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论述的深化过程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加深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相应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作为我国新时期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十二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里，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三大
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十四大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为长期纠结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至此，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十五大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十六大
2002年11月，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明确要求：“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十七大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并要求：“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十八大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要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以往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二、让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的实践经验，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概括起来，就是要“定好位”、“防越位”、“补缺位”。
定好位
“定好位”，就是把政府职能界定好。政府和市场不是谁大谁小、“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而应“各就各位”，成为优势互补的“黄金搭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就明确了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划定了边界，为转变政府职能指明了方向。形象地说，就是要求政府当好国民经济的“掌舵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防越位
“防越位”，就是把该放的坚决放开。为此，国务院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到2014年6月底，已取消和下放468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全年将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含金量高、能够激发市场活力的行政审批事项，更多释放改革红利。二是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014年4月国务院专门下文，要求一年内将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或依法调整为行政许可。三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目前，浙江等地已晒出省级权力清单，行政权力大大“瘦身”。
补缺位
“补缺位”，就是把该管而没管好的事坚决管好。现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等很多领域，都亟待政府来补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4年的改革重点任务中，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任务。比如，严厉惩处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全部常住人口的时间表，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等等。为引导各级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更好作为，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不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而把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这就为各级政府补足“短板”提供了强有力的指挥棒。
三、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
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难以正确认识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正是这一局限性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财政债务化以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大产业中，各次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15%，第三产业约为75%。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暴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均为重灾区。
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全球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揭开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序幕。1992年爆发了涉及10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3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外国投资者纷纷抽走其资本，墨西哥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97年7月，受美元升值和美国利率上调的影响，泰国市场信心下挫，外资开始大量撤离，股市连续下滑，泰铢急剧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3月，阿根廷进入偿债高峰，而国内资本外逃却日益严重，经济陷入严重动荡和危机。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逾84亿美元的流动性债务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节，经济高度金融化和虚拟化
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经济增长丧失动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机，是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莫大讽刺。经济金融化使经济的发展基础被掏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最终因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走向崩溃，从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
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约合408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约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依靠发行国债，财政恶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状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在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现。201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达成协议，结束部分政府部门长达16天关门危机，协议批准联邦政府借债3280亿美元。在这之前规定的上限是16.7万亿，致使美国债务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达到17.075万亿美元。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巨额债务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
中产阶级没落，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
2006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现在美国人贫富收入悬殊甚于历史上任何时候。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近全社会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形成了1%最富有人群与99%的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四、案例：广东佛山——政府与市场的优美“三步舞”
放权—让权—交权，从一轮轮下放审批权力，一次次向民间资本出让公共服务领域，到一步步将权力“接力棒”交托社会中介组织，佛山市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仿佛跳出了一支优美的“三步舞”，协调融洽。
放权——用审批权换营商新优势
“放权”，是佛山市政府处理好与市场关系的第一步。从1998年至今，佛山已开展了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区两级累计取消了1383项审批事项，压减达55%，最大限度地放宽了对市场的管制。投资准入领域的“三单”管理改革是佛山市政府“放权”的又一新举措。去年，佛山市南海区制定了广东省首份“负面清单”，并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三单”管理，为佛山先行先试探路。佛山市发改局副局长宋树龙介绍，所谓“三单”，即负面清单、准许清单和监管清单，政府以负面清单方式列出禁止企业投资的领域，清单外则充分开放，“法无禁止即可为”；准许清单给出了政府审批服务的范围；监管清单则列出了黑名单等市场监管措施。
让权——让民间资本来“经营城市”
敢为人先的佛山人，首创了城市可经营项目市场化的“经营城市”模式，将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权“转让”给了市场。如今，每年固定在五六月之间举办的佛山城市可经营项目投资推介洽谈会，已成为民间资本向往的“盛宴”，也成了佛山的一张城市名片。该活动从2005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累计签约577个项目，引进投资额达3300多亿元，实现了政府、投资者、市民三者共赢。
交权——向社会组织交出“接力棒”
近两年，佛山市政府改革的步伐更大了——打开大门主动“交权”于社会，将市场经济发展中不该由政府管的职能，一步步转移给了有资质的社会中介组织。权交出去了，如何确保社会组织能接得住、管得好？佛山开始有重点地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据统计，目前佛山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068个。佛山市一方面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安排640万元扶持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开展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资质评估考核，评定市级88家3A以上的社会组织可优先承接政府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