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锁定未来，必先把牢现在。那些从中国外交65年历程中粹取的精神力量需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畏首畏尾，也要拒绝矫枉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自然也是新中国外交65年。
65年来的中国外交，大体走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苏联、周边邻国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打破西方封锁围堵。
第二个阶段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两国关系破裂，中国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第三个阶段是“一大片、一条线”，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行径，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论断，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65年的外交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战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逐步走近中心位置的65年。
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也要了解外界的评价。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在《中国走向世界：不完全的大国》一书中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划分为更细的十个阶段，进而得出六点结论：
第一，长期性的不安全感和周期性的被孤立经历导致时常的战术性结盟和调整；
第二，国内政治对外交事务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改革开放后的外交运作更加专业化；
第三，被国际社会接纳进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旷日持久，仍不时显示出不适应性；
第四，与周边主要邻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存在“隔阂--敌意--矛盾--正常化”的循环往复；
第五，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极具流动性，且内部始终存在争论；
第六，外交政策的连贯性特征并不明显。
这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还算客观。在风云激荡的世界中，中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变革符号，过于鲜明的“连贯性”实在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求全责备。
“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沈大伟的精神导师基辛格恰恰是从连惯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理解中国外交的。
如果必须为65年来的中国外交找到一条主线，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强国方略结合起来的政策，拥有一个日益清晰的核心词汇：“复兴”。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基辛格说。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已在内心确信，中国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历史性权利”。
经过65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奠定了找回“历史性权利”的实力基础，未来10至20年将是见证结果的关键阶段。观察家们关注到在过去65年间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的视角开始转向中国如何影响世界。
新中国外交所展现的一条有着两股相互缠绕的分支的极重要脉络是：在努力谋求从弱国外交到强国外交的转型的同时，从冲突性崛起、对抗性崛起转向和平崛起、合作崛起。
这是顺乎天意、顺承传统、顺接民心、顺应时代的选择，尽管两股分支之间的协调匹配仍需磨合、加强。今后10年，中国外交将向国际社会系统性地展示两种转型的真实成果，这足以决定世界在和与战、稳与乱、融与分的十字路口朝哪个方向前行。
两种转型的意识和行动在过去两年表现得尤为鲜明，而这两年正是习近平时代扬帆启航的两年，如何解读这两年中国外交的作为对瞻料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向意义。
国内有人喜欢将近两年的中国外交同此前63年的中国外交割裂开来评价，刻意比较中国在什么时期“软”、什么时期“硬”，以证明当下中国处理涉外问题谋略和方式的正确，这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国外有人给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帖上“必胜主义”、“强势外交”的标签，认为实力的提升正促使中国放弃“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作法，转向“走自己的路，任他人评说”的新模式，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回顾过去65年，无论是游离于国际体系时期的“无法无天”，还是逐步融入全球体系过程中囿于国力不济、话语权不多而保持的隐忍韬晦，都不能代表中国外交的全貌，不能指认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
所谓势因时而易，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客观条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靠否定前人来印证今人或反其道行之都不能把真理、真知和真相留在自己身边。
必须用连续的观点观察事物，而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中心力量之际，政策的连贯性、延续性必须在外交当中得到更多反映并成为最主要特点。
判断中国外交正在推开一扇怎样的门，主要还是应看中国正从过去60多年与世界打交道的具体实践中粹取什么。
之所以借用“粹取”这个化学词汇来强调观察中国外交的应有视角，是因为它最能够形容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正在努力进行的一项主要事业：从历史的累进和积淀中提炼、纯化、发展出适应今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精髓。
粹取之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外交价值观。
粹取之二，是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基于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实践优先发展目标和合作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粹取之三，是将不结盟的传统政策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不选边站队不等于不坚持正义，不拉帮结派不等于不主持公道，不对抗冲突不等于不竞争博弈。
粹取之四，是全方位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海洋强国和战略西进并举，打造海陆两翼格局。
粹取之五，是进一步突出周边外交在对外战略布局中的首要位置，努力摆好维护核心利益、促进亚洲安全、拓展周边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搭建大国外交的中心舞台。
粹取之六，是在总结归纳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基础上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拓宽与欧洲的合作渠道，以我为主运筹均衡的大国关系架构。
粹取之七，是大张旗鼓地倡导多边主义，改变多边外交在原先对外战略中相对于双边关系的从属特性，赋予其与国别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
粹取之八，是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投入热点问题，主动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粹取之九，是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濡，提出并坚持正确义利观，从思想上、精神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
以上九方面的粹取，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变革的战略思维和责任担当，为中国外交注入新气象、新特点、新风格、新布局。
它们汇集在一起，勾勒出中国决心在新时期坚持的世界秩序观，就是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
正直、善良的人们都希望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所开启的新范式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立“第五个阶段”，实现从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折。
当下中国外交展现的大国之姿、强国之态并非成式，2年的粹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成了一好势，真正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面，结果尚不确定。
中国的和平发展还不是“现在完成时”。中国就像沈大伟认为的那样是“不完全的大国”，亦或像许多本国官员和学者强调的是“独特的大国”，有自身的长项和软胁、优势和缺点、雄心和迷思。
过去几年，中国用了太多精力试图说服世界，上升大国并非像西方理论界认为的那样注定要与守成大国发生战略冲撞，也并非一定要在周边谋求势力范围。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又何尝不是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正陷入权力政治的诱惑？
在中国迈向全球中心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有太多战略和心理门槛需要跨越，比如同日本的关系、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变得迷信压服、征服手段，相信“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而对祖先遗训中的“刚柔相济”、“棉里藏针”、“水滴石穿”不屑一顾？
中国必须解答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能够正确展示和运用自身不断积聚的实力和自信，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一个超越权力思维、强权政治的先例，成为一个众所信服、世所接受的全球大国吗？
想要锁定未来，必先把牢现在。那些从中国外交65年历程中粹取的精神力量需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畏首畏尾，也要拒绝矫枉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