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梁柱先生的访谈录《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梁先生对时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等问题时，点到了蒋介石日记的有关研究。6月23日，《经济观察报》刊登杨天石的《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认为梁柱前文将其视作了当前“翻案”、“重评”之风的典型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并由此提出质疑和反批评。9月5日，梁柱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一文，回应了杨天石的有关质疑。本期“争鸣”版同时刊登杨天石和梁柱两位先生的讨论文章，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关这一讨论的阶段性总结。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界朋友在这个平台就当前重大学术、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平心静气的、富于学理性的讨论和争鸣，从而在切磋砥砺中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奉劝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误区

—— 再答杨天石先生

梁柱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

杨天石先生的《“修辞立其诚”，批判要有根据——再答梁柱教授》一文（以下简称“杨文”），使我想起2012年8月15日《中华读书报》对汪荣祖教授的访谈录《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

从汪荣祖教授的一篇访谈录谈起

汪荣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国台湾学者，曾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2012年8月访问大陆，《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他时，涉及对蒋介石的评价和对杨天石研究的看法，现摘录几段：

读书报：您对蒋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年随着胡佛研究院蒋的档案的解密，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得到修正。您对此怎么看？您对蒋介石的评价有所改变吗？

汪荣祖：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读书报：大陆的杨天石先生近年来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解读，反响很大。您如何评价蒋日记的价值？汪荣祖：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根据它来了解这个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记牵着鼻子走，因为日记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紧要的是，没有人怀疑他的日记是假的。其实，我和杨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来过，他到美国是我给他申请的。我觉得他有点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为此，前两年我还跟他打过笔仗。他认为蒋介石曾经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我说没这回事情。他说在日记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万块美金去德国活动，但全无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记里说准备若干钱要去月球，你能说他登上了月球了吗？

读了这些文字，感慨良多。一是汪教授在大陆感受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这有杨先生的“一大功劳”。杨文有一点说得很对：“梁柱教授对我的蒋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是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养成的职业责任心，使我不能无视一些失当的、错误的观点误导青年。我的《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发表后，一位大学老师告诉我，他们即把双方文章印发给研究生阅读、辨析，因为杨的观点影响和扭曲了一些学生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

我私下思忖：对杨先生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的决不会只我一人，也许他会当面听到读者和听众的质疑。但这都不能唤起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反思，这是极为遗憾的；汪教授对杨先生研究的看法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这确是中肯的批评，一语中的。汪教授长期在美国等地任教，尚能有这样深入正确的看法，而中国大陆的杨先生却偏执自己的迷误，这值得当事者长而思之。

杨文辩护漏洞太大，难以周全

现就杨文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作如下答复和商榷。

其一，杨先生将我引用材料失误问题，升格为作假、篡改；所谓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观动机不良也。这种不良的动机，只能解释为蓄意陷害蒋介石。这真是奇怪透顶！杨先生一再强调“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终于说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说：“生前不准备公布，至少可以说明，蒋介石生前没有利用其日记进行自我宣传、欺骗社会的打算，对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关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这是实话，但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这要从事情的原委说起。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部分实现了他的阴谋，但正如周恩来所说，他这时羽毛尚未丰满，还想“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请处分的丑剧。除了装作认罪悔过的姿态，又把事变说成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蒋介石说的“死后”看我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现在经过杨先生的解读，不但还了蒋介石的“清白”，还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历史被颠倒到如此地步，难道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虚无的是革命的历史，不虚无的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正是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杨文通篇毫无自我批评之意，而辩解的手法实在让人无法恭维。除了指责笔者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诿过别人，一推了之，如他说“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这确是对他一篇采访报道的标题，发表在《文史参考》上，像这样的采访报道稿，一般都会通过被采访者过目和同意的；即使没有通过，经过这么长时间（发表于2011年），对自己不同意的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和申明，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记者、编者身上。我想相关记者、编者如果看到杨先生这个言论，也会感到心寒和齿冷。

杨文为了说明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特别举了两个实例，其实笔者还可以为其补充一个例子：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主动退出延安后，国民党把延安地区的一位劳模弄到南京，也说了类似的话。问题在于，能不能用这样一些所谓的根据，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显然忘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反蒋、倒蒋力量时有表现，蒋介石更是消灭异己的一把好手。置这样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而下这样的结论，这是杨先生过于爱惜蒋介石，决心“抱持正面评价”而导致的。问题更在于：杨先生要用这个说法来洗刷加在蒋介石身上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的罪名，笔者也认为今天不必再用这种笼统的贬义词，但按杨先生“非此即彼”的说法，这种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说明他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吗？

其三，杨文提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可以讨论、研究”，这从原则上说没错，研究没有禁区，但他为此提出的两点辩护，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讨论问题偷换了概念。笔者是批评杨先生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从而否定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大概杨先生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太露骨、太荒唐了，因而在“可以讨论、研究”的名义下，提出“国民党围攻苏区，代表谁的利益？难道仅仅代表‘大地主’，而与中小地主阶级无涉？”

我们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据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及其社会后果而对蒋介石政权性质作出的科学判断，现在杨先生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就超出了常识范围。

第二，杨先生说：“自1937年起，即进行抗日战争，难道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的军阀集团往往都有不同的外国背景，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这不能不引起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问题，而且对统治阶级也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这种符合国际和国内情况的正确理论分析，就为我们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也为我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

国民党参加抗战并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始终不敢实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并且在抗战中后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这就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的局限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视或不懂这样基本的理论，是很不应该的。杨先生提出上面不成体统的理由，来掩盖自己说过的话，这就不是什么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了。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面对，都要加以否认，这还有什么“修辞立其诚”可言呢？！

在杨文中像这样的漏洞还有一些，或者说属于他的自我辩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笔者在《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一文中特别引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的一段话，规劝杨先生对照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这样做是大有裨益的。遗憾的是他回避了。刘大年指出英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对蒋介石评价的错误在于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这也正是这位中国学者研究蒋介石的问题所在。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杨先生因读蒋介石日记而引发“重写中国近代史”的豪情。恕我直言，“先生之志大矣，先生的方法不对”。就我看到他的有关蒋介石的文论和这两篇对我的答文，深感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理论素养、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对社会高度的责任心，也就是中国史学传统所提倡的史识、史德，还很欠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修辞立其诚”，批判要有根据

——再答梁柱教授　

杨天石

如何克服“内战时期的情绪”，正确、全面地叙述既往的国共关系，做出是非、善恶、正误的判断，在既继承，又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任务。　

梁柱教授对我的蒋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除了今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的访谈录《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外，9月5日，梁教授再次在该报发文，题为《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以下简称《再谈》）。该文作了一点自我批评，但所表现出来的学风和文风上的毛病则较前更为严重。

不是偶然“误记”

拙文《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经济观察报》6月23日）指出梁教授引用假材料后，梁教授在《再谈》中，解释为偶然“误记”，是在“同记者交谈时”，“脑子里闪过”那段话，“把‘死后’误记为‘二十年后’”。梁教授的这一解释与事实不符。资料表明，梁教授是一误再误，多次靠假材料立论。

《乌有之乡网刊》所登梁教授的讲稿称：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人家攻他，他没有办法了，他自己就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就好了，他没话了，表示他的日记是给人家看的。

这一段话，人称代词很混乱，“人家攻他”等语中的“他”，指蒋介石。“他没话了”一语中的“他”，指的则是敝人。因为1926年蒋介石演讲时，不会有人向他提出日记写给谁看这一类问题，“他没话了”云云，只能是指我。梁教授意在说明，当有人以蒋介石的“二十年后”等语向我质询时，我无言以对，“没话了”，只好承认“他的日记是给人家看的”。这就奇了，何曾有人向我提出过上述质询，我又何曾有过上述回答？

《再谈》中，梁教授虽承认自己“误记”，但认为关系不大，都说明蒋介石日记“是给别人看的”。然而，生前不准备公布，至少可以说明，蒋介石生前没有利用其日记进行自我宣传、欺骗社会的打算，对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关系不大，而是很大。

似是而非的片言碎语不代表我的总体指导思想

梁教授批评我：“不是采取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态度，而是对蒋介石‘抱持正面的评价’，且要以超过中国台湾方面的评价为志趣。”接着，他谴责道：“在中国革命胜利60多年后，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作出这种志趣的选择，真是匪夷所思！”

我一向认为，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从未简单主张对其“抱持正面的评价”。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此说出自我国台湾《旺报》记者对我的采访。原文大意为：民进党让蒋介石“从神变成鬼”，“把蒋介石打成负面评价”，“我个人对蒋介石是抱持正面的评价”。可以看出，敝意在于批判“台独”势力，但记者所写、梁文所引都并非我的原意与原话。此前，我曾提请梁教授以敝人正式出版的“专著或论文”为准，但梁教授不顾，从这种既不准确，又难称通顺的文句中截取短语，脱离语境，任意发挥，视为我研究蒋介石的总体指导思想，《再谈》中三次引用，大加指责。这种做法，恐怕不能认为正当。至于梁教授批评我“以超过中国台湾方面的评价为志趣”，更是无中生有。“志趣”，属于内心想法，梁教授何以得知？我在何处表述过这样的“志趣”？

梁文还批评我把蒋介石描述成领导北伐、抗战的“神勇统帅”。其实，我的所有著作都从未出现过“神勇统帅”四字，也从无此意，相反，倒是详细叙述了北伐时蒋介石进攻武汉、南昌失利，抗战时指挥淞沪战役失利等事实，梁教授是否没有读到？

“救星”问题其来有自

《再谈》中，梁教授批评我时常提出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一类问题，批评我提到，国民党曾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自称：“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说法……那这究竟是谁人杜撰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杜撰？为什么会如此下作？”梁教授“没有听说过”，可以理解。他本应去查查国民党的文献，然而，他并不去查，就严词指责，似乎是在暗示，“杜撰”者是敝人。文章后面，梁教授就直接点明：“可见他致力于正面评价蒋介石，也就是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救星’。”

拙著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梁教授的印象应得之于网络。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或擅自改动文意，其下者甚至盗用敝人名义发表作品。此类情况，敬请鉴别。

历史上是否有人称道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呢？有。随手举两个例子。

1.图片及说明：“（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巡视山东，在济南接受当地父老呈献‘民族救星’锦旗。”（《总统蒋公哀思录》第3编，第126页，未署出版人）

2.张龄作词，李中和作曲《蒋公纪念歌》：“总统，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360百科词条）

上述资料，可以证明“救星”之说，并非我的“杜撰”。

我为什么要引用“中国救星”、“世界救星”之类的谀词呢？那是为了与对蒋介石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之类的恶评对照，意在说明对蒋介石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或神化、美化，或鬼化、丑化，从而说明科学地、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必要。我在引用上述词语时，不仅说明出自国民党一方，而且特别说明，“这是一种极端的吹捧”。

谁在断章取义

梁文批评我在论述九一八事变时，“根本回避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引证蒋介石日记中骂日本人的一些话，然后大加赞美：‘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仅仅根据日记中的一些空话，不问实际情况，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赞美，真是活见鬼。”

请检核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但又是软弱无力的”，这是关键的一句，表明我对蒋介石的“壮烈”表态，持保留、批评的态度，并未全盘肯定，然而，梁教授却加以舍弃。为何？因为有了这句话，梁文批评我对蒋介石“大加赞美”的观点就失去依据了。

我一向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妥协、退让，对其持批评态度，但是，我也持分析态度。上引拙著指出：“就其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关于“不抵抗主义”，拙著指出是“绝对错误的”。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拙著指出是一项“错误政策”，给予严厉批判。关于蒋介石的东北政策，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从抗日战争的长时段中，对其作全面考察，较之梁教授考察的时段长得多。我对蒋介石“忍辱哲学”的叙述，本有嘲讽意味，但梁教授却视为“正面赞美”。

深文周纳 随意曲解

《再谈》批判我，“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把反革命的‘剿共’战争描述成了为抗日做准备的爱国举动”，“完全颠倒了历史，否定了人民革命的正义性”。

我多次指出，1927年至1937年的清党剿共，1946年至1949年的反共内战，是蒋介石一生的两大过错，何曾有过片言只字的肯定、赞美之言！我也曾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坚持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一面则进行抗日准备，例如恢复对苏邦交，寻找盟国；制订国防计划，修建国防工事；向国外订购军火、石油；寻觅迁都地点和长期抗日根据地，等等。追剿红军期间，蒋介石进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现这一带地处内陆，远离海口，山川险阻，决定以这一地区，特别是四川省作为抗日根据地。但是，蒋介石企图给日本造成错觉：国民政府仍在全力剿共，并未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其日记称：“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所谓“大战”、“准备”，均指对日战争。拙著并未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是假“剿共”，更未认为其“剿共”是“爱国举动”。

在经过如此这般的分析后，梁文说，按照杨天石“对历史的颠倒”，“蒋介石成了民族大义的维护者，革命根据地成了蒋介石实现抗日的障碍物，那么红军战士不就成为蒋介石所说的‘匪’了吗？”他进而斥责我，“跻身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并享受了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偏要这样来描述我们革命的历史”。“人孰无情，君心何忍；苍穹茫茫，先烈何堪！”

读至此，我大为惊愕，只想劝梁教授冷静，把别人的书读懂了再批判。须知，批判文章的力量在于坚实可靠的史料、剀切透彻的论述、严谨缜密的逻辑，而不在于煽情，更不在于对原文的曲解、引申。

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可以讨论、研究

《再谈》中，梁教授引用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对我的访谈。其中，我对国民党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一说提出质疑。

有关说法流传很广，然而，国民党是“百年老店”，各个时期表现不同，有关说法并不严密、准确，此前学界对此已有过讨论。例如，第一，20世纪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国民党围攻苏区，代表谁的利益？难道仅仅代表“大地主”，而与中小地主阶级无涉？第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对外虽仍软弱、妥协，但实行关税自主，力图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自1937年起，即进行抗日战争，难道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学者，为了维护“大买办”之说，竟荒谬地声称国民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听了主子的话才抗战的。这种说法，对当年的国民党抗日领导人和保土卫国、血洒疆场的广大将士，是否公平、恰当？

《再谈》中，梁教授问我：“如果笼统地说蒋介石有领导抗战并直至胜利这样显赫的历史功绩，那怎么解释三年后被人民革命战争打得落花流水，众叛亲离？怎么解释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蒋介石政权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其实，敝人早就分析过多次。其原因在于：国民党丢掉了农民；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大打内战，经济恶化，丢掉了全民；贪污腐败；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等等。这些说法，欢迎梁教授批评。

请梁教授反求诸己

梁文最后，劝我“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反思”，很感谢。但是，我想请问梁教授，没有认真阅读、考订蒋介石日记，仅仅根据一条“误记”的史料，就全盘否定其53年日记的史料价值，是否“浮躁”？

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修辞立其诚”，写批判文章，要诚实，有根据。《再谈》一文，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曲解，是否有违“修辞立其诚”之义？

梁教授承认，蒋介石“在某个历史时期做了有益的事情”，可以给予“应有的肯定”。我很想知道，梁教授做了哪些“应有的肯定”？拙书是多卷本，已出三卷，尚在继续写作中，到目前为止，其实只是选择蒋介石的生平大事，利用其日记作为参考资料之一，结合大量其他文献、档案，叙述蒋介石做过的部分“有益的事情”，也初步分析其局限、过错和失去大陆，为中共所取代的原因。梁教授如果有意推进学术研究，不妨就拙书所述，具体指出何处不实。梁教授不此之图，却武断臆造，严词批判，是否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多年来，我一直以之作为研究的指南，曾表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我自认，这样的研究程序、方法、思路符合恩格斯的要求。请梁教授自思，是否在让历史服从原则？

消解敌意，

迎接“两岸一家亲”的新时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多年对峙。值得庆幸的是，内战早已结束，彼此互骂为“匪”的年代也早已过去。两岸的和平关系已经建立，并且正在发展。

自1982年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引用鲁迅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后，温家宝总理提出“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都表现了中共“捐弃前嫌”的良好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进一步提出“两岸一家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以及“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等思想，甚至提出“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的高难度要求。如何克服“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语），坚持真理，纠正误偏，摒弃歪曲、蔑称，正确、全面地叙述既往的国共关系，既还原历史本相，评价相关人物，不回避分歧，又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做出是非、善恶、正误的判断，在既继承，又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或话语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任务。不管两岸关系还会有什么风云变幻，但“两岸一家亲”的时期总会到来。为此，历史学要有所准备，这就要允许探索和讨论。笔者多年来所做，正是为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