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体系转型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影响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世界各国都是世界体系的一个行为体,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衰,都是世界体系中行为主体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时代,世界各国正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同一个世界体系。
就渴望民族复兴的中国而言,通过自身国际角色的清晰定位和国家战略的自觉调整,积极与世界体系协调互动,才能早日实现“中国梦”。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体系存在着特殊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作用和影响。当前,中国正在以世界体系的视角去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世界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也因中国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特质与亮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体系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今学界在判断世界体系转型时,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标准与观点。在理想主义看来,世界体系的运动变化更多地在于世界公众力量的影响与推动;现实主义认为,正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导致的军事竞赛、权力失衡等因素,导致了世界体系的转型;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动与转型是由于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乃至最终形成的文化变迁。还有的认为,世界体系的转型,归根到底是全球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然,是各国民众内在力量的推动,是世界性客观力量与主观努力相统一的结果,等等。由此,世界体系转型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体系内互动成员国之间的实力变化,经济体力量制衡格局的变动以及文化的渗透。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对世界体系的既有结构形成深远影响。虽然中国的和平发展并非否定现行的国际体系,也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权”,但庞大的快速发展的中国从原来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进入世界的中心,客观上会对其他国家的位序产生“挤出”效应,形成某种压迫感,同时对傲慢而崇尚绝对优势但正滑向衰落的美国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因此,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遭遇霸权国家的战略围堵,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强有力的例证。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体系的转型必然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产生巨大影响,中国面临的压力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面临国家发展的结构性压力。结构性的压力根源于客观环境和结构性冲突中,是客观存在而无可避免的。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人口多家底薄的拖累,人均GDP世界排名仍然靠后,综合实力相较之发达国家差距显著。尽管中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与世界各国建设利益共同体,但依然受到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发展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围堵,周边国家的安全疑惧因经常受西方国家鼓噪而难以消除。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解决所有国际问题并提供与美国相媲美的“国际公共领域产品”。
其次,角色定位模糊不清。世界体系转型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一些人面对世界体系结构性转变应对不足,而且对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尚无清醒认识。一是对中国是否成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模糊不清。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尤其是东海、南海存在的领土争端,以及台湾问题迟迟未解决,加上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插手,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长期存在一种紧张状态,而短期内又难以形成有效而持久的解决框架。因而一些人认为,中国甚至还不能像德国是欧洲“代言人”一样成为地区领导性国家。对周边事务关注过多的同时也牵制了中国对世界性责任的担当,使其在发挥全球角色作用时顾虑太多,优势甚至相互抵触。二是对中国是否是和平崛起的国家认识不清。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所有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转移都是以战争形态实现的,一个快速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迥异的社会主义中国,注定是美国的挑战者。因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美必有一战论”等论调,给中国的国际形象添加了许多负面的元素。三是对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塑造者,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体系转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将做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其国际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了其积极参与世界体系转型中制度塑造者的态度。然而,中国应当如何在世界体系转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以合适的态度,公正地参与国际秩序的塑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国际定位的现状评估
在世界体系新的转型过程中找准中国的国际定位,依赖于弄明白“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这建立在科学客观地评估中国国际定位现状的基础上。
第一,透彻把握转型后的世界体系新特征。综观21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群体性崛起,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强国却频频陷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世界体系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的,“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分布方面的更基本改变也在发生”,同时,“全球力量和经济活力的重心因而会相应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尽管“美国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但因为其国内外挑战的复杂性,美国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在全世界受到质疑”[1]147。综合学界各种分析,笔者以为,世界体系转型后的新特征有以下概括:一是世界“去方化”加速,世界格局将向多极化发展;二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并存成为新趋势;三是全球问题将走向全球性治理;四是国际机制将更多地从冲突走向合作;五是国际文化日趋走向融合。中国与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
第二,冷静分析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出口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以往相比增长速度放缓,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依然遥遥领先。当然,由于中国的人口因素和资源环境等因素制约,尽管目前GDP在不断增强,但是人均值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还属于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巨大困难,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依然有限,诸多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国家行为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提升,因而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正在不断走向强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权力和认同。这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责任义务等来实现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绝对实力不断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表现出的经济拉动力,曾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甚至被看成后金融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形成的关键角色。中国还是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重要成员,在联合国舞台上可以对霸权国家破坏世界秩序的行径进行制衡。可以说,全球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而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球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国际话语权日益增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等相关议题的会议中,越来越以重要决策人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如G20峰会中美两国进行了核心谈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有了较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文化、政治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强。甚至中国风、中国元素一度引领世界文化、时尚风潮,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孔子学院、中国戏曲、中国功夫的全球流行,使得中国文化潜移默化地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重要方面。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度在提升。
三是在国际义务方面,中国成功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通过组建自由贸易区等方式,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地区政治构建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中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得到了认可,后者通过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实现了双赢。当然也必须承认,由于霸权主义的干涉、挑拨和利用,一些国家受利益驱使,加上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周边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但总体上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为全球气候、环境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其国际事务话语权也相应地增加。
三、世界体系转型下的中国新国际定位
正是基于对当代世界体系转型特征的分析,以及对我国综合国力、国家行为能力的评估,对中国崛起进程中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的考量,也针对国内外对中国国际定位的种种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国际定位给予了科学全面的表述,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定位,在世界体系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其内涵和价值取向如下。
第一,中国将努力成为新世界体系的制度塑造者。根据当前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的现状,虽然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带给了中国较多的话语权,中国完全有能力参与到新世界体系的塑造中去。在国际交往中,“规则有着巨大的利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在战后确立的全球贸易、金融、技术等规则,是其从全球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塑造,增强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以本国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观念来影响世界体系的塑造,推动世界局势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转化。
第二,中国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者”,而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当前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共同利益不断上升,尤其是大国间的利益重合越来越多,面对金融危机、贸易平衡、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议题,都需要各国携手共同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2]6
在2013年6月的中美习奥会谈中,习近平公开提出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继续实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在当前的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当创建灵活而有约束力的机制,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与各地区国家的良性互动。同时,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有机会参与新世界体系建设的情况下,应当首先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同时为本国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
第三,中国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推动者。面临世界体系的转型与重建,中国大可从容应对,展现出大国强国的形象,成为国际新体系下平衡国际力量的全球角色。这里说的平衡,是指中国以其大国的形象和实力,努力弱化并制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强势地位,平衡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均势,从而推动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第四,中国是新世界体系文化理念的影响者。中国不仅应当在世界体系的制度建设和势力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注重自身软实力的塑造和提升,以中国自身的特质和价值追求来参与并推动未来世界文明的建设。文明无国界。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文明,既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文明,又具有世界文明的共融性。我们应该把中国文明融合进世界文明之中,丰富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力推进,必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影响着当今世界体系的转型;而世界体系的转型,又必然影响到实现“中国梦“的进程,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和影响世界体系转型的趋势,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同时,争取实现和谐美好的“世界梦”。
参考文献:
[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