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基于国家现在依然落后的客观事实，学界很多人对西方产生了迷恋，把当前的腐败现象归为制度原因，认为移植西式政体能够解决当前问题。如何坚持制度自信，破除西方制度迷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中国经济时报：要破除制度迷信，中国社会不能简单移植西式政体，为什么？

潘维：人类社会不存在能自动并一劳永逸解决主要问题的制度。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成功的实践，久而久之自然成为制度。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特定的历史作用。国家兴衰，主要不是靠政治体制。秦朝行郡县，隋朝颁科举，民国创共和，制度都很好，却也都是短命朝代，寿命分别仅有14、37、38年。国家兴衰主要系于大政方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一劳永逸自动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永动机”。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是国家兴旺的关键。换言之，治国靠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

中国经济时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学界不少人却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潘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进步，却未完全给本国知识舆论界带来同样的信心和耐心。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今日的官方意识形态源自19世纪中期，21世纪的年轻一代难以信服了。同时，社会流行西式意识形态。这是30年来引进、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我国缺乏对年轻一代有吸引力的理论创新是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我国生产方式依然很落后，为冷战后西方大力推广“制度决定论”提供了土壤。6000—7000美元的人均GDP与4万—5万美元的人均GDP差异很大，意味着我国存在所有落后社会的所有落后现象。因此，高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解决我国制度自信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今的众多欠发达国家，很多人不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不再相信上层建筑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转而相信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上层建筑的结果。而且，不少人认为制度是几个聪明人“顶层设计”出来的，不是历史选择的，于是认为靠拆“故宫”建“白宫”就能获得我国的进步。换言之，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制度决定论使历史唯心主义在我国盛行。

第三，我国人民沦落为无组织的个人，需要组织起来，参与日常公共生活。只剩下庞大的“行政”社区，没有了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最小的工作和居住社区组织，就谈不上群众的普遍参与。对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就谈不上人民的权益和权利。分散无组织的个人，必须自私自利才可能自保。人人自私自利，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里就缺乏公正，社会道德风气就败坏。私家车可随意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就成为社会准则。没有了集体，集体主义就成了笑话。科层体系办大事，修成了地铁高铁，人民高兴。但亿万分散的个人找科层体系寻求日常生活“小事”里的公正而不可得，就会对政府不满。办不好“小事”，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科层体系是应办“大事”的需求才产生的。世上没有任何科层体系能管“小事”。依法办事是科层组织的根本原则，“一刀切”的法律法规无力处理社区里千差万别的情况。科层体系不擅长办跨法规及法律模糊地带的事，而且科层体系里专办“小事”的科员们几乎没有升迁希望。再有，政府雇佣大量人员去管小事，连满地乱贴小广告的“游击队”都制止不住，管理成本却直线上升，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了。

无组织的群众面对严密组织起来的科层化政府，政府也必然变得软弱无力，贪污腐败，成为群众指责的靶子，办“大事”就缺少人民支持。今天的人民对许多小事不满，对政府办的大事也就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社会无组织是欠发达国家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所以，承认办小事的重要性，承认科层体系办不了小事，是非常重要的认识。科层组织对社会推行“全覆盖”，不仅成本高昂，也是基本做不到的，还会把中国变成脆弱的“警察国家”。办好小事，解决日常生活中缺乏公正的问题，不是靠严格执法、增加办事机构、增大市场分量。

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行政”社区组织不可能替代人民的“自然”社区组织。群众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决。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扁平组织。有了社区人民的自组织，群众就有能力在内部调节利益冲突。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感受到公正，社会才有公正。人们心情舒畅，就会支持政府办大事。热爱自己的单位和居住社区，人们才可能爱自己的城市，进而爱自己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上当家作主。把分散成一盘散沙的人民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人民的自然社区组织体系，人人参与，实行“人民民主”，实行群众路线，应是我国的基本政治路线。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国企改革既面临很好的发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国企存在诸如垄断、腐败、资产流失等重大问题，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国企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被取消。你在新著《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需要国企，我国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

潘维：首先，我国的企业大量脱胎于小农，脱胎于独立、不合作的“迷你型”家庭企业。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缺乏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缺乏高科技的研发能力，缺乏与西方寡头企业竞争的能力，缺乏在全世界搞原料和能源的本事。集全国之力的国有企业才有竞争力。这也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高喊“不平等”竞争，要求拆分我们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不过，西方寡头企业不是靠“平等”竞争崛起的，军舰大炮过去和现在都起重要作用。经济竞争是现在时，没有现在的竞争就没有将来的竞争，如果没有初期国企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高速公路、强大电网、无线通讯、机场港口，就谈不上民营企业的发展、扩张。

其次，我国的企业正在面临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低端产能行将淘汰，众多私企业主遭遇巨大困难，从而希望接管天然垄断行业。这样，国企不仅成为西方批判的靶子，也成为国内一些人的批判对象，成为私有化的目标。西方世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曾发生过要求私有化天然垄断行业的浪潮。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人民不允许天然垄断行业任意涨价，这个浪潮逐渐消退了。

再次，国企还承担全民族共同发展的任务。国企的确存在腐败、效率低等问题。但这并非国企独有的问题。而且，我国辽阔的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艰难，就需要通过国企承担初始风险投资的义务，将东部获得的利润转投西部，以求相对的战略均衡。

所以，在我国人均仅6000—7000美元的这个发展阶段，国企的作用不能被忽视。当我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超大企业，能独立面对西方寡头企业时，国企的重要性自然会降低。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把当前的腐败现象归结为政治制度，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潘维：什么是腐败？腐败的定义很清晰：官员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因此，治理腐败的方法也很清晰，只有三类：第一，遏制官员谋私利的欲望。第二，用严惩来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第三，把官员谋私利合法化。因为治腐败的方法很简单，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一夜间控制住腐败的先例。

遏制官员谋私利的欲望靠教育，靠意识形态。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靠严惩，靠防微杜渐，即不分官阶高低，稍违规即逐出官员行列。若欢迎全社会的媒体都来监督自上而下的官员违规行为，官员违规行为就无可遁形。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又有对高官的“投鼠忌器”问题。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不管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吕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