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本工程和战略工程。在全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解决众多的价值认同问题，但首当其冲的是要建立起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基问题，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就难以确立和巩固。因此，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牵住价值观认同的牛鼻子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仰、信念、理想系统。当人们对任何事物说“好”说“坏”的时候，头脑里必定要有关于这件事“好坏”的某种信念、标准和期待，从而对于事情的好坏抱有一定的基本态度，这就是所谓“价值观”特有的思想内容。人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做什么”并不是价值观，而“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内心定位、定向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最坚实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经济内涵、思想内涵、道德内涵。只有人们相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思想并成为一种信念，才会真正认同和选择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否则，对于这种价值观的接受或者被动、或者外在。所以，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抓住的牛鼻子，就是要增强人们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打牢人们认同这种价值观的信念基础，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的主导地位。

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其中必然关乎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现实社会的信心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苦曲折。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无限活力，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且相互交织；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各种困惑，表现为复杂的心理矛盾和一定的社会情绪，并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来。其中，深层次的问题是反映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这些问题的危机上。这对于全社会能否更为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信念的实践。然而在这历史进程中，一些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信仰发生了动摇。共产党人的信仰状况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直接影响，对社会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共产党内出现的信仰危机，影响到了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舍。信仰危机必然会引起信念动摇，从而模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线，产生对社会主义有关重大问题的怀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怀疑，使人们失去心中的坐标，严重混乱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牢固地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上，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价值观，才能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培育和践行。在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依附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的时代，人民群众能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认同的程度。

认清导致“信念”问题的根源

当下，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在社会转型期引发的“信念”问题，主要有：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与不良社会风气导致的群众不满；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冲击；剧烈社会变革与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形成的摩擦；利益分配中客观问题与主观错位引发的各种疑虑。

党内腐败现象与不良社会风气导致群众不满。人民群众在共产党人的实践中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共产党员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为支柱，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牺牲自我、顾全大局，清正廉洁、浩然正气，用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赢得了民心。人民群众正是通过共产党人的行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因而在各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衷心拥护和高度信任我们的党以及主张，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体现了党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根本性质。但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有明显减弱。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经不起改革开放复杂环境的考验，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践踏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人从索贿受贿到卖官鬻爵，从贪污腐化到监守自盗，从权钱交易到与不法分子狼狈为奸，大量侵吞人民财富，直接损害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干出了许多令党和人民群众痛心疾首的事情。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人民群众在感情上能够承受我们党在探索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付出的种种代价，但决不能忍受少数腐败分子祸国殃民。尽管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惩治了一批又一批贪官污吏，但仍有腐败分子以身试法，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群众对领导干部是要听其言、察其行的。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党风是社会风气的风源。党风不正，影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不良，正确的价值观就不能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冲击。一种价值观被一个国家和人民领会、接受和拥护的程度，决定于这个价值观满足这个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程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价值观的出现与形成，建立在客观存在和对这种存在认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它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得到推崇和认同。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价值观念相继产生，人们更多地了解和懂得了等价交换、适者生存、效率效益的作用，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现实的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主张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合理部分的融合，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离。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物质利益的多样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加之西方腐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我国的渗透，更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的滋生，并在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中滋长蔓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上并存着专门利人、利己利人、利己不利人、利己损人、利己害人等各类现象。这些现象有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道德准则，有的即使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准则衡量，也是完全背离的。在多元价值观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体现主导作用，“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扬，但仅仅作为一种精神倡导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转化为更多的利益体现和价值体现，甚至让人感到坚持这种价值观就有可能吃亏，甚而又甚的是，还曾出现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痛心现象。这不能不使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动摇对倡导这种价值观的真正价值的信任。

剧烈社会变革与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形成摩擦。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变革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这场改革首先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巨大的利益。同时，改革给人们带来的观念、行为以及心理的挑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从实际情况看，人民群众盼望改革、拥护改革，但由于历史形成的心理积淀以及实际生活承受能力的不足，加之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没有完全到位，因此，当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种种的不适应必然反映出来。从改革的广度上讲，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乎给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带来全面的冲击。从改革的深度上讲，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并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不同利益格局中的人，得到的利益差异很大：人们在不同的利益格局中，收益可以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行业与行业、单位与单位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使人们增加了被剥夺感。从改革的力度上讲，在二三十年中，集中地进行了各项福利制度的改革，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的住房、医疗等均由国家大包大揽的生活模式。由于改革前职工的收入低、积累少，加之现实的个人预期收入不甚稳定和预期支出不断加大，使人们增添了后顾之忧。“改革越深化，人们越害怕。”人们的这种危机感、失落感和后顾之忧，必然引起对自己生存发展前景的担心，并波及到对改革前景的价值判断。

利益分配中的客观问题与主观错位引发各种疑虑。直接利益分配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收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这种分配杠杆的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差距和承认差距。利益差距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压力，同时又会激发出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与过去的劳动远离分配、分配不体现劳动相比，是历史性的进步。分配政策是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解决社会分配突出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的。诸如，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被真正认识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现象。在认识了这个问题以后，党和政府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各种待遇，而且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知本经济”和“智本经济”的说法。可见，分配政策即使再合理，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解决利益分配中的全部问题。但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目前必须解决的突出矛盾是贫富差距过大。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警惕的程度，而且分配过程中的不公现象更为值得关注。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等，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这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全面提高。但现有的竞争格局是以非常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为起跑线的，这是群体性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社会成员利用非法手段，在不进行任何竞争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直接攫取财富，加剧了收入的不公平。其中，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利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如果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贡献以及要素投入的大小，无疑会激励人们通过合理、合法方式勤劳致富。但目前，一些人通过不法手段和特权却能暴富，这就严重打击了人民群众通过合法手段致富的善良愿望，造成一部分人对现行分配政策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进而引发对一些分配政策的不满，动摇了对社会公正的认同。

目前，在利益分配的认识问题上，也存在着主观认识错位的问题。如对“按劳分配”的看法：有的把“劳”看成为劳动结果，有的把“劳”看成是劳动时间，有的把“劳”理解为体力付出，总体来说，是对劳动的“量”和“质”的不同理解。因此，一些人会在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中，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对自己不利的就反对”的态度，由此造成了不同的人群各诉其“苦”的现象。这种主观认识错位也加大了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怀疑和不满。

总之，“信念”问题给价值观形成带来复杂的影响，只有全面地、具体地把握“信念”基础与价值观的因果关系，才能使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打牢坚定“信念”的认识基础

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和践行的社会基础，需要解决好认识层面上的几个问题：第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靠发展来解决；第二，从合理差别走向共同富裕；第三，正确认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靠发展来解决——发展是支撑社会主义信念的物质力量。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的信念形成和发展，有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但最终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真理要靠力量的支持。引导人民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实力支撑。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建立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只有人民群众相信了社会主义，才会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说服不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产生“信念”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彻底解决的贫困问题。解决贫困的关键靠发展，“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要让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加强理想信念的灌输必不可少，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宣传教育和说服引导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到特殊作用，能够激发出人民群众的拼搏精神，去战胜艰难困苦，解决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树立起牢固的“信念”，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把“蛋糕”做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才能普遍大幅度提高。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先富起来，就能带动和帮助不发达地区和后富的群众走向共同富裕。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了，就会思社会主义，就会思更大的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是人心所向，是支撑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信念的基础。“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从合理差距走向共同富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引发的矛盾。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开放早富，快富，他们对物质需求的愿望是“爆发式”的。这种愿望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感情，进而也影响对党的致富“大政策”的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我们党的这些主张，不仅为理顺分配关系确立了指导思想，而且全面的提供了政策保障，将对解决利益分配矛盾起决定性影响。在此基础上，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还要从致富——这个反映人民群众最强烈愿望和要求的基本问题来展开，这样会取得更好效果。在致富的过程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伴生。要利用积极的因素增强信心，更要用化解消极的因素增强信心。致富本身并不产生矛盾，致富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结果产生矛盾。我们解决一般的认识问题，首先需要解决自身认识问题的方法。如，对于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类似“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矛盾心态，不能不加分析地否定，也不能简单认为群众“落后”。首先要看到群众的致富热情，把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引导群众增强对致富的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作为解决由致富预期心理和现实结果落差形成的感觉错位的重点。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凭什么别人比我富、我比别人穷的”的失衡心态，不能火上浇油，更不能无端指责先富的人。而要用发展的眼光，去思考怎样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推动尚未富起来的人尽快富起来。这是一个使人民群众认识怎样解决贫富差距的有利角度。对于那些不择手段的违法动机和投机心理，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听之任之，否则群众不答应。这样，才能解决部分群众因看到致富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就认为党的富民政策也错了的片面认识。对于那些缺乏致富能力、不会致富的群众，要真诚帮助，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致富的途径和办法，学习和掌握致富技能，不要让他们失去致富的信心。同时要帮助他们认清和扭转观念上、行为上存在的缺陷，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人，走上致富的路。

固根本求大同——正确认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以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党的性质而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根本上、整体上是一致的；就执政党的地位讲，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看，党所代表的整体利益与某部分人的局部利益、党所代表的长远利益与某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客观地存在着具体的差异和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促使矛盾平衡。看到这一点，有利于清醒地认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问题。看到这一点，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的过程中才能增强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前面，防患于未然。看到这一点，在处理群众意见时也能做到客观冷静，讲究政策，避免矛盾激化。特别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把握这一点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看到这一点，有利于克服思想上的简单化，分清“信任”问题的性质，采取正确的策略。凡属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法律的事情，不能把它看作“信任”问题，要果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其他的矛盾都应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防止矛盾扩大。也有利于克服对“信任”问题掉以轻心，任其滋蔓，导致矛盾性质的转变。

总之，解决好社会转型过程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心理影响以及各种矛盾交织引发的情感问题、认识问题，才有助于在全社会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