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时发表讲话，呼吁东亚各国增进安全互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李克强指出，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方主张推广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推动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坦诚对话与合作，让东亚永享稳定安宁。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在亚太地区倡议建立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多边安全架构，不仅表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设置议题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加强，也体现出中国力图更加积极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强烈愿望，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安全观：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理念

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由于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因素而引发的国际冲突或局部战争并未消失，由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引发的地区热点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间彼此交织的利益关系使得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兼顾他国利益。而以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给国家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打破传统“零和”模式的新型安全观来指导世界各国的安全合作。就中国自身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国不仅同样面临着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冲击和挑战，而且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不安。为此，中国也需要寻求一种能够使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合作的新型安全观，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担忧，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在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提出了一种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新型安全观。1996年7月23日，中国政府代表钱其琛在中国首次参加的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ARF）上发表讲话指出，“亚太地区已步入一个持久的和平发展时期”，“我们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钱其琛提议，论坛应开展军转民方面的对话，并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由于钱其琛在讲话中明确涉及了“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内容，因此这篇讲话被认为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开端。

1997年3月，中国政府同菲律宾政府在北京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与会各方就地区安全环境、安全观念和国防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提出，维护地区安全应尊重各国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的观念，要通过磋商、对话与合作等和平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在这次论坛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概念。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文件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在一系列多边国际场合向国际社会介绍和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讲话，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应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争端，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不断深化国际安全合作。这次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安全观已经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理念。

二、新安全观：中国特色外交

方略的理论内涵与逻辑体系在此次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发表了一段被称为“筷子论”的著名讲话。李克强说，“东亚许多国家都使用筷子，用筷子的人都知道，一根筷子很难吃着东西，两根筷子一起用才能夹到食物，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易折断。每个峰会成员国对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互信共存是我们共同的理念，也是世界前进的趋势。”

新安全观的基础是安全行为体在共同面对综合性挑战时所享有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的安全关系，其前提是在安全利益面前各行为体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新安全观强调，要充分尊重和照顾各国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不把本国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通过互利共赢实现普遍安全；要致力于建立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国家关系，化解分歧和猜疑，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合作。新安全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高度责任感。

1.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根本不同。传统安全观主要从政治、军事、外交角度去判断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认识安全性质和安全利益，确定安全战略和安全目标，以选择维护安全的途径和方式。新安全观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内容的综合性安全。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有学者认为，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互利是新安全观的目的，平等是新安全观的保证，协作是新安全观的方式。也有学者认为，互信是维护和平的思想基础，互利是维护和平的物质基础，平等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协作是维护和平的现实途径。

2.新安全观的逻辑体系

传统安全观往往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敌友界限，合作成员国相互间常以结盟等方式搞集体防卫或集团安全，注重以威慑、遏制等手段来制约潜在的对手。而新安全观则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结合，将构建和谐中国与构建和谐世界相统一，强调通过协商、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是一个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于一体的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

第一，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观。这种“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领域的综合性，二是维护安全手段的综合性。新安全观使安全范畴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能源、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并要求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综合运用，以达到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综合安全的目的。

第二，新安全观是一种合作的安全观。新安全观要求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完善多边协调机制，积极开展安全对话与合作。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谐，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新安全观是一种共同安全的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要尊重别国安全关切。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新安全观超越了一国安全的范畴，体现了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对普遍安全的共同追求。

总之，新安全观的政治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其经济保障是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其实现途径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新安全观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强调防务的自卫性、自主性和本土性，反对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安全观追求的是一种双赢效应，即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国的安全利益，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共同安全观。

三、新安全观：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

中国既是新安全观的首倡者，也是新安全观的积极践行者。亚太地区是中国践行新安全观的重点区域，在这一地区，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具有比一般国际关系理念更加鲜明的地区价值。和谐世界，始自周边。中国作为亚洲国家，在周边外交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着力加强双边友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妥善处理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问题。2003年10月，中国作为第一个东南亚域外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条约法律义务的形式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此外，中国还通过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以及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地区性官方、半官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将新安全观理念融入周边外交，为本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1.共同安全是新安全观的宗旨和目标

新安全观所倡导的共同安全，就是要摒弃以武力或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旧安全观所倡导的“安全”。新安全观主张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应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关系，不应该存在一国要获得安全就必须牺牲他国安全利益的“零和”模式，应树立“和则共赢、合则同安”的新思维。以共同安全为宗旨和目标的新安全观应该成为东亚安全合作的方向和基础。

2.以合作促安全是践行新安全观的有效途径

新安全观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强调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并在此基础上以合作促安全，即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平等合作，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地区和全球的普遍安全。以合作促安全，既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包括有关国家间就安全问题进行制度性安排，建立不同形式的安全机制。在此次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关于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2+7”框架中，第六条就是加强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建议进一步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就地区安全问题定期举行对话。中方欢迎东盟各国防长适时访华，并举行中国—东盟防长特别会。双方还应在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中方倡议制定“中国—东盟救灾合作行动计划”，加强与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的联系，愿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防灾救灾合作。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建立海上执法机构间的对话交流机制，开展人员培训、联合巡航等合作。

3.政治对话与和平协商是新安全观的要义

东亚国家普遍存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差异。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是东亚各国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只有加强政治互信，通过政治对话与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东亚安全问题，才能推动东亚区域安全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才有可能达成为各方所接受的协议或安排。安全共赢，就是要实现“我的安全也是你的安全”的制度性安排，让各国共享共同安全的梦想。

中国的亚太新安全观是一个“大安全观”，它追求的是一种共享的安全、共担的安全、共建的安全和共赢的安全。冷战时期的安全共享是集体安全、安全联盟，这种安全模式已被时代所抛弃。在新时代条件下，相关国家共同分享繁荣，共同分享稳定，这才是安全共享的基本逻辑。在区域安全合作中，以一己之利，破坏安全大局的做法，必须得到有效制止。海上安全通道不仅事关相关海域国家的安全利益，也事关域外贸易体的切身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一些国家借炒作“航行自由”来围堵中国，是搅局的不负责任行为。安全利益攸关方，首先是当事国，其次是域外国家，必须共同承担相关安全职责。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对此，李克强总理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从来就没有问题，将来也不会成为问题。每年有10多万艘各国船只安全通过南海。中国与东盟国家已达成共识，将保证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中方愿同东盟国家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方将同东盟国家一道，继续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进一步实现稳定和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新安全观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思维和外交理念，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呼声，代表了当代先进的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力图从综合安全的角度构建起和谐世界的框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新型政治理念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延伸和继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