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放在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也预示了我国的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如何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完成执政使命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教授毛卫平。
记者：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当然，任何执政党都存在执政考验问题。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
毛卫平：苏联垮台以后，执政党如何把握执政使命这一问题备受关注，共产党能不能执政的问题也由此引发。共产党在全世界夺取政权的国家已经有不少，但能否成功执政、长期执政仍然有待证明。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才能长期执政，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是我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之一。
要长期执政，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基本理念问题。 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实际上就提出一个问题，破坏旧世界已经成功了，建设新世界我们充满信心，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是需要重新学习的。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他还有一个比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不只是一个谦虚之词。后来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挫折，主要问题是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点。新时期有了重大转折，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到十七大，特别是到十八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规律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三个规律恰恰是原来不大懂的，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把握了。我们党的这一套理论是有逻辑的，能够贯通下来。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主题的表述有两句话，“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认识糊涂肯定不行，有了正确的认识，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也很难有效地进行下去，此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能力去推动它，它们都是完成执政使命所需要的，三者加起来才能够完成执政使命。
作为执政党怎么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其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管理。恩格斯曾经指出，执政要以完成社会管理为基础。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凭什么执政，有效的社会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要能够让社会生活正常地运转，所以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涉及到“治理”的问题。我认为，治理也是管理，没有必要把它们看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治理”有重要的新内容，但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把管理看得太简单了。这样做的结果，容易割断历史，缩小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内容，在《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中就讲到过。我们既要看到新的内容，也要看到连续性。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一变化?
毛卫平：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它突出反映了一个问题，即管理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
首先，从管理学角度看待管理的变化，管理是很大的一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一个概念。英国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在其著作《管理百年》中提出过这个观点，按照他的划分，管理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十来年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他的书的目录基本上是十年一变。我们现在说的“治理”的内容，其实是存在于管理学著作之中的，特别是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好的管理学著作。德鲁克是西方管理学比较推崇的一个大师，他指出了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治理的问题。治理的解释各种各样，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多元共治”。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治理是一种比较高端的管理，是一种对全局的管理，是对管理的管理。它是宏观的，而不是具体的管一件事情，是将整个管理统一起来完成它的使命。这样来看，其中蕴含了重要的新内容。从理论到制度、到管理是一个变化一个推进，从管理本身来看也有一个推进。
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完成建设使命，要长期执政，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在观念上必须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第二就是必须做好社会管理。恩格斯认为执政要以做好社会管理为基础。他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就是说执政要以社会管理作为基础，认为需要重视管理。恩格斯讲这个话的时候还不涉及“治理”问题，但并不因此而削弱它的重要性。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管理的。列宁从夺取政权一开始就很重视管理，提出革命成功以后，就要把注意力放到管理上来。邓小平对管理也非常重视，他在1978年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干部新时期要学新东西，除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要学经济学，要学科技，要学管理。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讲了要吸取全人类文明成果，其中特别讲到“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可见他对管理特别重视。今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是一脉相承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同时又有新的重要的进展。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待管理及其变化。去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其中讲到了改革的哲学依据，讲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要求我们要进行改革，提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将这句话放到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去分析，就会看得更加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斯大林那里是不承认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的，不存在矛盾。如果说有矛盾，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间谍的破坏。毛泽东比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这两个基本矛盾，只不过性质不一样，当然就不能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就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了。这个结论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生偏差，认为问题严重了，还要靠革命靠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如何看待，过去马列教科书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冲突和对立，靠革命斗争来解决问题，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使它跟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但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以后会不会有矛盾、这个矛盾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基本没有讲，他考虑的是革命。毛泽东讲到了，应该说还比较正确，但是后来失误了。现在这个矛盾依然十分尖锐，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很多，这就存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不承认肯定是不对的，抹杀矛盾、掩盖矛盾肯定是不行的，也不能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全面改革，这是这个阶段上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
第三，从现在学界的新观点看待管理的变化。现在学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实际上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任何时候都有，但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会有一些关节点上对改革的要求更加强烈。有两个说法学界探讨得挺多，但是意见不统一。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落后国家要搞现代化，开始发展会比较顺利，但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附近，问题会比较多。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发展就持续不下去了，社会矛盾会比较多，发展方式也不对了。很多国家都在这个地方停滞下来，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我们国家好像也到了这一步了，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大体上到了这个关节点了。还有一个相关的“制度高墙”说。“制度高墙”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通过研究统计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指标，对这些国家的制度优劣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他发现，当人均收入在11000美元以前与制度优劣的关系不大，此后跟制度的优劣关系就比较明显。反观我们国家，体制如果有问题，可能在前一阶段问题还不那么突出，发展到这个阶段可能会比较突出，就会感觉原来的发展方式行不通了。此时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了，人们的政治诉求等方方面面都跟过去不太一样，所以改革更具紧迫性。如果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那么，这个时期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点，是一个更加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记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毛卫平：第一，新型的多元化的社会需要转向多元共治，这一转变是民主发展的要求。这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基于管理学的考虑，德鲁克认为现在是一个新型的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共治的基础首先就是多元社会。他指出，“随着组织社会的出现，政府的功能受到了全面的挑战。组织社会中所有社会工作越来越多的是由组织完成的。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保健或是清扫街道，每一个组织都对应一项社会工作，而且只对应一项社会工作。因此，社会已经迅速成为多元化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现在组织社会是功能分化的，各有各的功能，这样就会出现完成各种功能的社会组织，就会出现多元化社会。“然而，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依然认为，政府是社会的唯一权力中心。”所以，仅仅靠政府管理的观点已经落后了，需要转向多元共治，即治理。
德鲁克还指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要重新确立公民权。他认为，“在超级大国中，公民的政治权利早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即使国家很小，政府事务仍然高不可及。作为个人而言无法对其产生作用。” “从过去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得知：个人可以投票，但是看不出正确的投票又有多么重要。”“还可以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得知：个人可以纳税，而且这还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义务。”“但是，个人无法承担责任，也就无法采取行动产生影响。”“为了能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危险世界中行动，后资本主义政体必须重新确立公民权。”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引以为豪的公民权、民主实际上还是很有限的，因此要重新确立公民权。对于如何重新确立公民权，其实今天的改革恰恰涉及到这些问题。社会治理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扩大民主，改变过去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从哲学道理上讲，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一个过程，比较早的时候，在政治上实际上是别人代言，自己没有或较少直接参与。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条件的具备，人民群众的介入与直接参与会不断增强，这实际上就包含了要扩大民主，要更多地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西方社会也是这个趋势，说明马克思讲的道理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
这次的改革所关心的问题，恰恰跟邓小平当年关于改革的想法是直接联系到一起的。小平同志很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里边提的问题很尖锐，反封建、反对过分的集权讲得比较多，第一个意思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关注制度的完善实际上还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如果只有一点正确的认识，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作为是不够的，只有把它变成制度才行。所以，邓小平指出制度的重要性后，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制度恐怕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个问题他是在1992年讲的，三十年后就正好是2020年左右，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正好吻合，可见制度建设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于国家现实问题的考量。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里尖锐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式式的特权现象。”他当时就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多了，“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今天这些问题恐怕更加严重了。除了四风问题外，大家最难以接受的就是腐败，比小平同志当年说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今天还容忍下去就很危险了，必须从根本上去改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我们是从思想作风入手，反对四风、进行群众路线教育，但是根本问题还在制度上，要不然搞一时，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历来都有这种情况的存在，所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制度上来控制住。他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执政党要完成执政使命，要长期执政，没有合理的治理框架和手段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苏联垮台的教训，警示我们要从制度层面上、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
按照久加诺夫的说法，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由于三个垄断，第一个是垄断真理，控制舆论;第二是垄断权力，暴力政治，消灭不同政见者;第三就是垄断财富，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特权分子手里，缺乏揭露和解决的机制，最终导致崩溃。这一问题可以从传统文化视角考虑。古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谐，保持和谐平衡，事物才能存在并健康发展。如果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崩溃。探讨苏联崩溃的原因，按照传统文化的思路，就是严重失衡，缺乏把握和纠正它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古人关于和谐的说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而不同，达到一种平衡。治理也是这个意思，实现多元共治，否则必然造成失衡。今天制度问题解决的思路跟过去理论上的认识是相通的，今天的做法是从制度层面上、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去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在这个层面上问题的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会落空。从苏联垮台的教训来看，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很紧迫的。
记者：您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哪些标准?
毛卫平：我个人觉得这个标准是相对的。过去有一个问题跟这个是相关的，就是什么叫现代化。过去对现代化的理解就是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现代化，后来加了信息化、绿色经济。这个也不是非常固定的。现代化就是最为当前的，当前最合理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拿到政治上来说，现代化就是搞“治理”，多元共治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但是往前看，没有这个也有进步。邓小平时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当时来说也是个很大的现代化措施，所以我觉得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与时俱进，达到今天最好的水平，这就算是现代化了。现在讲的“治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的实现形式，是比较现代的并为大家所认同的一个标准。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在，距离2020年目标只剩六年，要完成这个目标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毛卫平：李克强总理曾说过“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难就难在这里，一旦触及利益就会遭到反抗，不大容易推行下去。中纪委最近通报了20个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包括公款吃喝、旅游、给孩子大操大办婚礼，这些都是有好处的，道理并不是不懂，但还是要犯规，实际上是利益问题。这些还只是蝇头小利，要是大利就更难了。现在有些改革很难推行，就是因为改了，既得利益者要受到损失，陷入被动，所以就不大愿意去做。很多事情如果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就会遭到抵抗，这种抵抗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做起来很难。
此外，要建立制度体系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儿，需要专家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要提高能力就必须提高人的素质，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在目标明确以后，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目标?
毛卫平：全面改革、多元共治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大致把它划分为三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社会组织，再一个是约束政府权力。这样就达到共治，共同治理而不只是哪一个方面自己在那里管。
首先，要完善市场机制，这个非常重要，涉及到对市场的看法问题。市场机制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认识存在一些问题，毛病看得多，实际作用看得少。其中有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考虑，即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过去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机器、技术、个人，很少考虑生产和消费的诸多因素如何连接起来。实际上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想法是一个比较美满的设想，但目前并不具备条件，个人和政府都不可能把握那么多、那么精准，而市场机制是唯一行得通，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社会化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机制。哈耶克曾指出，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的智慧，市场上的多元主体都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根据市场的规则去进行判断和活动，最终的结果是相对合理的。我们国家走向市场经济是很重要的一步，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完善市场机制的问题，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没有充分地把它积极的方面调动起来，消极的东西还比较多。所以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要发展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如何做，社会责任由谁负责，德鲁克讲过，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是由政府全部承担，如德国的俾斯麦政权，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都承担起来，成本特别高，效果也不是太好。然后又转向了由企业来负担，日本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他们搞过终身雇佣制，由企业来完成所有社会事务，后来发现这种方式也是企业难以承受的。我们国家这些都经历过，首先是政府全包，后来也搞过企业办社会，企业来包办，都不能全部承担下来。许多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社会组织分散承担的。所以要多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社会组织的作用都要到位。其中社会组织又有行业组织，学术组织、志愿者组织，社区组织、工青妇会等等。对于社会组织怎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在这些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传统和优势，改进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第三，要约束政府的权利同时发挥好政府应有的作用。发挥大家的作用就要约束自己的权利，不要什么都插手。习近平曾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现在这些方面正在下功夫，在反腐败、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严格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是积极发挥作用，为群众谋利益，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要求，为群众办实事，尽到自己的职责。
在这个层面上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不要搞片面性。一个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在完善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到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对政府作用的排斥。政府作用不到位，市场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另一个就是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与这个问题有关，德鲁克也意识到，“如何既能够保持新型机构创造成就的活力，又能够保持社会的凝聚力”是个很大的问题。德鲁克提的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从这个思路来考虑，我觉得共产党能起到的特殊的作用，是别人所没有的。共产党更多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和协调，所以共产党起引导、协调各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民主、激发方方面面的活力，并不等于排斥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机制、氛围和素养都需要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政党去引导和推动，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