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乌克兰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糖果大亨波罗申科获得大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多数，此前一直拒绝与基辅临时政府合作的普京也承认了波罗申科的胜利。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泰国陆军将军巴育，获国王授权出任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两国同经历了持续半年多的街头政治和党派之争，不同的是乌克兰重启了民主，而泰国却因不堪民主之乱而进入非常时期。

乌克兰和泰国在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与政治传统，但相同之处是两个国家都病了，而5月26日的药方更像是一剂止痛疮药，无法解决内里疾病。

从表面上看，乌克兰危机的出现源于地缘政治的博弈，欧盟和俄罗斯竞相争夺乌克兰，由外交危机进而引发国内政治动荡，两种危机相互激荡使乌克兰陷入解体的边缘。细究起来，根子还在乌克兰自身，正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分裂，才导致乌克兰当局在外交选择上存在迥然有别的主张。乌克兰大选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不要将乌克兰危机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俄罗斯头上。这样的辩解也不是没有道理，东乌克兰两州曾公投独立，并提出要加入俄罗斯，但俄罗斯并没有接茬。波罗申科的首要目标是赢得东乌克兰的民心，解决东乌克兰的一切麻烦，包括使用武力。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或许会采取默认的姿态，毕竟东乌克兰的混乱对俄罗斯也没什么好处。

暴力是国家最根本的底色，也是维护国家秩序的最后防线。乌克兰要避免解体或许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泰国军方已经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一点。巴育将军在获得国王授权之后表示，军方尊重民主，但目前的情况是国内政治争端太严重，无法按照正确的民主程序解决。军方的辩解之词也道出了泰国和乌克兰共同面临的问题，当全国陷入街头政治的对峙之中，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而毫不妥协，此时，政治中立的军队就是最后的复位键，泰国军队就扮演了这种角色，而且在半个多世纪里，泰国军方已经习惯了这种功能。1932年军方发动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在此后的八十二年中发动了19次政变，其中12次成功。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军队和教会往往是最为广泛和严密的组织，因此，军事政变在一个国家草创时期是常有的事情，1991年军事政变之后不久便举行大选，还权于民，2006年的政变也是如此。军队更多的是扮演幕后的“大老板”，不会轻易走到前台执政。这是因为，一方面，军人掌权已经不合时宜，冷战之后的民主化浪潮让军人政权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执掌国柄并非军人所长，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主义时代，军人必须与技术官僚合作才能真正稳定局势。虽然这次巴育将军没有言明何时再举行大选，但政变不为权力的说法已经广为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有七成多的泰国民众支持军队发动政变。

相较于泰国，乌克兰要悲催得多。乌克兰虽然继承了苏联帝国时期40%的军工生产，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滑不说，军队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权力集团，看看危机期间反水的乌克兰将军们就知道，这支军队还没有成为国家秩序的支柱。乌克兰是一个连军事政变都不可得的国家，毕竟建国只有20多年，国家的建设更像是一个半拉子的豆渣工程，仅仅因为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就让国家根基动摇。而泰国基本已经搭建起国家的框架，即便遇到地震，也有一定的抗震能力，

当然并不是说泰国军事政变是件好事，而是说与乌克兰相比，泰国军方的干预可能是制止军事进一步恶化的最不坏的选择。两国乱局的根本在于精英阶段的分裂。有学者曾指出，公民群体在民主政府的倒塌中经常扮演例外的外围角色。除了少数例外，两战间的政权瓦解不是由于政治精英故意分解公众群体，就是因为政治精英无意中采用了引发政权瓦解的行为。精英集团的分裂通过街头政治而对社会进行了高强度的政治动员，最终将精英集团间的裂痕变成了全社会的裂痕。无论泰国还是乌克兰，反对派并不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而是要求当政者下台，因为夺权才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或者政治进步。乌克兰反对派在亚努科维奇逃遁之后，草率地修改法律条款，释放季莫申科，提前大选，修订宪法等等，这些都是夺权的工具，法律不过是权力的婢女。泰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反对派领袖素帖的目标也是把英拉拉下台，即便英拉接受提前大选，素帖一派也不接受，因为按照当时的态势，重新大选英拉还会继续当选总理。于是泰国宪法法院最终罢黜了英拉，但是临时政府总理还是英拉内阁成员，显然夺权的目标没有达到，于是街头政治还在继续。最终军方终止了这场无休无止的夺权运动。

乌克兰政治精英的堕落与分裂已经不是秘密，无论亚努科维奇还是季莫申科都算不上政治家，毋宁说“窃国大盗”，季莫申科因天然气合同的猫腻入狱，而亚努科维奇则被指控窃取国库财富。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活跃在政坛上的就那么几派，彼此之间的争斗不过是利益的零和博弈，更严重的是，这种博弈与地域认同结合起来，亚努科维奇代表着东乌克兰或者亲俄的外交政策，而季莫申科则代表西乌克兰以及亲欧的外交倾向。从内政到外交，乌克兰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裂痕，要比第聂伯河更宽，选票更是加剧了这道裂痕的恶化，最终的结果就是选举失败一方以独立来威胁中央政府的掌权者。亚努科维奇在位的时候，西乌克兰威胁要独立，而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之后，东乌克兰的两州已经公投独立。国家更像人造物，如果意见不合就一拍两散，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基本不复存在，早已被争斗不已的政客和利益集团架空与绑架。

泰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太多。军方是自成一体的权力集团，军队效忠于王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权力结构，红衫军和黄衫军争夺政府的权力，而王室和军方则构成了“隐秘”的权力，这并非三权分立，而是三权分裂，彼此并不统属，这也是泰国军事政变“上瘾”的根源所在。只要既有的权力结构不发生改变，军事政变就是泰国为数不多的救赎手段。

无论泰国还是乌克兰，都面临着国家治理的难题，国家病了，这也击碎了国家过时论的怪论，全球化并没有取代国家的作用，相反，它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但国家的转型很少被关注，也许泰国、乌克兰以及中东的国家危机只是给世人提了个醒，如果不关注国家的转型与建设，那就要接受政局震荡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