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老百姓守法、信仰法治,法律首先得对老百姓确有好处,能够切实保障老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仅实现管制、约束功效。大多数老百姓感觉到他的权利能够通过法治得到充分的保障,甚至他不曾知晓的权利通过法治得到了、丰富了、拓展了,他能不相信法治吗? “让法治成为人民心中的信仰、良法善法有实现保障人民权利的能力、法制要易操作易实现”,这三条如果能在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先期做到,实现全民守法就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进方向,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遵循。按照总目标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期,建设法治中国可待。

从今天开始,《法制日报》视点版推出“法治中国 权威访谈”栏目,邀请权威人士多维度解读“法治中国”的深刻内涵。

58岁的宋文高风风火火走进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一楼,向左一拐,越过第一间办公室的门,就迈进他“坐堂”的地方——门上标有“诉非衔接人民调解室”的房间。

身为当地一乡镇司法所所长,宋文高凭啥在县法院有间办公室?

青神县法院诉讼中心副主任邹翔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老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逾30年,自眉山市法院系统两年来推行“诉非衔接”机制创建至今,老宋受邀进法院任特邀调解员。

“诉非衔接”即“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配合”简称,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探索“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

截至记者到青神县采访时,老宋依托法院调解收案110件,成功调解80件,把大多数递进法院的诉状纠纷,稳妥地解决在法庭之外。老宋的调解佳绩令法官佩服,老宋也由此成了公认的“金牌调解员”。

老宋明白,同样做调解工作,他在乡镇司法所积累了数十年的调解经验,如今得以在法院精心搭设的这个“诉非衔接”平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法治信仰源自权利保障的实现

辛鸣教授坐在中央党校研究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记者介绍上述采访经历后,对记者说:“法治意识、法治制度不仅仅体现在司法环节,更要体现在之前的社会民众生活全过程中,包括老百姓日常生活利益调节机制也好、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也好,像这样把利益诉求的调解制度的渠道疏通好,就可以让民间纠纷在法院大门外消化掉相当的比例。”

话题转至全民守法,这位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讲要让法治成为人民心中的信仰。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要信仰法治呢?”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说‘人所奋斗的一切都跟他的利益有关’。”辛鸣说,由马克思的这句话联想到信仰,信仰说到底就是真信一个东西。为了那个东西,我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生命。因为我认为它值得付出。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甚至牺牲一切再所不惜,靠什么?靠得是觉悟。

显而易见,老百姓法治信仰的形成不能仅仅靠觉悟,或者说不能首先靠觉悟。辛鸣相信,如果老百姓认为守法没有好处,不能获取到利益,任何空喊全民守法或试图强迫命令全民守法的努力,都不管用。

青神县人民法院“诉非衔接人民调解室”的口碑为什么在当地百姓中不胫而走,“金牌调解员”老宋熟悉老百姓打官司的“小九九”:

上法庭,必然耗时间、耗精力,破费钱财,因为不太懂法律法规,还要请律师,到法庭上不允许胡乱吵嘴,与对方论战情绪激烈、气上加气……

辛鸣给出相应的解读:即使法律已是良法、善法,执行法律也足够严格,但是如果执行法律成本太大,程序太繁琐、复杂,老百姓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动不动跟别人上法庭打官司。

“老百姓凭什么相信法律、信仰法治?”辛鸣认为,“想让老百姓守法、信仰法治,法律首先得对老百姓确有好处,能够切实保障老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仅实现管制、约束功效。大多数老百姓感觉到他的权利能够通过法治得到充分的保障,甚至他不曾知晓的权利通过法治得到了、丰富了、拓展了,他能不相信法治吗?”

话题由具体转为抽象后,辛鸣再次设问:“什么样的法治能保障老百姓的权利?”

辛鸣给出的回答很明确:“科学立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的诉求,维护人民的根本权益。要想让老百姓相信这个法,这个法就要成为良法、善法,能够实现真正保障人民权利的能力。”

随着话题延伸,辛鸣又一次设问:“当今中国社会有很多法律是良法、善法,为什么一些百姓并不寄予很大的期望呢?”

辛鸣认为,尽管国家设定了法律秩序和法治要求的框架,但不少人一旦遇到难处,宁愿找关系、走后门,因为他们觉得守法低效、费时费力。在这些人眼里,法律制度犹如一根橡皮筋或一团橡皮泥,只要有人脉,疏通关系,万事亨通。

——明明是一些不敬重法治、不遵守法律的人,偏偏能够违法获取巨大利益和好处。

——明明是国家法律,却变成个别人谋取部门和部门中个人利益的工具……

如果社会频频发生如此情形,人们怎么可能对法治抱有信心呢?

辛鸣认为,“让法治成为人民心中的信仰、良法善法有实现保障人民权利的能力、法制要易操作易实现”,这三条如果能在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先期做到,实现全民守法就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法治教育的前提,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遵守法治的前提,也是这三条。”辛鸣把上述三条统称为“全民守法基础性工程”。

全民守法要打通法理情三者关系

青神县隶属四川省眉山市,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选定42家法院探索尝试“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位列第二批试点单位。

辛鸣看到本报记者赴眉山市两级法院“诉非衔接”的采访报道(法制日报11月1日视点版《眉山法院探索“诉非衔接”机制定分止争》)后,向记者谈及他在思考全民守法时想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必须打通法、理、情这三者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全民守法才有可能变成一种现实,才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这一认识,源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沉淀、积聚的情理关系的审慎思考。

虽然说守法先要懂法,但不能忽略法治背后深藏着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人文价值观。在洞悉“法治无外乎人情”的同时,若将法治建设得冷冰冰、干巴巴、完全跟社会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情理不搭界,甚至冲突,怎么指望人民大众对这样的法治建设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呢?

具有建设性的思考是:现代文明应该让人类之间的生活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有感情,而不是越来越冷冰冰,越来越干巴巴,越来越刻板。中国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情理文化恐怕还是应该保留的。

“这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文明标志之一。”在辛鸣看来,中国的情理文化是有价值的,只不过需要研究它与现代法治意识的接轨。如何在承认和接受目前这种文化氛围和背景的情况下,把现代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贯穿社会生活中。“这个接轨是双向的,既要求传统的情理文化跟现代法治接轨,同时也要让现代法治意识跟传统中的情理文化协调起来,保持平衡。”辛鸣说。

辛鸣说,对于这点,目前强调不够,有人一提到全民守法,动不动就全面否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

实现全民守法是一个渐进过程

全民守法可以视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

辛鸣告诉记者:“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来讲,如果全民守法,这个社会当然是个文明社会、和谐社会,是个有秩序的社会,我们很希望建成这样的社会。”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辛鸣感到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不能空喊口号,法治建设不能停留在嘴上。

“全民守法,为中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辛鸣对这句话的形象解读是:“法治国家不能是‘悬空’的,必须得有‘根’。这个根是什么?就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全民守法。”

论及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三者关系时,辛鸣认为,要想搞好法治建设,需要治理好法治国家,要想治理好法治国家,需要培育法治社会这个土壤。

回顾习近平同志提到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个共同推进”,辛鸣向记者提供了这样的解释:“要想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方略,政党不依法执政是不行的,政府不依法行政是不行的。”另外,“只有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政府,这个法治国家的运行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如果只有法治国家,没有法治社会,就相当于这个法治国家是悬空的,没有基础和根基”,而“法治国家必须扎根在法治社会这个土壤中间”。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众能够信仰法律、能够懂法律、能够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目前追求的、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辛鸣说,“全民守法,说到底,就是要激发人民群众对建设良好法治国家的期待,激发人民群众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热情,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去。没有这些,何谈全民守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辛鸣说,依他个人分析:立法者相对小众,执法者、司法工作者也属于小众,而全民则为大众,相比而言,大众的问题难解决得多。

联想到领导干部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就不得不谈到领导干部率先守法。

“全民守法,先让我们的领导干部守起法来,先让我们的法治工作者守起法来,给社会做个表率、带个头,要做到不折不扣、符合法治意义上的守法。”辛鸣说。

辛鸣清楚,实现全民守法一定是个渐进、漫长的过程。

“虽然漫长,但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离目标更近,而不是更远。”辛鸣向记者明确表示,对于实现全民守法这一法治国家目标,他“充满信心”。（记者杜萌）