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政治经济学评论》，由宣讲家网站编辑校对，供理论爱好者学习参考，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www.71.cn。

刘明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经济学为什么没有成功预测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针对这个近年来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参与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本文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经济危机是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无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直到目前为止，均难以预测到经济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方法论上的优势，它不仅发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具有客观必然性，还发现这种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征兆、频率、传导机制、表现形式等。如果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辩证方法运用于景气研究，会进一步提高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预测水平。

一、引言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突然暴发震撼了世界，这不仅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还因为现代社会经济学家如云，经济学被称做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在这种条件下，如此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居然在经济学家们毫无察觉之中突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拥有庞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阵容，经济学家们构建了无数用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数学模型，但无一例外地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为此，社会毫不留情地向经济学家们提出质问，要求他们对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到来做出解释。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一边为自己的“失职”辩解，一边开始反思经济学本身。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逐渐演化为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一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尴尬局面，是偶然还是必然？事实上，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总共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面对这些周期性发生的经济灾难，人们总是带着强烈的愿望试图准确预测其到来。然而，不管人们如何努力，如何探索和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结果总是那样令人失望，总是无法出现一次准确的预测范例，“测不准”或“无法预见”成了经济危机预测的常态。

经济危机往往是在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对经济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突然到来，所以经济危机发生后，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自责、反省；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经济学家的责怪和抱怨。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人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经济学家无能，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预测？马克思虽然最终成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是10年左右，但他也从未成功预测过经济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排除了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景气研究的最高目标是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但严格说来，这个目标几乎从未实现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然有其复杂的根源，与多种因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处理能力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统计数据、统计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控因素已经大为减少的条件下，仍然对经济危机的预测显得无能为力，这似乎与情理不合。

本文认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但由于经济关系的极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未能构建数量分析模型，进行数量分析，因而无法对经济危机的爆发做出准确的数量判断。现代景气研究虽然构建了数量分析模型，做了十分细致的时间序列描述和计量分析，但由于放弃了矛盾分析法，因而无法从量变中准确地把握引起质变的数量界限，无法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做出准确预测。如果在坚持矛盾分析法的前提下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极大地改善经济危机的预见性，有效地解决经济危机“测不准”的问题。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与预测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为积极的时期。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已经总结、概括出这样的规律性结论“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而且，马克思在此之前就已经揭示了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痛疾。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时候，在实践中检验以往的理论成果与创立新的理论成了马克思的主要任务，这其中就包括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曾多次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发生；但危机却偏偏没有在马克思预测的时间内出现，直到1857年，危机才按照马克思1856年的预期“准时”爆发。1852年4月30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到1852年11月，马克思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他在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评论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看法，“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他根据工厂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对印度棉织品出口的巨大增长，“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中的黄金盈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断言，“许多征兆，……，都预示这个崩溃将在1853年到来”。然而，危机并未如愿而至。事实上，整个1853年，马克思一直认为经济危机不久一定会发生，而且比较严重。1854年、1855年，由于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金矿的开采，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持续繁荣，马克思对危机预测的热情更加高涨。“毫不奇怪，英国自由贸易的正式理论家竭力想证明，似乎现在的危机不是英国现存制度的正常作用的产物，它同那些大约从十八世纪末叶起经过一定的时期就出现一次的危机毫无共同之处，而相反地是偶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根据自由贸易学派的信条，既然谷物法废除了，英国的立法机构也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商业危机了。然而现在摆在自由贸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涨，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而且这还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除了原有的世界市场以外，又增加了像河流一样地倾泻出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如果说自由贸易派的灵丹妙药应当经受一次考验，那末，恐怕再找不到比工商业史上从1849年到1854年这段时期的条件更为有利的考验条件了。”这是马克思在1855年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的片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又一次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就是经济周期已经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但其高潮不一定在1855年春天到来。做出这种判断的基本依据仍然是英国“进出口状况”、工厂大量倒闭以及疯狂的投机活动。1856年后半年，金融恐慌和贴现率的提高，使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预期更加强烈，“贴现率的提高，不论其原因如何，总是在加速巨额投机活动的崩溃，特别是巴黎的大pawningsshop(指法兰西银行)崩溃。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1857年11月，马克思盼望已久的经济危机终于到来了，对于多年跟踪研究和预测经济周期演变的人来说，马克思的心情正如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恩格斯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泽稷再也不能平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这种心情即使现代人也完全可以理解。

在经历了多次预测失败后，马克思提前几个月预测到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点”，这在经济危机预测领域已算当之无愧的成功范例。这不仅表现在预测的相对准确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预测是以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为前提，而且基准周期为10年左右。这要比既不承认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又无力预测经济危机何时发生的经济学家来说，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1857年危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预见，这对一个长期跟踪现实经济运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如期到来充满着期待、对经济危机的预测经历了多次“未测准”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危机的最终到来给马克思带来的那份喜悦是可以理解和想象的。但这也仅仅是局部成功带来的喜悦，他仍然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做到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问题。1857年危机之后，马克思虽然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经济周期的跟踪观察和研究。虽然经验数据表明危机发生的周期为10年左右，且这个数字与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基本相符，但他几乎不再对危机的发生做具体预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做实证分析，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几乎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也有可能是马克思已经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规律，因为在此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点已经明显不在于一般规律和现实走势，而在于危机的新现象。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预测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是否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但随着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以及“萨伊定律”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承认周期性经济波动而否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存在，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后，才承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会带来经济危机，但仍然不承认它的周期性特征。所以，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和景气研究中，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经济周期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转折点、波动幅度、传导机制等内容，对经济危机的预测基本上持回避态度，即使面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现实，也闭口不谈它就是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很习惯地将其称为“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房地产危机”等危机的具体形式。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基本上以“事后反思”为主，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在事前基本上认为危机已经被征服，世界似乎已进入永久繁荣时代。研究者虽然明白过度繁荣之后会有过度萧条，但每当繁荣阶段到来时人们的理性逐渐占据下风，往往发热头脑并对景气过度乐观，尽管危机在步步逼近，但人们还以为它在一步步远离自己。这正如马克思评论资产阶级预言家时所指出的那样：“自从著名的财政大臣‘繁荣的罗宾逊’在1825年危机的前夜召开的议会会议开幕时预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那个时代起，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当危机突然到来时，人们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自己的损失，争先恐后地夺路而逃，结果使经济下滑总是一发而不可收拾。马克思时代是如此，马克思之后也是如此。

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学家们往往不是有意识地去预测经济危机是否到来，而是有意设想从此以后不再有危机出现，只是由于经济危机的现实存在，才迫使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不得不改头换面，当一些有关经济危机的经验性征兆出现时，不得不被迫接受预测。

预测经济危机就是预测经济周期进入繁荣阶段后的波动趋势。预测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波动趋势就如同预测股市的波动趋势，即使在绝大多数人断定牛市格局会继续的时候，也总会有人判定熊市即将来临。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上，尽管每一次经济周期的繁荣时期很少有人觉察到危机即将发生，但总会有人断定危机即将来临，并向社会发出警告。所以，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总会涌现出极少数测准经济危机的“牛人”，总会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因未能预测到它的突然到来而惭愧不已的同时，个别人因预测到了危机的到来而“走红”。例如:理查德·波斯纳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失败》中介绍了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瑞尔·若比尼（Nouriel Roubini)，他在2006年9月的时候就宣称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中；在接下来的数月，他警告说，美国可能面临一场人们终生一遇的房地产业崩溃、一场石油地震，对消费者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并最终出现一场深度衰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购房者不履行抵押贷款债务，数以万亿计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散落于世界各地，全球金融体系在战栗中止步不前，这可能严重削弱甚至毁灭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其他像房地美、房利美这样的经济组织。据说，像这样的预言家并非若比尼一人。还有人介绍说，有一个叫彼得·席夫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彼得鲁（KrassmirPetrov) 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还据说， 1996年，保罗·克鲁格曼曾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认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也就是说，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经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被成功验证，从而奠定了保罗·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另据说，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预测到了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这两个人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人为制造了一场繁荣，他们就此断定一场大危机、大萧条必然会到来。这些人对危机的预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大繁荣之后必然出现大危机和大萧条的因果对应关系为依据，以经济运行中的偶然事件为既定前提，对有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做出经验测定。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管他们使用什么理论工具、什么方法、什么手段，预测的结果如何，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预测存在实质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发生的前提下，预测危机发生的时间、领域、地点、程度等偶然因素；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在否定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前提下，预测危机发生的偶然因素。

在西方世界，虽然说景气研究的目标主要是预测经济波动趋势，但它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专业预测者。由于经济关系的极其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偶然事件难以确定性，以及景气研究手段的有限性等因素，决定了景气研究只能根据经济波动之历史统计数据或这些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趋势测判。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指标筛选，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敏感性测定，要确定警示数值，但无法摆脱对经验数据和事件的依赖。至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预测经济波动，尤其是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更是因为考虑的因素有限而无能为力。景气指数预测法、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预测法、贝叶斯预测法、投入产出预测法等景气循环统计、计量预测手段虽然对经济的波动趋势有一定的预示作用，但也只是景气扩张或收缩的大致走势，无法做到精确；对高涨与衰退、萧条与复苏等阶段之间转折点的测定，也只是根据若干次连续性上升数据或下降数据及其幅度做出逆向判定，对转折点及其具体位置几乎无法做出准确的顺向预见。景气研究自称其预测方法不仅可以预测经济波动的未来景气变化、景气状态、转折位置和转折点，还可以估计经济波动扩张与收缩的缓急程度，分析判断当前经济是处于繁荣、萧条、适度增长，还是过冷、过热及其程度如何，甚至还能分析经济波动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反危机的历史表明，景气研究从来没有准确预测出经济危机的发生点和发生环节，绝大多数经济危机偏偏就发生在景气预警的正常区间内。1929~1933年大危机前的情况是如此，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次危机前的情况都是如此。这使景气研究者伤透了脑筋。历史上有无数经济学家因未能准确预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惭愧不已，有的甚至留下终身遗憾。

按照现有的统计、计量、信息、理论条件，景气研究想准确预测周期性经济经济危机的“爆发点”，不管是技术派还是经验派，都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无法做到。因为，这样的“爆发点”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无数偶然因素之中，面对极为复杂、多样、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人们无法预知这些“偶然因素”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以及它们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角色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什么，等等。历史事实表明，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景气研究者、经济学家不愿意也无法准确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只有极少数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偶然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离“爆发点”相差甚远。预测者的预言虽然有一定的经验根据，但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其结论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预测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而是将其视做由人们不适当经济行为造成的偶然事件。如此预测，只不过是经济波动规律的一种现实说法而已，因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是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极度繁荣扩张之后必然会出现大危机、大萧条，这种因果关系早已被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某些人根据繁荣与萧条的对应关系预测到了经济危机，还不如说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做出了这种预测。难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政客、经济学家、商人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他对经济危机的预测太准了。

经济危机能否被完全准确预测？预测经济危机的难点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些经济学家至今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那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也对此不置可否。例如，在回答经济学家是否能准确预测经济危机时，凯恩斯曾经用调侃的语气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自我解嘲，“在过去的5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学家预测到了15次”。他提示公众，如果指望经济学家对某个经济事件进行毫无偏差的预测，这种愿望大概要落空。学者作为自身专业领域造诣高深的领跑人，无疑比公众更有先知先觉的感受和更深更广的视野；但人类毕竟不是天使，指望出现一个全知全觉的神无疑是一种奢望。后来，又有人称赞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成功地预测了经济危机时，该经济学家却调侃道：“在过去所发生的2次经济危机中，我已经预测到了8次。”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时向经济学家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6月，几位英国“重量级”经济学家联名给女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说，这些经济精英认为自己“过于傲慢地相信金融系统处理风险的能力”，并为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道歉。他们为经济学界的无所作为而困惑，为什么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没能发觉危机的来临，而且还明确地否认危机会发生？有的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他们的职业普遍存在的自由市场偏见，以及过时的、过于简单化的分析工具，即经济学家过于依赖数学模型，而这些模型不仅错误地假设市场和经济在本质上是稳定的，而且还无视某些极为重要影响因素，比如经济主体做决策、修改预测方法及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各种不同方式；人类心理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沃顿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这样说)等。有人认为，对经济运行的标准分析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对目前广泛使用的新型金融产品了解甚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日趋相互关联，而经济学家却没能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工作机理。

四、预测“经济波动”的实质与方法论局限

搞清楚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对其进行预测的基本前提。周期性经济危机与经济波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它既不与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也不与经济形态相联系；它只与供求关系的自然波动、自然灾害、战争等有关，它只是经济运行的自然表现形式。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特有现象，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与经济的自然波动既有重合之时，也有不同的运动轨迹。经济的自然波动一般具有波动幅度较为平缓有限、波动频率有一定的规律性、波动周期呈多层级分布等特征；自然状态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规律性强，而且有逐渐加剧的趋势。危机常常使波动超出正常值域，成为剧烈的波动。当然，有些危机也因人为干预而减轻为一般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宏观调控就曾使经济危机一度消失于经济的一般波动之中。

预测经济波动并不在于波动本身，而在与波动的幅度以及高涨与衰退、繁荣与萧条的转折点，因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改变的趋势，人们只能在认识经济波动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削峰填谷，实现经济在高位基础上的平稳增长。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中，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早已成为历史，因为他们只承认存在周期性经济波动而否认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不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有客观必然性，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具有客观必然性，这对于既研究现行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同时也研究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不仅对预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感兴趣，对预测周期性经济危机更感兴趣，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痛疾，它的发展和演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叠加的经济波动往往给经济带来灾难，这对主要服务对象已经转向经济建设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而言，既注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同时也注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自然在情理之中。

问题源于哪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应当从哪里入手。由于经济的循环波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被看做景气循环波动，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具体化为景气研究，所以人们一般把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理论当做景气研究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外，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把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经济波动的原因归结于投资、心里、货币供应量、技术创新、政治活动等人的行为因素，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与此相适应的经济预测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主流政治经济学因为把周期性经济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以它一直沿用矛盾分析法，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状况，研究者选择那些反映基本矛盾属性的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经济指标，通过对它们之间均衡与失衡状况的数量分析，对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做出评估，对再生产周期的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尤其强调对经济危机的预测。由于自然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为10年左右，所以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比较而言，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预测有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定性分析，忽视了必要的数量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预测能力。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基本矛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从而使基本矛盾出现了缓和与不规则演变趋势，预测经济危机和周期的难度明显加大。面对忽强忽弱的经济危机与忽长忽短的经济周期，政治经济学也曾一度陷入难以测度的困境，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失了。只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再一次有规律再现，才使政治经济学又一次坚定了其理论信念。

与西方经济学对周期性经济波动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认识相适应，西方经济学主要运用时间序列描述法、指标分析法、统计与计量分析法、数学方法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的转折点和各阶段运行状态做出预判。这些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再现和预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功能，但它们无法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必然性，它们对经济波动的预测以历史数据和历史经验为基础，选择若干经济指标，并根据其反映经济波动的敏感程度划分为先行、同步、滞后等三组指标，计算出综合指数、扩散指数，进行时间序列描述，然后根据经验和经济波动趋势做出判断。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描述经济的历史波动轨迹、评价当前的波动状况、预测经济波动的未来趋势，这就是所谓的景气检测与预警。

由于宏观经济在客观上存在景气循环，过度不景气和过度景气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后果，客观上要求必要的宏观调控“削峰填谷”以“熨平”过度波动，但是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时滞的，因此需要预知景气动向，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不利后果。

经济景气预警是对经济监测过程中景气的非正常动向做出警报，以提醒宏观调控当局及时采取恰当的手段防止不利结果的出现，因此预警是景气预测的一个方面，是对景气中的负面问题进行预测。目前，景气预警还没有形成十分严格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经验研究。

景气预警就是通过适当的预测方法率先暴露或反映经济景气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取宏观经济的景气状态、地区景气差异以及经济景气动向的观测分析资料等信息，为宏观或者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进行宏观经济形式分析、景气循环和预测提供工具，为各级政府用户和社会用户提供经过深加工的信息和预测服务。

五、经济危机难以预测的基本原因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规律发生，一再证明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预测的准确性。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基准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这对准确把握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在最近的30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奉行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主张，使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一次向基准周期回归，不仅使周期变得越来越规则，危机的程度也逐次加强，只是因为出现了危机转型，才使预测危机的难度没有明显降低。

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相比较，不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演变，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如何转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在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素方面始终具有突出的优势，但在预测经济危机的偶然性(危机的爆发点、领域)方面虽然也有某些长处，但仍然显得力不存心。例如，政治经济学完全有能力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即将到来，以及它将在哪个领域首先出现，但无法预测到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时点。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极度繁荣与投机之后就是经济危机，所以做出危机即将到来的预测是较为容易的。由于经济危机往往首先发生在对国民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行业中投机最为狂热的领域，所以只要找到这样的行业和领域，就意味着基本接近了危机的爆发点。由于经济危机是本质上均衡的关系出现失衡后的强制恢复，所以根据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以及这些行业内部经济关系的失衡状况，即可测定经济危机是否将要来临。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以其周期性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往往把经济危机看做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等因素造成的偶然事件，所以每当经济危机发生后，他们总是把具体原因看做根本原因，把反映现象形态的规律看做反映本质关系的规律，将其总结概括为基本教训，在指标化、案例化的基础上，作为未来反危机的基本经验依据，用于防范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然而，由于现实危机总是有其特殊性，一次危机的具体原因完全不同于另外一些危机的具体原因，新的危机绝对不会与历史上的危机完全重复。过去危机的具体原因已经成为经验教训，为了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过去的一些被看做引发危机的政策、制度、错误决策，或者被修改而成为警示，或者成为禁区拒绝人们涉足，或者被置于严格监督之下。这样，人们犯同样错误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以往的一些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也就基本上不会再次出现于新的危机之中，新的危机爆发前的一些独特的征兆就不会被运用历史经验预测未来危机的人们所意识到，所以那些只着眼于现象形态的历史经验很难成为预测未来危机的基本依据，这也是人们为什么难以预测到危机的发生或很少有人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原因之一。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常见现象，例如经济极度繁荣膨胀、泡沫化、投机盛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等，这些现象可以被视为危机即将到来的预兆，但不能成为危机的具体原因。随着经济繁荣的逐步增强，危机的一般征兆早已被过度乐观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而那些有可能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深深地隐藏在众多的偶然因素之中，人们无法意识到它们是正在引爆危机的“导火索”，这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不承认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所以在许多人的视野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只表现为景气循环，关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高涨与衰退、扩张与收缩、萧条与复苏之间的景气指标的临界值，以及当前所处阶段及其状态。这些根据经验确定的基准数据和基准波动趋势虽然也有某些反映矛盾关系的指标，例如需求对供给的压力指数、需求对生产的压力指数，等等，但它们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很少反映它在现代社会的最新发展及其实现形式。例如，基本矛盾具体形式之一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又进一步衍生出信用关系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实体经济受消费规模的限制而难以相应扩张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的另一具体形式——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经济的有序性与民族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个原因，使预测活动往往抓不住问题主要症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针对性。

断定大繁荣之后必然会有一场大危机、大萧条，这要比否认危机和萧条的存在或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和萧条的到来高明一些，但与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相比较，似乎还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既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可避免，既然这样的结论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预测一次经济危机必然会到来似乎显得有些幼稚和无知，至于学术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例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世界又一次不得不想到《资本论》，一些学者政客惊叹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预见的先进性。这对那些被认为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西方学者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经济过度繁荣的背后就是经济的过度失衡，经济越是过度失衡，经济危机就越是严重而深刻，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揭示了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有人说自己发现了大繁荣之后必有大危机和大萧条，这无异于在达尔文之后还有人鼓吹自己发现了生物进化规律。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已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运行规律：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基准长度大致为10年左右，现实经济周期是一个变动的量，有缩短的趋势；极度繁荣、过度投机是危机爆发前的征兆；危机的强度取决于繁荣和投机的程度，等等。仅仅运用这些知识预测经济危机，其准确度就足以使上述预测者自愧不如。或者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早已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出了一般性预测。到目前为止，那些被认为成功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相反，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政治经济学最蹩脚的经济危机预测者，也足以与最成功地预测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相媲美，因为那些被认为成功预测到了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充其量也只是说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偶然到来，且认为它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或人们不适当经济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不认为其到来具有客观必然性。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所以对它而言，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点已经不在于其必然性，而在于其偶然性，即经济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领域、环节。马克思曾试图从方法上解决这一问题，并做了许多尝试，例如引入数量分析法分析危机，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开创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色的经济危机偶然性预测研究，反而在经历了反对、否定和排斥之后，逐步接受了西方经济景气循环研究，将其用于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景气研究和评价。

虽然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其具体形式却有很大的差异，每次危机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危机发生的领域、环节、程度、具体原因和展开的形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危机的历史表现虽然可以成为深刻的教训，但它只能提醒人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无法制止人们犯新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验性预测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六、基本结论

当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基准经济周期的长度、经济周期各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之后，对危机之必然性、强度、首先发生的领域等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但对危机之爆发的具体时间的预测仍然困难重重，几乎无所作为。非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家运用时间序列描述法、指标分析法、统计与计量分析法、数学方法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的转折点和各阶段运行状态做出预判，它虽然有一定的再现和预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功能，但无法断定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更无法确定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地点、领域和强度。利用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等对应因果关系预测经济危机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

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无法测准经济危机的具体发生时间，就客观而言，是因为这样的预测对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既受必然因素的制约，也受无数偶然因素的影响。在现行条件下，许多因素超出了人类可识和可控范围，人类无法了解这些因素的活动规律，从而无法对其内在联系的方式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就主观而言，选择经济指标，分析其作用机制和发展趋势，未能反映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本质要求，因而未能把矛盾分析贯穿始终，失去了从矛盾运动中把握经济波动的发展趋势，从量变与质变中把握高涨与衰退、萧条与复苏之间的转折点，其结果不仅无法接近经济危机的“爆发点”，甚至不能觉察危机的到来。

总之，相对而言，政治经济学最有希望测准经济危机，尽管它也难以做到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爆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