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采访调研发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腐败官员与商人、亲属情人间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的各种异化的人际关系圈若隐若现;以“小圈子”为标准选人用人、拉帮结派，助长了“红包文化”、“江湖文化”、“买官文化”等“黑色文化”。受访办案人员和专家建议，要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强化对干部“带病提拔”倒推问责机制，推行公开透明的选人用人制度，从根本上打破腐败“小圈子”，涤清用人“黑文化”。

以利为绳编织的变异“人际圈”

据受访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人际关系以利益为核心盘根错节，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

而在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共案。

如江西萍乡市腐败窝案中，政协主席晏德文与常务副市长孙家群之间有“师徒关系”，孙的提拔曾经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市委秘书长张学民与晏德文又有同学关系，这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共同作案提供便利条件。

即使是圈子的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及也马上出面“打岔”;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

例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分管领域工作的机会，在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

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固定有几个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代言牟利”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腐败官员惯用的手法是，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例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

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他对何某说：“钱先放到你这里，由你来保管、投资，等我退休安全着陆后再来拿。”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本刊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谋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其身边的朋友、同事、司机都有涉案。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上述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多位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谁敢通过举报或查处打破某种平衡，就被视为“大逆不道”。

“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的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了通过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江西萍乡市多位受访干部反映，陈安众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只要想用人，就必用“自己人”，只要想提拔“自己人”，就根本不考虑职数问题，“大量拉长板凳”，超职数配备干部。

“伯乐相马”式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极易造成“人身依附”和用人腐败。办案人员和一些干部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蔓延。

在一起涉及多名厅级干部的腐败窝案中，几名落马官员在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分别收受单位和个人红包就达六七十万元之多。其中，一名落马官员为了不去异地任职，就送给市委书记8万元的红包，请他“摆平”了此事。

近日，安徽省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晏金星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

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广东省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原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原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方面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据晏德文交待，今年2月22日，萍乡市委在迎宾馆组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时，张学民对晏德文说，《龚全珍日记》中有1篇文章，他看了9遍，要晏德文也看一下。按照张的提示，晏德文发现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张学民是想借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与他达成攻守同盟。”晏德文说，三天后，张学民再次找到他，说自己是坚决不会说的，要他也要坚强，打死也不说。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萍乡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是红色基因厚重的地方，却因腐败风气出现‘基因变异’，确实应该反思。”萍乡市一些受访干部认为，用人腐败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影响巨大，用人出了问题，官场风气就会慢慢恶化，甚至由“红”变“黑”。

强化用人问责优化政治生态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优化政治生态也要抓住这个关键点。”曾在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工作多年的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倪贵武认为，所有的腐败问题都是因为人的问题。过去选人用人，一般先由组织部门摸底，从符合条件的人里面考察。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授意，指定对某个人考察，这样选出的人不能“服众”，领导的权威也要受损。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只有加快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淘汰“官场的逆淘汰”，让“圈子观念”、“黑色文化”没有生存土壤，才能避免制度性原因带来的腐败现象，真正解决政治生态问题。

江西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治权是关键”。要坚持制度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通过“公开”限权，把权力晒在阳光下;完善监督控权，进一步健全权力监督体系。

这位负责人建议，一是逐步探索建立党内公开监督、公开批评、公开质询以及对“一把手”弹劾罢免等制度，推行制度化分权方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引导“权力制约权力”。

二是通过公开干部调整信息、公开推荐提名人选、公开民主推荐票数、公开选拔任用结果等内容详细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是建立干部“带病提拔”倒推问责机制，狠刹跑要之风，为那些群众公认、实绩突出、作风优良的干部打开进步之门，对那些碌碌无为、跑官要官的干部撤下晋升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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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仍需紧盯“一把手”

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的喜好、作风、品德，对所在地和部门政治生态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采访调研，多位基层干部反映，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的喜好、作风、品德，对所在地和部门政治生态至关重要。

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一把手”带头腐化堕落往往是关键性因素。受“一把手”影响，下属干部中易形成一种“追随心理”，导致本地或本行业内“颓腐风”盛行，窝串案频发，腐败面扩大，政治生态恶化。

受访专家、办案人员等认为，在加强对“一把手”选拔任用把关力度的同时，还应针对权力运行中易腐领域和环节，提高监督效能，赋予群众更多监督权，避免“一把手”权力失控。

“一把手”腐败带坏一批干部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的“贪玩”在当地出了名。据办案人员透露，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陈安众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成天花天酒地，莺歌燕舞。在陈安众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不琢磨事只琢磨人，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上，把公款当成自己的存款，将个人花销打包到职务消费“筐”中，“特权开支”没了底线。

“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关于陈安众四个“一八”的段子在萍乡广为流传。当地一些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陈安众作为“一把手”的“风向标”作用，一些羡慕他生活方式的干部主动模仿，就算心里不认同的干部也会被动迎合。

“‘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就是那个时期带出来的。”萍乡市委一名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领导干部不良嗜好的背后，大多隐藏着贪腐劣迹。今年5月，中央纪委对陈安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并通报：经查，陈安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与陈安众类似，曾主持湖南省交通厅全面工作多年的原党组书记陈明宪也被公认打牌、唱歌等娱乐活动样样喜欢。据了解，陈明宪案发前长期居住在华雅国际大酒店贵宾房。酒店老板李某在其庇护下，不仅承揽了高速公路的开发项目，还承包了数个服务区，并成为数条高速公路的建材供应商。办案人员透露，打牌是陈明宪在酒店内每天必玩的项目。一些老板为了拿项目，排着队拎着大量现金上酒店陪打牌，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陈明宪找一些下属谈事，有时也在牌桌上解决。被叫的部下大多心领神会，拎着钱上桌。陈明宪总是赢钱，洋洋得意地自命为“赌神”。至案发时，陈明宪光打牌就“赢”了一大笔钱。

“现有的‘一把手’体制下，‘一把手’廉洁能干，干部也必然能干，‘一把手’腐败，也必然带坏一批干部。”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志信说，陈明宪任党组书记期间，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按照“陈氏游戏规则”，湖南省交通系统内机关一度打牌豪赌成风，从领导到干部都打，领导跟干部打，干部不敢赢;干部跟施工队打，施工队不敢赢。

警惕上行下效腐败蔓延

在陈安众和陈明宪落马之后，二人曾经主政之地也成为腐败重灾区。继陈安众之后，萍乡市自2013年8月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市委秘书长张学民、萍乡市常务副市长孙家群、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已退休的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4名副厅级干部被查处。

今年8月中旬，《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过程中采访时任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对方还大谈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不料9月15日，江西省纪委即宣布，陈卫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而湖南省交通厅直系统目前因贪腐落马人员已达28人，其中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17人，涉案金额最高的达1.8亿余元。

“一把手”带头堕落导致上行下效，腐败蔓延。“上级领导一级给一级‘打招呼’，要求帮助相关单位或个人中标，自己心里不平衡，也就产生了搞个标得点好处的想法。”单笔涉案金额就达上千万元的湖南原怀通高速公路项目经理佘小年说。

同样因受贿被查处的湖南原洞新高速公路项目公司经理吴六徕说：“这些年的腐败风气，即使自己认识到有些事情不能做，做了就是违法犯罪，但是看见别人做了，也就跟着慢慢做了。”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刘志信说，湖南交通系统涉案的副处级以上官员中，大部分存在生活奢靡、包养情妇等问题，并由此诱发违法犯罪行为，贪腐成为其维持奢靡生活的必备手段。

据办案人员透露，萍乡市落马的厅官中，已查实张学民、孙家群、晏德文均存在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现象。

本刊记者在多省市调研发现，因“一把手”带头贪腐导致政治生态恶化甚至牵出涉案人员众多的腐败案屡见不鲜。

近日，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1900万余元财物被判处无期徒刑。经查，曾向毋保良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最终导致其中8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包括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和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党政“一把手”。

湖北省黄冈市纪检部门今年查办黄州火车站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李平安腐败案后，从开发区副书记、副主任到村支书20多人相继涉案被查办。

“政治生态一旦坏了，不正常的事情也就变成了正常。像逢年过节给领导送个几千万把块钱，自然也就成了‘规矩’;领导干部包养情人，也就成了‘时尚’。”因受贿558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湖北省随州市原政协主席樊建国说，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如果不完善体制机制，全面强化对权力使用、人才选用等方面的监督，腐败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关键还在约束“一把手”权力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认为，“一把手”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居核心影响地位，规则、风气、导向，是决定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好坏的三要素。规则是维护良好政治生态的首要前提，有了规则制度不敢坚持，就像车没轨道，就乱了;一个地方风气不正，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导向就是风向标，党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具有源头性、导向性、引领性作用。

“上梁不正下梁歪。”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魏建华认为，“一把手”的话语权太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太难，造成官场很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外商投奔领导，下级站队上级，一切通过利益链接在一起。

湖南省长沙市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秦跃平认为，要把“可变现的权力”交给市场，把“有弹性的权力”经由集体决策，把“一次性的权力”进行部门分权，把“垄断性的权力”引入外力监督，权力才有可能避免失控。

“必须改变‘一千个群众说我好，不如一个领导说我好’的现象。”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应通过完善对“一把手”的考核机制，充分反映群众的意志，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

陈胜华认为，唯有监督才能规范权力，并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当前针对“一把手”的监督形式很多，如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但监督机制效能不高。

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把对“一把手”的巡视监督作为重点，提高发现和纠正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应该经常性开展对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议事规则、“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真正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制衡机制。(胡锦武 苏晓洲 李鹏翔 杨守勇 叶前 邹俭 朴凌 军辉 杨玉华 傅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