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6项，联合国、美国、日本合作项目5项。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独立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
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6年获 “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同年，《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主编《马寅初全集》获“国家图书奖”。科研成果中还有十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包括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近百人汇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即将影响全国亿万家庭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作为其中的一员，田雪原以人口科学专家身份，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并受命就相关讨论问题以个人名义写出附件。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田雪原以其研究成果，成为参与这一对中国亿万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政策的设计者之一。
结缘人口科学研究
田雪原一生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从1964年北大经济学系毕业算起，50年的学术生涯基本都凝聚在了人口科学的研究之上。田雪原说：“我对人口科学有很深的学术情结，我的相关著述包含着我的情感：一种期盼国家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深情。”
“我出生在‘煤铁之城’本溪，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格牙路’的吼声，在中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山海关外的伪满洲国。”田雪原对本报记者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不久，做教师的哥哥拿来了一本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给田雪原读——“我把它称之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允母亲的乳汁时，我心头充满悲愤，从而立下了为国家富强献身之志。”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田雪原抱着这样的志向走进北京大学，“心中好不欢畅”。
不过，入学不久田雪原就赶上了第二次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使他陷入迷茫。于是，田雪原躲到北大图书馆第五阅览室一隅，找来马寅初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大堆批判文章阅读研究。“我越读越觉得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很有道理，更为其年近80而誓死捍卫真理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感动。当时不清楚，正是这种情结和不同认识，埋下了后来我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的种子。”田雪原说。
1964年，田雪原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先是参加了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来说，原来盼望中国强盛、人民尽快富裕的情结受到莫大伤害——“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剩，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短缺所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年后，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使我的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田雪原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他立刻投身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中去，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经济论文，把憋了多年的经济理论上的情结呐喊出来。不过，对田雪原来说，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1959年入学后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把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并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又将马老的其他几篇有关人口的文章汇集到一起，以《新人口论》命名重新出版，三年内连续出了3版，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中发挥了作用，自此，我便同人口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全国人口即完成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到6亿人，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23．0‰新高。于是，这种情况为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所关注和警惕，“一五”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有了“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的提法。
其时，关注人口快速增长问题的有识之士，具有代表性的有邵力子，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呼吁宣传避孕知识，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还有马寅初，1954年至1955年他先后三次考察浙江，形成对人口问题比较系统的观点，在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的发表引发一轮人口问题讨论热潮。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主张节制人口的社会学派节制主义者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纷纷发表文章，阐发他们的人口主张。不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风刮起，这些人物纷纷遭到批判，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并发出“属于哪个马家”的怪论之后，整个燕园对马寅初的大批判不断升级，到1962年，马寅初完全从北大校园、全国政坛和学坛上“消失”，彻底蛰居寓所。
1979年8月5日，田雪原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写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长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作为对过去《光明日报》错误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的清算，这篇“重要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说心里话，当时撰写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之后，人口问题很长时期成为无人敢于触动的禁区，传统的、权威的观点，是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对此提出异议，弄不好有可能被戴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帽子，马寅初等被批判的情景历历在目。”田雪原说：“通过为马老的新人口论平反，带动了整个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也为新人口政策的制定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参与计划生育国策设计
到上世纪70年代，对人口增长的忧虑逐渐引起管理层和学者的注意。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标志着将计划生育纳入了政府行为，提出“晚、稀、少”的要求：即晚婚、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减少生育数量。当时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口号。
1974年起，国家把人口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定了具体的人口增长总量指标。1978年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1979年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全国计生办主任会议，提出 “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等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口生育率零增长的目标。
实现人口零增长，涉及未来的人口变动和发展，需要作出科学的人口预测。当时我国人口已近1O亿，而从事人口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缺乏预测手段，只能大致地计算。恰在这时，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等人提出将自动控制论应用到人口预测中来，因为需要人口学家参与，宋健找到田雪原，与李广元等人常常利用星期天等业余时间，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起讨论研究，最后形成了多种方案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结果。该预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当时主管人口工作的陈慕华同志，并转报中央政治局。
1980年3月—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了5次规模不等的讨论。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社会科学家19人。人员涵盖了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
会议最后形成了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至此正式揭开中国人口控制、施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
在座谈会中，田雪原负责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按照领导要求，他还分别撰写了以个人署名的几个《附件》，以示对这样的论证负有责任。对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施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质疑，田雪原表示，事实上，对人口控制政策的讨论是慎重深入的，当时的两个文件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标志的生育政策，绝不是‘拍脑袋’的结果，而是经过认真地讨论和论证，对其实施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抉择。”田雪原说。当时讨论的问题很多，诸如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孩子智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以多长时间为宜？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造成老年人口为4、成年人口为2、少年人口为1的家庭“421”年龄结构？等等。“人口座谈会讨论了方方面面的人口问题，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人口零增长等敏感问题。我参加这个座谈会也很受教育，这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会议。所以很不赞同社会上有的人说当初什么都没有考虑，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错误决策。”
学术研究历程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田雪原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点是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心是以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为契机，破除“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在论著中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重点是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共商国家人口大计。田雪原除了用研究结果力陈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及其政策选择外，受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还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并受命就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新生儿智力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老龄化不堪负重、家庭发生“421”年龄结构、人口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发生逆转等问题，以个人名义写出附件，备领导查询时参阅。此外，1984年主持《2000年的中国》首篇《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研究，由于是内部研究报告针对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人以内目标，提出12亿人、12．5亿人、12．8亿人低、中、高三种方案，提出倾向于12．5亿人左右的政策选择，以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龄化以及城市化问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田雪原已经注意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七五”时期田雪原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和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在国家统计局城乡抽样调查队的支持合作下，进行了1987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完成老年人口、经济、社会三部专著和报告，提出并阐发了社养、家养、自养“三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建议。与老龄化研究同步的是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分析了改革开放给人口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态势和发展趋势，提出加速推进户籍改革的建议。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侧重微观的家庭经济与生育，并涉及中观社区研究。提出要落实人口发展战略，除了宏观上要制定人口发展目标和做好发展规划，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等影响外，还必须取得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支持，将战略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期间，田雪原承担了“八五”国家重点和联合国资助项目“中观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1992年进行了中国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出版了抽样调查资料、报告和专著，提出并阐发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给出了具体计算方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将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提出并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的资源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发展；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依赖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中国实际，田雪原重点研究人口与经济——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对人口政策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国“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政策？田雪原说，30多年后回过头去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
田雪原认为，3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不过，也不是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他表示，历史推进到21世纪，人口变动与发展面临新的态势。一是人口增长的势能减弱许多，2030年全国人口增长到l4．65亿左右时，即可实现零增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到临近峰值，2017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到10亿将成为由增到减的拐点；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上升到23％的高水平；四是人口城市化步入S曲线中部，呈加速上升趋势：五是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关系值得重视。
因此，田雪原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步走”的政策战略选择：第一步是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这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这一步预计2030年前后可以实现。第三步是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
现在是走好第二步，为第三步战略的实施创造条件。他认为，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上，一是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二是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三是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只要真正做到“限三生二”，不会造成农村和整个社会生育率有大的反弹。（记者 李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