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现代性命题。中国的现代性，既具有世界意义，又兼具自身特点。中国实现现代化超越，必须在反思西方现代性基础上，求解自己的现代性，实现外源性现代性向内生性现代性转化。这是一项对中国发展极为重要的思想任务，事关中国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成败。

现代性：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思想命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现代性困境，产生了增长异化、社会异化等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未实现外源性现代性向内源性现代性的转化，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子予以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性。

何谓现代性？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必然导致人们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多样性，甚至有时出现相互对立和冲突的认识。笔者认为，“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整体结构或秩序的性质和状态，它生成、发展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是特定人类文明形态下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高度抽象。“现代性”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和社会发展经验的概括，也包括人们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表达和理性判断。“现代化”则是构筑现代社会的动态过程，亦即现代性在实践层面展开，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充实的过程。对现代性认知的差异，将会导致不同的现代化选择方案和实现路径。

现代性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服务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因而，“现代性”具有历史性和区域性，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标准。虽然现代性在某些方面表现为传统的断裂，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相反，二者紧密联系，并相互促进与生成。一个适合本国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是把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基本要义较好融合的现代性。人类发展史表明，与本国文化传统结合，生成内源性现代性是一个国家快速、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外源性现代性虽然也能带来一定的发展，但发展的动力与后劲往往不足，并且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较大。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现代性困境，产生了增长异化、社会异化等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未实现外源性现代性向内源性现代性的转化，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子予以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与否定，使中国现代性缺少内在的基因和必要的价值导向。因此，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思想命题。走出现代性困境，占据思想高地，推动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一个传承中华文明、符合实践变化，而又体现时代价值的新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困境的双重叠加

当今中国，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成就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丛生，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化和非理性，即出现了现代性困境。

当今中国，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成就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丛生，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化和非理性，即出现了现代性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增长异化。社会发展需要以增长为基础，但过度地追求增长，社会发展就会被简单的物化，出现为增长而增长、单纯追求GDP、人沦为增长的工具等现象，从而导致增长的异化。这实质上是物质主义及增长至上观念在经济层面引发的异化现象，突出表现在唯GDP、利润至上、物质财富至上等方面。

（2）消费异化。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感性消费、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等一些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视为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忽视了消费的本来意义。这不仅导致消费结构失衡，带来消费贫困扩大与奢侈性消费扩大并存、物质消费过度与精神文化消费不足并存等诸多问题，而且引发了消费的享乐化、物质化和短期化等不良倾向。

（3）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更多的是表现为增长异化和消费异化必然的“果”。这一危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并对人们生产和生活乃至生存带来严峻挑战。

（4）社会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会过度市场化引起的异化。市场机制虽能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社会过度市场化，会使其出现部分异化。社会财富的增长与贫富分化加剧的矛盾、各种形式的腐败、教育与卫生资源配置中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都属于这种异化的表现。二是社会关系普遍物化引发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加剧、社会焦虑增加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和情感疏离等。

（5）道德下滑与价值迷失。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资本逻辑的诱导下，当今中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平总体下滑、价值理想的虚无化和人生的无意义感、利他行为减弱、幸福感下降等现象。

（6）利益分化、共识阙如与社会问题丛生。随着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分化，不同群体利益分化加剧，各种思潮交叉重叠，多元价值互织并存，造成社会共识阙如、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对立、道德价值与利益价值冲突，社会信任度下降，使当代中国向“撕裂”的社会转变，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威胁着社会和谐与稳定。

上述现代性困境的诸多表现，处于相互影响、相互镶嵌的内在逻辑关联之中。中国现代性困境有其必然性，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中国自身的独特因素，二者叠加导致了这一困境。

现代性既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其消极、毁灭性的一面。随着社会发展，启蒙现代性却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它的初衷，逐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为现代性困境的产生埋下了种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性的分裂与蜕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在当代，工具理性集中表现为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是人的理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后者为前者服务，并以前者为导向；前者指引着后者活动的方向。但理性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从而忽视了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使人被物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导致了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二是理性的僭越。即认为理性万能，放大了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正面效应，忽视了其负面效应，从而削弱了人类的责任意识，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三是个体理性、群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偏离。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往往表现为追求自身或成员利益的最大化，迷信个体理性自然会导致公共善，必然使社会走向利己主义、功利主义。

其二，主体性原则的扭曲。主体性原则原本是为了张扬人性，倡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以此更好地改造自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然而，主体性原则却发生扭曲，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主体性原则演变为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当作操纵和宰割的对象，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盲目掠夺。二是主体能动性趋于消解。这种倾向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使主体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脱离了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物欲的膨胀下使人蜕变为工具。

其三，物质性的庸俗化。物质性不仅将追求物质财富视为人的自然天性，而且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对于物质性的过度追求，就会导致庸俗化，产生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表现出来。

其四，对自由的追求异化出不自由的新枷锁。物质的增长、权利意识的增加以及其他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为自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在追求自由过程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以及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构筑了新的牢笼，使人处于一种新的不自由状态。

除此之外，中国自身存在的独特因素，加剧了现代性困境。主要表现在：

其一，外源性现代性内在的缺陷。中国现代性具有外源性特征。学习、模仿与借鉴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成为中国开辟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虽然诸多的国外发展模式和观点迥异的社会思潮，为中国提供了多样化选择的便利，但也带来模式之争、价值之争和道路之争等诸多问题，给发展带来了困惑。

其二，以“术”为本，注重实效或实利。中国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必然要求以追赶发达国家、实现强国富民为历史使命，因此更强调“术”的学习和引进，注重实效或实利，而相对忽视了现代性的内在精神实质。

其三，复合多元性转型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从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传统社会向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在内的复合转型，呈现迅速广阔、复杂分化、多元复合等特征。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使现代性消极的一面，如理性的蜕变、主体性原则的扭曲以及物质性的庸俗化等，表现得更为突出。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缺失。现代性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既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的一面。如果消除传统文化的作用，现代性就会缺少内在的精神支柱和必要的价值导向。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多是强调现代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的一面，并一度认为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障碍。脱离了自身传统、仅靠简单移植的现代性，通常会因“先天不足”而出现更多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