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书记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和政策的大趋势。

必须适应增速换挡的“新常态”,创新宏观管理思路,顶住外界压力、保持政策定力,用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来代替过去那种“大投资”、“宽货币”的“西医疗法”。

最新出炉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我国GDP同比增长7.4%,延续了近两年GDP增速保持在7%-8%之间的平稳运行态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和政策的大趋势。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这一过程中,喧嚣趋于平静,阵痛在所难免。经济上的“新常态”必须配合政策上的“平常心”,换句话说,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期,顶住外界压力,保持政策定力,克服重重阻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优化结构。

增速换挡:从高速到中高速

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从供给端来看,新常态是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

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

人口结构的恶化起码会从三个方面拉低潜在增速。首先是拉低储蓄率,而不论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实的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会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逐步丧失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将向东南亚、金砖、拉美、非洲国家转移。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虽然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支撑,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延续过去十年的辉煌已不现实。

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虽然都在减少,但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后续效应加速显现,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将明显提高,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滑。其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加快调整步伐,目前单独两孩已经放开,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将因此多增200万人左右,长期来看,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

从需求端来看,新常态是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从贸易渠道看,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迅速提升,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从需求角度看,未来十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nyone　But　China,意为排除中国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可能全面陷入逆差。

其次,资本退潮也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未来从“资产本币化、负债美元化”向“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转变足以终结外资的单边流入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

结构调整:从失衡到再平衡

从经济结构来讲,必须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的蜕变。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的十年。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从需求结构上看,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未来十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创造再平衡的新常态。

首先是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工业。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核心矛盾。为此,中央一方面将“以伤筋动骨的决心和代价坚定化解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决不能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另一方面,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

其次是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习总书记曾说过:“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自十八大以来,挤水分的动作一刻也没有停止。一是投资挤水分,加快产能过剩领域的去产能。二是消费挤水分。“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三是出口挤水分。从外管局20号文开始,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这个过程中,中央顶住了投资、消费、出口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压力,展现出非凡的决心。

第三是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邓小平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过去区域之间基本是各自为战,粗放发展。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发展思路已经转变,核心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结构优化、协同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

第四是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从机构角度看,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从融资方式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利润上看,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让利实体经济、推动转型升级。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未来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

第五是市场结构的新常态:资本市场将呈现深度分化,表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未来,伴随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

政策转型: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

从宏观政策来讲,也必须从传统的“西医”疗法转向“中医”疗法,以适应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以及结构调整的需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未来十年,政府必须创新宏观管理思路,顶住外界压力、保持政策定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保持政策定力”,坚持“不重启大规模刺激”,而是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财政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开渠”总体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发行地方债,同时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引水”即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中央财政预算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三项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2014年的19.1%。但和发达国家近50%的水平相比,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但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成熟,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同时通过定向宽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增速换挡的“新常态”,未来我们必须在政策上秉承“平常心”,保持政策定力,克服现实阻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再创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