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大同理想是历代先进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文明发展都先后被中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成就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这一壮丽奇观，不仅是由于中华文明本身有着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内在精神特质，更是由于历代先进中国人有着为实现美好社会理想而长期不懈的目标追求。
儒家大同理想是古代先贤所设想的最美好的社会愿景，它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想表达。大同理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魏风·硕鼠》篇中。“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这里的“乐土”、“乐国”、“乐郊”就是人们期望中的“理想国”。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多次表达了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图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构成了孔子大同理想的雏形。
对大同理想最为详尽、完整的描述是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从这段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天下为公，即天下是人民公有的，社会是为大众的而非为个人的，人人都要树立公德意识;二是选贤与能，即社会应把有道德、有才能之人选举出来，把社会治理的重任交给他们，使之为社会服务;三是讲信修睦，即社会讲信用，没有欺诈和偷盗，人与人之间能和睦相处;四是制度良好，社会上的老年人能得终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童能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
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儒家大同理想就一直成为历代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变革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我们看到，在大同理想之光的指引下，深陷失望与绝境中的人们奋起抗争。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宣传“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太平经》)的思想;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均贫富”口号;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明确提出“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口号。这些起义口号无不是继承了儒家的大同思想，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与要求。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着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现实，儒家大同思想的美好愿景再次萦绕在中国人心头，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奋斗不息。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儒家大同说的基础上，又综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自由等思想，设想出一个“大同世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大同理想说。
总起来看，中国古代的儒家大同理想囿于社会条件，加之自身理论的弱点，只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追求过的乌托邦。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虽然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进一步完整化和现代化，但并没有提出要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所以，他的大同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大同理想，主张改善民生，防止贫富严重对立，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和民主精神。但其民生主义大同思想是建构在其民生史观基础之上，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劳资矛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等，这同样注定了他的民生主义大同思想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中国梦是儒家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首次提出中国梦。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指出：“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同时，中国梦也是儒家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
中国梦与儒家大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
都强调“民本”思想。儒家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提出了一系列重民、富民、裕民、教民的思想。今天，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更是人民的梦，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紧紧依靠人民，更是因为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儒家强调以民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带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但毫无疑问，儒家民本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有着重要影响。
都倡导“为公”意识。公，一般指天下之利，多数人之利。贾谊在《新书·道术》中指出“兼覆无私之谓公”。朱熹说：“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公私关系上，儒家思想一直主张要立公去私。“为公”不仅是治天下得民心的基本前提，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想状态，天下为公是儒家大同理想的根本要义。“为公”也是当代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理念。从“毫不利己”、“无私奉献”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不昭示着对“为公”的追求。中国梦的实现既需人人为公，也在不断诠释着“天下为公”的当代含义。
都主张“诚信”理念。儒家历来重视诚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信”作为“仁”学的五端之一，是人安身立命之基。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更是把诚信推到儒家追求人生终极价值目标的高度。所以，在大同理想的设计中，就强调要“讲信修睦”，唯此才能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状态。今天，中国梦所憧憬的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更是一个诚信善治的社会，一个没有欺诈、没有假冒伪劣、人人诚实相亲、信用良好的社会。
都追求“大同”目标。儒家大同理想中主张打破自然地理疆域的界限、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到“大同之世，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各种族之异，无兵争之事”。正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我们在努力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总之，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任。
儒家大同理想是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朴素理想和至高追求，带有明显的农耕文明特征。基于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梦，则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的是“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的有机统一。因此，农耕文明背景中的儒家大同理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梦有着本质的区别：
立论基础不同。儒家大同理想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纵观儒家大同理想的历史嬗变过程，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的思想激荡、理念迸发都是与社会巨变相契合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近代中国的山河破碎都与儒家大同理想的阐发紧密相连。可以说，儒家大同理想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而“自发”提出的。中国梦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是在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物质条件和人文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为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而“自觉”提出的。
实现路径不同。梦想连着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当然就无法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再美好的梦想也无法实现。儒家大同理想所憧憬的是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诚相待，带有天真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它的实现幻想的是靠每个人自觉地进行“修、齐、治、平”，达到最高理想人格“圣人”。这样一条在现实社会中根本行不通的道路也就决定了儒家大同理想的乌托邦色彩。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向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需要继续拓展和走好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实现手段不同。社会资料的分配状况影响着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财产公有，人们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儒家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事实上，在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仍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带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在不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社会任务的前提下，单纯强调生产资料的平均，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普遍的贫困，这也是儒家大同理想千年长梦终不得圆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梦不是以经济上的绝对平均来求得社会的和谐，而是在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基础上，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努力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
三、儒家大同理想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启示
儒家大同理想是古代的中国梦，也是当代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尽管儒家大同理想在历史上没有得到真正实现，但其中所蕴含的诸多思想智慧能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
一要树立“天下为公”意识，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德要求。儒家大同理想中提出的“天下为公”，事实上包含着多重哲学意蕴。“为公”既强调要实现财产“公有”，又要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更要求社会成员应“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树立为公不为私的社会理念。中国梦所要实现的社会理想既是充满公平与公正的社会，也需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力量，需要全体公民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
二要坚持“选贤与能”原则，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人才要求。儒家历来强调用人。孔子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就说“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光也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上皇太后书》)。儒家大同理想中明确指出要选贤与能，即要把有德有能之人选拔出来，在社会上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得到充分施展。这不仅是实现儒家大同理想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大同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之一。我们实现中国梦，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德才兼备之人是实现中国梦的宝贵财富，这也是儒家大同理想给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启示。
三要倡导“讲信修睦”风气，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社会条件。讲信，即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要讲究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际间的和谐、国家间的和睦、世界的大同。儒家不仅把“信守诺言”看作是君子的良好操守，更把“取信于民”视为国家统治的民本根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还在遭遇着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的困境，不同国家间还时常会有摩擦与冲突，这与实现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中国梦憧憬的现代化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更是诚信善治的社会。
宋元之际的思想家邓牧曾在描述“至德之世”的社会蓝图时，清醒地指出这种社会“三千年后”才有望出现。这也告诉我们任何美好的社会理想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要随时面对各种风险与挑战，需要经历长期的努力奋斗。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开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伟大的中国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