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长正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充分发挥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一、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举措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各种风险挑战极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保持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着力点，就是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增强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引擎作用，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概括地讲，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由大国向强国转型升级。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强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多数发达国家崛起的基本路径是：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较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完成工业化之后，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多转向消费需求拉动。这是因为，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缺乏资金，需要大幅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降低消费率。而当资本存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要降低储蓄和投资，提升消费率。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体，其最终消费率均在80％左右，而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迫切需要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
第二，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外需向内需转型升级。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依靠世界市场的强大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鲜明特征，使得我国得以高速增长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向以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第三，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当前，我国内需结构调整过度依靠产业投资，使得产能过剩风险逐步凸显。以产业为例，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光伏等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在70％左右，按照国际行业标准，这些产业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通过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一方面可以积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需求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
第四，促进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向包容共享转型升级。我们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积极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获得经济建设的资本积累，我国很长一个时期推行的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政策，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注重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数量，更要注重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质量提升，实现经济福祉由广大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
二、制约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因素是体制机制障碍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我们都必须将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大国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总体来看，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制约我国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第二，政府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的提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消费预期密切相关，稳定的消费预期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总量。当前，由于我国对基础性公共产品投入相对滞后，导致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第三，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良好的社会信用与消费监管体系是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红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第四，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阻碍了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有效的消费供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三、一些发达国家培育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做法与政策措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不优等问题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比如美国。美国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等诸多有利因素，使美国超前消费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从整体上看，“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为4．9％，远低于中国51％的水平。美国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政策有：一是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一揽子减税措施惠及美国3500万户低收入家庭，对提振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消费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食品券等形式，为扩大消费人群与培育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三是实行鼓励信贷消费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等办法，鼓励居民进行信贷消费。当然，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
再如英国。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让位于美国，其依靠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来拉动国内需求的路子逐步走到尽头，而通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模式。其培育消费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政府大规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945年英国率先建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低收入阶层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英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减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增值税率从原来的17．5％下调到15％的欧盟最低水平，并针对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税种进行了相应调整，有力地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起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目的。三是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夺取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英国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消费领域的监管，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还有日本。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总体消费水平接近美国和欧洲，但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资源贫乏的国情制约，其消费模式表现为“较高储蓄率、较低借贷消费率”的消费特征。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消费特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池田内阁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日本居民收入，推动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大力推动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消费信贷无需提供担保且手续简便，还可通过无人自动协议机操作，深受工薪阶层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三是大力支持消费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日本消费产品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促进日本居民消费一波又一波地增长。
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2013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78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1％，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但相对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的54．4％而言，依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产业，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打造中国消费升级版，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消费收入来源。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公布，应当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根基在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我们要通过做大、做强 “经济蛋糕”，扩大消费的直接收入来源。一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二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三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通过市场驱动和创新驱动，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四是积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等经济风险，促进经济行稳致远。
第二，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基础。释放我国消费红利，解决“没有钱可花”的关键就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这种提高要以收入增长的制度机制来保障。一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推动企业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建立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引导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合理增长。二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居民的红利、股息、利息等财产性收入，努力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三是要完善有助于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应建立对节能、环保、循环利用等领域的长期补贴机制，加快推进间接税改革，通过降低间接税促进消费产品价格的下降，以扩大消费需求。四是要积极落实扩大就业政策。努力解决好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复转军人等群体的就业难题，通过扩大就业保障好这部分消费人群的收入来源。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中存在的“有钱不敢花”的根源在于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改革公共财政体制，按照有利于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二是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尤其要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使居民在重特大疾病面前能够获得急需的医疗保障，这对于提高消费预期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取缔 “择校费”等不合理收费，改善民办教育办学环境，努力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四是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积极探索实施多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将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居民中低收入和农民工群体，显著降低租房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
第四，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当前，要解决好我国消费市场中“有钱不愿花”的根本途径在于要不断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使得广大居民能够“放心消费、安全消费”。一是要加大针对社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力度，鼓励诚信经营，积极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二是要加强各类个人及企业的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并依据有关法律对其实施分类管理，有条件地向社会征信企业开放。三是要逐步提高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能力，坚决杜绝各种欺行霸市、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商业欺诈、霸王条款等行为或现象，特别要强化对食品、药品、日化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透明的消费环境。四是要大力支持中小型消费信贷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信贷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其办理手续复杂且信贷要求高。我们要适当放宽中小型消费信贷企业的准入门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中小型消费信贷企业的发展。
第五，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培育居民消费热点。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共取消和下放5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对于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改善居民宏观消费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发现，不少地区和部门在新型消费业态企业准入门槛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清理取消不必要的生产经营准入限制、行业管理规定等。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从“吃穿住行、教养康享”等方面入手，大力培育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旅游度假等新的居民消费热点。建议恢复“五一”七天长假制度和强制性带薪休假制度，增加人们外出旅游的时间，保障居民休假期间的收入不降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值得重点指出的是，信息消费、网络消费等消费新业态和消费热点方兴未艾，显示了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我们要加快推进这些消费领域的政策细则出台，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紧落实政策支持措施，完善政府消费监管，为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营造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