11年9月1日，联邦德国内阁会议通过了“2011年度财政预算附随法”，规定至2014年联邦财政必须节约共计800亿欧元。根据该法，德国社会福利及军费开支均将逐年大幅削减。其中，2011年社会福利开支削减43亿欧元，至2014年幅度增至102亿欧元。二是通过了新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其核心举措是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卫生基金”，通过税收为医疗保险体系注入更多资金。新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的实质就是鼓励各医保机构间相互竞争来提高效率，遏制缴费率上升和提高医保覆盖率。三是进行了养老保险改革，将法定的退休年龄从2012年起由65岁延长至67岁，提早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会减少0．3%。四是改革失业保险，大幅削减失业救济金尤其是长期失业补助金。德国单身失业者失业后5年内能够领取的失业金，已降至失业前净收入的36%。

在劳动市场改革方面，面对危机以来的严峻就业形势，德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企业雇佣短工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创造临时工作岗位。比如，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或67%由政府来支付，企业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也由政府给予50%～100%的补贴。2009年，德国劳动服务局共为短期用工支付补贴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共有22%的企业使用了这项补贴。同时，为扩大就业，政府对一些服务性强，如对环境卫生、建筑工程、社会服务中的某些岗位提供工资补贴，特别鼓励那些长期失业者从事上述工作。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迅速收到成效，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约有120万份工作得以保留。德国的失业率不仅延续了2005年持续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5．9%更是达到了历史低点。[5]

三、关于德国变革发展模式举措的简要评价

德国推出的上述战略举措，使德国发展模式增添了一些适应德国本身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新要求的创新因素和时代特征。这些举措使德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收到了远比英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的成效，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低谷和显示经济增长新潜力，以及频频被一些西方媒体誉为欧洲经济的“稳定锚”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上述努力，一方面并不涉及对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内涵和体系架构的根本改变，德国发展模式的核心———“福利国家”并没有被否定，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劳资“共同参与决定制”;另一方面，对其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突出问题，以及诸如外部风险过大的问题，德国的上述努力或者根本没有涉及到，或者根本就是无济于事。

因此，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对其发展模式的变革与调整，只能使其重塑经济竞争力的努力收到一时之效，其发展模式固有的优点和缺点也仍将一如既往。而且，危机后当前以及今后，在各国基于追求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和打造自身竞争的新优势而纷纷调整和变革其发展模式的情形下，德国变革发展模式的努力，注定要面临各种激烈的国际博弈，其成效的稳固性、持久性也将面临考验。

参考文献:

[1]周敬青，陈小斌．“莱茵模式”发展现状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5)．

[2]陆颖，党倩娜．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思想·创新·增长[DB/OL]．http://www．istis．sh．cn/list/list．aspx?id=6869．

[3]刘琳．德国新的创新理念[N]．学习时报，2012－09－03．

[4]冯迪凡．德国模式:穿越金融危机[N]．第一财经日报，2012－10－11．

[5]丁纯．应对危机促进转型的德国经验[J]．人民论坛，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